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多塞的法国道路最后终究输给了孟德斯鸠的英国模式。这一事实似乎提醒我们,长远看一个日益开放且赋予人们更多退出自由的制度更有助于民主的转型。当然,对于民主转型而言,退出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说起《诗经》中的政治抗议,“硕鼠”篇可谓“怨刺上政”的代表。记得中学语文老师说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贪婪和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但是转念一想,压迫如此深重,劳动人民也只是对统治者一再苦劝(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最后祭出的杀手锏也不过是“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逃亡而已,丝毫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勇气,与后来的陈胜吴广怎可同日而语?要是黑格尔读到这首诗,更会拍案而起:屈服于怕死的动物本能不敢为尊严和荣誉而战,即使侥幸逃脱寻到乐土,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不自由的奴隶!对喜欢上纲上线的黑格尔我们当然可以暂且不予理会,但对于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而言,去国离乡确实与“流离失所”、“叛祖离宗”撇不开干系。照此讲,“硕鼠”岂不是一份逃跑主义的宣言书,甚至要承受家国离恨和背叛之名,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呢?

或许有人会说,从孔子的“乱邦不居”、“无道则隐”到陶渊明向往的“桃花源”,中国人骨子里一直有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主脉。此种文化基因绵延上千年,自有其延续的道理。若按现代人的视角看,于个人而言,退出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理性选择;于群体而言,退出不失为一条“用脚投票”重建共同体的捷径;于社会而言,退出暗含的“温良恭俭让”更是“告别革命”的一剂良药。

面对压迫,到底是应该远遁他乡还是奋起反抗,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看来一时难以作答。不过在中学语文老师那里,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即使退出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乐土在现实中也是无处可寻,那只是被压迫人民的幻想罢了。这种观点似乎很符合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如今垄断暴力机器的民族国家无远弗届,连一寸不毛之地都被赋予了不可侵犯的神圣含义,通过自由迁徙重建乐土确实几无可能。不过如福山所说,早期国家的形成史告诉我们,在人口稀少、地理条件适合迁徙的地区,远古初民倒是有这种便利:面对征服和压迫,弱小的部落或个人可以随时逃跑。而像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退出的可能,争斗的结局必然会产生主人-奴隶的统治关系。因此按当时的情形,对比反抗带来的风险,逃跑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弱者的武器。由此看,远古初民的“用脚投票”更像一种基于成本收益核算的理性选择,与文化倾向似乎关系不大。卢梭就曾说过:

野蛮人饱餐之后,与整个自然无争,和所有他的同类,都相安无事。有时即便为食物发生争执,他总是先把战胜对方的困难和到别处另寻食物的困难加以比较,然后才与人搏斗;并且,由于这种搏斗并不掺杂有任何自尊心,因此最多也不过是对打几拳就告结束。战胜者吃了食物,战败者到别的地方去另找机会,一切便都平息了。

设想所有的被压迫者都有逃离的意愿和空间,这种“各美其美”、“用脚投票”的退出甚至可以将政治压迫消解于无形。当然这毕竟是理想,但即使在现实的语境里,被压迫者的退出所造成的压力也可能逼迫统治者减轻政治压榨,或许“硕鼠”中发出退出威胁的初民已然深谙此道了。因此,虽然我们仍可能在个体的退出行为是否理性、道德、甚至自由上争论不已,但对于政治理论而言,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莫如是:退出对于一国政治压迫的减轻及走向民主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

不过这一问题因为后来的情势演变一度变得无关紧要了。随着人口增加、战争威胁等因素导致的国家规模和数量的日渐扩大,以及卢梭哀叹的被自尊心败坏的社会人的出现,人们以退出的方式解决争斗的空间和意愿都渐趋消失。相应的,一般的政治社会理论基本上都假定其论述的共同体成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某个固定边界之内,当然就更不会去深究退出机制对于一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了。例如,在研究社会抗争的理论大师查尔斯·蒂利眼里,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推动历史进步和民主转型,而即使在斯科特开出的“弱者的武器”清单里,退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退出空间和意愿的再度改变,要等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相伴随的消费主义的传播。如今人员、资本的跨国界流动越来越频繁,渴慕西方更舒适的现代生活的移民在有些非西方国家甚至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退出自然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目前有关全球化和移民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这种跨国界流动对于接受国和移民群体自身的影响,即使涉及输出国,也多是考察其与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至于专门研究政治转型的民主化理论,其研究取向也是偏重于分析国内因素,如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精英的战略选择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即便涉及到国际因素,也主要是侧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外国的军事干预等角度,对退出问题也是关注甚少。

