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真是热闹非凡,令人眼花缭乱又心绪难平。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总统——这是时隔60年后的又一次奇迹。难怪有共和党高层人士忿忿不平地抱怨: 60年前总统职位被偷走了一次,这次又被偷走了一次!

其实,就在16年前的2004年,美国总统职位就差点让天主教徒“偷走”一次。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格外令美国人揪心,它是克里与小布什的总统之争,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两党之争,更是一场“信仰之争”。

小布什是以雄辩著称的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人们经常从他口中听到上帝和《圣经》;克里是麻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一名地道的却稍显低调的天主教教徒。在美国这样一个宗教大国,信仰时常被作为决定政治人物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而选民们对政治和宗教的理解,对教派的感情倾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会把选票投给何人。

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2004年6月公布了他们对选民选举倾向的调查,其结果让人们大感意外。大多数自认为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倾向把选票投给信仰基督教的布什,同时,认为自己不那么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却倾向将选票投给克里。占天主教教徒绝大部分的,认为自己比较虔诚的天主教教徒里,47%的人支持布什,43%的人支持克里。

综合考察,反到是信仰基督教的布什赢得了大部分天主教徒选民的心。《时代》杂志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发现了大部分布什的支持者(占总支持人数的85%)都认为,是布什对信仰的虔诚打动了他们的心。

对信仰的虔诚度是大部分美国民众考量未来总统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不只是因为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对宗教的虔诚程度标明了一个人的修养”的情结,也不只是因为美国民众只愿意接受信仰某种教派的总统,更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能够体现他的政治风格。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威廉.巴奈特曾经指出: “信仰宗教越虔诚的人,在政治上就越保守。” 那些身处政界的人士更是赞同这种观点,至少有70%的共和党人和47%民主党人士认为,总统在制定政策时会受到他信仰的影响。

这次大选,对信仰的虔诚让布什在选举初期占了很大便宜,其支持率一度高达78%,将克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虽然后来由于其在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建设等问题上失分太多,布什最终仍然获得了44%选民的支持,领先于克里39%的选民票数。

2004年的大选,克里在三次电视辩论占优的情况下被布什翻盘,除了他是天主教徒的因素外,他在选举中的绅士风度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克里坚持正面选举,反对恶意中伤对手,希望大家拿出君子风度。但是,他似乎并不理解,不去攻击布什,他根本就没有竞选的理由。他也低估了布什和其老辣的顾问团的手腕。当克里公开呼吁布什尊重对手,停止负面选举,并把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一些攻击布什的言论删掉时,布什却向手下人交代: 我不会搞什么正面选举。我要把我的靴子踏在克里的脖子上!

布什这种“宜将胜勇追穷寇”的的作派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精神看似矛盾,实其是其宗教不宽容的一种表现而已。联想到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许多川粉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其一脉传承,令人惊醒。

华裔美国学者薛涌在其《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他(布什)是以少数票上台的弱势总统(指2000年大选他以比戈尔多537张选民票而获胜),行使权力却如世界之君,独断专行,毫不妥协,使总统的职位帝王化。他这四年,对美国的总统政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总统的权力,是否越来越接近君王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否正在使美国背弃自己的理想?

那么,布什凭借什么敢于这样为所欲为呢?薛涌在文章中指出:

众所周知,基督教福音派是布什背后最大的社会力量,把布什视为上帝的使者。福音派影响最大的电视牧师,曾和老布什竞争过198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伯逊,在谈到布什时曾说: “上帝祝福他,这是上天对皇帝的祝福。” 对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信徒来说,布什就是帝王!

然而,就是这位罗伯特,曾当面警告布什: “上帝告诉我那里(伊拉克)将有灾难和乱局。” 但布什根本听不进去。此时的罗伯特说: 布什是“我所见到的最为自以为是的人”。 “我警告他伊战的危险……试图对他说: “总统先生,你要让美国人民对可能的伤亡做好准备。” 他则说: “没事,我们不会有任何大不了的伤亡。”(事实是伊战十年美军阵亡约七千人)

罗伯特不仅是布什的支持者,也是伊战的支持者,但他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对伊战深为不满。他所揭示的,不过是一些民主党人早就谈论的布什的帝王习气。拜登(美国现任总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在伊战前,他去白宫对布什讲了许多自己的忧虑。但布什却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一切都会万无一失。拜登当时就追问: “总统先生,当你明明知道你不掌握事实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布什站起来,把手放在参议员的肩上说: “我的本能。” 当时屋里一片寂静,没有人敢说话。拜登摇摇头: “总统先生,光凭你的本能是不够的。”

