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代表人物其主张是有差异的，但有其共同点：反对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人权;尊重宪法，给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主张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爱俄罗斯这个祖国。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一步一步地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后来逐步巩固与发展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它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也是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因。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中的外来语(Диссидент)，意为“脱离国教的人”。有人认为，译为“异议者”更为确切。后来不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西方，把各种对苏联制度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但苏联官方则称为“反社会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从广义上讲，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不同意现行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
在苏联从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发展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重要的特有的现象，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都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但都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我们之所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是因为：
一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从较为隐蔽的秘密活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集会与游行。
二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论在形成的各种形式社会组织还是在人数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据苏联克格勃的统计，1967年有502个被官方定的反苏组织，有2196名参加者;1968年分别有625个反苏组织与2870名参加者;1969年分别有733个反苏组织与3130个参加者;1970年分别有 709个反苏组织与3102名参加者。1967—1971年共出现了3096个被认为是“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参加这些团体的有13602人。从1967—1974年克格勃就发现了4408个地下秘密组织。
三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各种方式自行出版的出版物大量增加，揭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是在“不同政见者”影响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夜间人”与“厨房政治”的现象日益普遍起来。这些人并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他们十分有兴趣地阅读各种地下刊物，“夜间人”表现为双重人格，他们白天上班所说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回到家与家人或朋友在厨房谈的是另一套，抨击各种社会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与幽默，这种“夜间人”现象，明显地反映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状况——内心不同意意识形态方针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却对现实认同或容忍，当时人们不得不采取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夜间人”现象，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缘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呢?
一、国内因素
首先，最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向斯大林体制回归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苏联著名政论家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他指出：“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还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进行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1970年在斯大林墓为他建立半身雕塑像。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次大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捅了一下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错误乃至罪行，应该说这对推动苏联历史进步并为推行改革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样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如当有不满时，“不同政见者”也就在反对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旗帜下展开了种种活动。
其次，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反对个人崇拜，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组织人代为撰写的、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苏联新闻媒体在报导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做报告的情景时写道，在他报告的过程中，被74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勃列日涅夫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种种恶劣行为，不仅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竭力反对苏联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实行专制主义的结果。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出版领域特别严格控制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被视为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的作品，特别是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这是绝不许问世的;二是那些遵循苏共二十大路线批判斯大林的作品，同样经常遭到查禁与删改。
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作品。据当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回忆，1969年，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萨德科夫出版了《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一书，从书名来看就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的全面协调、和谐、统一等思想是不一致的。检查机关发现了，这时“莫斯科传来了信号：狠批。于是5月13日举行了边疆区党委会，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Ф.Б.萨德科夫书中的严重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的确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批判会。我们的主要‘思想家’利霍塔要求将其开除出党……我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萨德科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宣布撤销其教研室主任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对一些重要报纸规定报道选题、报道重点，对要求发表的有关重要文章需向苏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记者到国外采访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都要经过审批同意，报刊连改变纸型等亦要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关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真理报》，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直接由他指挥。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增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于1966年5月，把赫鲁晓夫在1962年由联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教育与学校部和文化部三个部门合并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撤销，又重新分成三个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学校部，并把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职能与管辖权划归苏共中央书记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苏共中央宣传部在控制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该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纸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与办公厅。十分明显，这13个局几乎监管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部领域。谈到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机构，不能不提及克格勃第五局。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用日益凸现。克格勃就其性质来讲是安全机关，但它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决定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做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
可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像灭火队一样把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某些“解冻”与活跃的气氛扑灭了，这引起了文艺界、理论界的强烈不满，为了争得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不起来斗争与反抗，斗争与反抗又遭到镇压，结果是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在某个时候由于受到高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削弱了，但始终消灭不了，在某个时期还得到发展。我们可以从该运动发展的简要过程中看到这一点。
最早的起因是因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先后在1959年与1961年在西方发表自己讽刺斯大林的文学作品。这两人于1965年9月遭逮捕，分别判处7年与5年的强迫劳动。此事发生后，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几百名青年学生与知识界人士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克格勃抓走20多人，40多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可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端。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普希金广场差不多都有人要求保障实现苏联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到60年代后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如1970年11月萨哈罗夫等三名著名物理学家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时地下刊物大量出现，如《播种者》《时事纪事》与《政治日记》等广泛流传。1964年麦德维杰夫写成《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初稿，虽不允许公开出版，但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在西方出版。这是一部作者花了 10年时间在收集大量史料基础上深刻揭示斯大林主义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一本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1962年被允许出版，引起了苏联社会的轰动。但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此书出版表示不能容忍，提出要追查出版此书的责任者，苏联开始批判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后来在苏联不再允许出版了。
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与索尔仁尼琴，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三人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派别与思想。萨哈罗夫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派，主张尊重法律与保护人权;麦德维杰夫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派，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的著作主要是集中批判斯大林模式;索尔仁尼琴被称为新斯拉夫派，他是“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他对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进行深刻的揭露，但他崇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他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主张建立俄国式的专制制度，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无穷无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予该年文学奖的颁奖词时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普遍认为，这一段话反映了索尔仁尼琴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本人的基本思想。他这次由于苏联政府的阻挠未能前往瑞典参加授奖典礼。
尽管以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三位代表人物其主张是有差异的，但有其共同点：反对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人权;尊重宪法，给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主张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爱俄罗斯这个祖国。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出现的向斯大林体制回归政策与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等领域存在严重问题的强烈不满，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
二、国际因素
这里不能不提及1968年侵捷与1979年侵阿富汗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影响。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扼杀了这个国家为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亦使苏联的改革向后退缩，同时还导致苏联国内不少知识界人士对苏共与苏联政府的不满，引起了“持不同政见者”对侵捷事件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着“不许沾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可耻”等标语口号。俄罗斯学者认为侵捷是苏联的一次“政治道德失败”，对此，索尔仁尼琴指出，一个作家“应当对他的祖国或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他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裹在作家的脸上”。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少“持不同政见者”谴责与抗议苏联对别国的侵略行径，萨哈罗夫表示：“如果对祖国的爱国主义反对了对人类的爱，那么他宁愿放弃爱国主义。”1980年7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达吉扬娜·玛莫诺娃发动了反战签名运动。10月16日，7900名西方科学家为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科学家，宣布中止同苏联的科学交流活动。
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它对苏联剧变所产生的影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最终的失败，不论苏联军队还是苏联这个国家的形象都是一落千丈，并且还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截至1980年年底，苏军死于阿富汗战争中的官兵达11000余人，在这一战争期间每昼夜苏联平均的耗费为：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苏联决定从1985年5月至1989年2月期间撤回驻阿富汗的100300名苏军，这一期间，由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决定的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沉重负担，亦成为促进苏联最后剧变的一个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通常采取各种强硬的镇压办法，如逮捕、判刑、驱逐出境、流放、软禁、剥夺苏联国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禁止出国、禁止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1974年2月，苏联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于2月13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1980年逮捕萨哈罗夫，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实行“准监禁”;麦德维杰夫多次被抄家，日常活动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监控，失去了自由，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了对他的监控;苏联政府对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达吉扬娜·玛莫诺娃的处置提出两种方案：服无期徒刑或离开苏联。用这种威胁的办法迫使她离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除了采取上述镇压办法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那就是把“持不同政见者”说成是精神病患者并关进疯人院。据苏联国内不完全的统计，这类被关押过的“精神病人”，不会少于500人。这种把健康的自由思考的正常人关进疯人院的做法，是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践踏，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