布什凭信仰而非理性为政。他最著名的故事是,当记者问他伊战前是否和自己的父亲、曾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有所沟通时,他马上否认,并称他在向更高的权威(也就是上帝)请示。一位评论家指出,在伊战前,美国总统竟不和唯一一个打过伊战的前任沟通,这是最基本的失职。但在布什看来,他受命于天,不需要在这个世俗世界对任何人负责。

也正因为如此,布什的命令常常就是“天命”,谁要不听,就被踢开。前新泽西州女州长、布什的首任环境部长惠特曼在一次会议上,问总统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支持现行的政策。就凭这一点,她被指为不忠,最后被迫辞职。……

由此可见,布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以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真命天子”自居,一意孤行,俨然成了白宫里的帝王。当他决定攻打伊拉克,事先竟和鲍威尔国务卿没有任何讨论,只是通知了他自己的决定,让他对世界舆论照本宣科。接着,布什召来国会参众议员,要国会给他用兵的授权。当时布什走进来直接就说: “我要你们投票,我不会和你们辩论。” 当一位参议员开始问他问题时,布什马上重申: “”我不和你们辩论!”

布什的上述言行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新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而这一信条,也只有在布什这样自认为是被上帝加冕的帝王式总统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这种新保守主义在布什下台,奥巴马上台后一度失落式微,却又在特朗普执政后死灰复燃。那么,为什么共和党人执着地追求推行这种保守主义的理念呢?事情得从美国独立前说起。薛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一个章节阐述了这个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请看《上帝的召唤: 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的复兴》(略有删改):

2004年布什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媒体称为基督教的胜利。据盖洛普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的基督徒。他们之中,有78%投布什的票,21%投克里的票。实际上,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福音派和再生的基督徒就差不多占选民的同样比例,并且具有同样的投票倾向。可见,所谓基督教的胜利,所指的并不是本次大选的一时之得失,而是体现了美国政治中一个重要的、长期的趋向。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为什么这种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一党垄断?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种宏观的历史眼光。

美国是由清教徒为主创立的国家,特别是最初的许多移民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冒险渡过大西洋,寻求新的宗教乐土,因此他们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至今,宗教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特别的宗教狂热,即所谓“觉醒”时期,使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其他“正常时期”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觉醒”中,不同种类的宗教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感情宗教”常常压倒“理性宗教”,直接触发反智主义的兴起。不同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利用强大的宗教潮流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

布什显然利用了最近一次宗教“觉醒”中的反智主义力量,建立了他和草根社会强大的纽带联系。他的胜利,是反智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这种宗教反动,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主题,并且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

对照美国川粉和中国川粉,人们都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感情宗教”气氛浓厚,反智主义的表现十分明显,一股狂热的非理性言行咄咄逼人。为了理想罔顾现实,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真是有什么样的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追随者。这与其说是一种“觉醒”,倒不如说是一种痴迷。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表现还不如18世纪的美国先民。

第一次这样的宗教反动,大概要数18世纪上半期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强大影响。到1768年,殖民地已经有六所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和耶鲁大学(1701年)创立的原初目标,本来是培养神职人员。但在18世纪,这些学校开始培养律师、商人、医生和科学家。即使是神职人员,也受到启蒙主义的洗礼。在18世纪中期,所谓“理性的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小批追随者。这一自由主义教派认为,上帝不像卡尔文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生畏,只给一小部分精英的“选民”提供拯救。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通过理性,人类可以追随耶稣的道德训诫。

但是,这样的理性基督教并没有改变新大陆的信仰。当时,殖民地的白人只有一半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理解欧洲启蒙主义的哲学。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还是诉诸《圣经》的神性而非人类的理性来求得拯救。

所谓 “大觉醒”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在大西洋两岸,许多新教的神职人员视 “理性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并担心新大陆的教堂数量不足可能致使许多居民放弃基督教。这一恐惧,使许多英国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巡回传教。从1730年开始,他们的福音派教义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其手法是直接诉诸人的感情,把教堂变成了一个戏院,在传道时用戏剧化的肢体动作、眼泪和对地狱的恐怖描述来打动观众。许多善男信女被吓得浑身颤抖,绝望地哀叫: “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 这一高度戏剧化的表现打动了各阶层的人。人们纷纷涌入教堂,一些新教堂也纷纷拔地而起。

“大觉醒”反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虽然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充满了信心,但大多数民众面时独立战争前夜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一个天灾马上带来饥饿,海上贸易的中断会立即引起生存的恐慌,传染病可以轻易地把一个村子抹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上帝的惩罚”,人们有强烈的救赎的精神需要。“大觉醒”中的所谓“感情宗教”,也正是传统神职人员试图防止“理性宗教”侵夺自己的势力,利用这样的精神恐惧对启蒙主义精神进行的一个回击。不过,他们的煽动,也激化了教派林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冲突。为了争夺教徒,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用一群狗来扰乱竞争对手的传道。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虽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可以用希腊文读柏拉图,用拉丁文读西塞罗,并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因此,“大觉醒”的一个后果,就是促使他们把新的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大震动。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爆发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使《圣经》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天赋人权,反对暴政”的思想在北美人民中广泛传播,很快就得到了人们的响应。不同的殖民地人民因共同的背景和遭遇产生共鸣,改变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整合成一个团结的集体。

这次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又被称为“大觉醒”。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狂热的表现,有其负面影响,但它让美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建立《圣经》所倡导的共和政府体制的决心。每一个饱受殖民压迫的美国人都为这一体制中的“人民拥有神所赐的神圣权利,政府没有权力压制人民”的内涵所鼓舞。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还主动将这一理念在平民中宣传,告诉他们哪些本是为他们所有却被统治者剥夺了的、应该夺回来的权利。

这次“大觉醒”虽然是“感情宗教”的一次泛滥,但当时的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后来的美国建国功臣们,在“大觉醒”发生之前大多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很好地将启蒙主义主张的“理性”和宗教大复兴中的“理性宗教”相结合,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建国设想。这是一种“理性宗教”的表现,避免了运动向盲目的宗教狂热的方向发展,指明了斗争的具体目标,为美国独立运动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反观中国川粉,居然有人公开主张废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确立国教的条款,在美国实行政教合一。到了如此狂妄至极的地步,离精神上的彻底破产也就不远了。

接着看所谓的第三次“大觉醒”:

宗教运动最早影响到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的,还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南北战争后,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迅速崛起,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这时,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盟友,开始意识到这一镀金时代已经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于是,他们开始通过尝试一些新的领域,如社会工作,或通过教育、新闻来改造社会。像约翰.杜威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或医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一些州的地方政治家也开始支持他们的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集中在改善成人教育、公共健康和吸收新移民方面。接着又提出“煤气与水的社会主义”,要求垄断这些资源的大公司为社会提供公道的价格。同时,新闻记者们开始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不惜破坏环境、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而牟取暴利。1901年上台的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运动一边,推动制定了反托拉斯法,管制铁路经营,建立食品和药品的卫生标准,保护公共土地不受私人企业的掠夺,约束不道德的经济扩张。老罗斯福1909年下台后,其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塔夫脱背离了他的理想向右转。于是老罗斯福组织成美国进步党再次参加总统选举,引起共和党的分裂,结果使民主党人伍罗德.威尔逊于1913年入主白宫。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第三次“大觉醒”。因为其领袖有许多是神职人员或来自神职人员的家庭。进步主义运动试图改变的,是大企业和金融集团通过政治分肥而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格局,打破大资本家对社会的主宰,使权力回归中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化政府功能,使权力中心由地方向州政府进而向联邦政府过渡。同时,他们致力于维护社会下层的利益,扶助在工业化过程中失位的阶层,为后来的“新政”和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更由于妇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妇女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并于1920年获得了普选权(此时美国建国已有144年)。杜威等知识分子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对死记硬背的老式道德说教(可见百多年前美国也是填鸭式教育),主张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威为中心,乃至许多家长指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缺乏纪律、娇惯孩子(如果现在中国小学生没有家庭作业,家长肯定会闹事)。一些知识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学者、医生、记者等)通过推动这一运动,试图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之上建立一个超然的权威,抑制某一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

随着1920年代末美国经济大肃条的到来,代表大企业和金融利益的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的主宰崩解。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倡导新政,联邦政府迅速扩张。进步主义的许多理念,通过新崛起的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得到发展和实现。这一趋势,到1960年代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而达到高峰。从1933年到1969年这36年间,除了温和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了八年总统外,白宫全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美国由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进行政治分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精英管理的温和福利社会。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4年,投票税被取消;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废止了投票的识字测验;1971年,选举投票年龄被降低到18岁(原为21岁)。以美国南方为例,从1940年到1969年,黑人的选民登记率从5%上升到66%;白人的选民登记率从15%上升到83%。

看到以上事实,我有点哭笑不得: 多年来中共一直骂美国社会如何不公正不平等,但是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是美国的统治阶层(特别是民主党人)一直在努力消除一些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并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效。谁曾想,现在却有一些中国的民主斗士又跳出来指责美国变“左”了,应该回到正确的右倾保守主义道路上去。所以,他们对川普顶礼膜拜,对拜登深恶痛绝。

可是,开历史倒车的人能得逞吗?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月24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