有意思的是,与政治学的普遍忽视相比,经济学家倒是对退出非常敏感。在他们看来,与投票、街头抗争这些政治领域常见的需要集体协作的行为模式不同,退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选择的市场机制,不存在收益外溢,因而能够避免搭便车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正如消费者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退出与购买最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退出引发的竞争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自动达致一个最佳的结果。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尝试将退出机制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蒂伯特的“用脚投票”和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即是其中的典型。

当然,对退出问题的研究最为深入且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德裔经济学家赫希曼。1970年,赫希曼在其成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首次深入探讨了退出与呼吁这两种分属于传统的市场和政治领域的机制。在他看来,当企业或组织面临衰退时,不满的消费者或成员可以有退出或呼吁两种选择:要么不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或退出该组织,要么在不退出的同时发出呼吁以改变现状。人们最终选择以哪一种方式表达不满取决于对成本收益的计算。一般而言,呼吁费时费力且通常因需要集体协作而难免搭便车的困扰,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个人性的退出。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鼓励退出、贬低呼吁的原因。不过颇堪玩味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却对退出的效果表示怀疑,反而主张应尽量发挥呼吁机制的作用。在他看来,退出与呼吁往往是此消彼长,甚至有时候退出会通过压制呼吁让衰退的组织得以维续。赫希曼以效率低下的尼日利亚国有铁路公司为例,认为正是因为还存在其他替代选择,那些本来最敏感也最有力量的消费者选择了退出而不是表达呼吁,使该公司能长期维持低效的运转。

与此类似,赫希曼发现,若存在退出的机会,因为惧怕呼吁可能带来的危险,那些对威权体制最不满且最有潜力改变现状的民众却最有可能选择移民,这显然会大大削弱国内要求改变的呼声,从而延缓民主化的进程。赫希曼还进一步指出,明乎其中奥秘的统治者恰恰最善于使用这种手段。例如据他的观察,东德社会抗争的规模之所以远不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东欧国家,主要是因为东德政府曾有意识的通过流放异见人士和纵容普通民众逃往西德来减轻国内的民主化压力。虽然1961年东德筑起了柏林墙,使其成为坚决镇压翻墙逃亡的象征,也导致了以各种方式前往西德的人数从年平均约20万人锐减到每年2万人左右,但考虑到东德本身的人口以及向往西德的潜在退出人群的规模,还有政府依然控制退出的节奏和人选(如每年流放1300名左右的政治异见人士),退出至少在1949至1988年期间对于东德政权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赫希曼的这一发现还可以找到更多可以印证的案例。包括赫希曼在内的一些学者注意到19世纪欧洲向美洲的大规模移民,与政府有意输出宗教上的异见分子、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类激进主义分子有关,而基于经济原因的普通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有助于消解工人运动的激进色彩,这都在某种程度上使退出成为一种安全阀,缓解了当时政府面临的民主化压力。亨廷顿也发现,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往往通过让异议人士流亡海外来建立新的同质性共同体,例如北越政权就在1954年至1955年期间让90万主要是天主教徒的难民出走南越。

对于退出机制的娴熟运用的典型案例或许来自于古巴。据统计,从1959年古巴建政以来共有四波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主要是去美国尤其是迈阿密),每次都是古巴政府掌握主动权。例如在1965年的9月28日,为缓解国内的压力,卡斯特罗一反常态主动写信给流亡美国的古巴异见人士,盛情邀请他们驾船将国内的亲戚接去美国团圆。一向谴责古巴限制公民自由迁徙的美国政府起初尚未意识到背后的玄机。1965年约翰逊总统还信心满满的说:“我向古巴人民宣布:那些寻求美国避难的人将在美国找到避难所,为被压迫者提供避难所是美国的传统……一个国家的许多公民自愿选择离开生养他们的祖国而奔赴美国,追求更有希望的生活的行为,充分证明了该国政权的失败。”但是美国随后发现,大量接受古巴难民的后果是,不仅给自己造成了很大麻烦,如里面夹杂了不少的犯罪分子,对古巴难民的特别优待甚至引起了美国国内黑人群体的抗议,而且帮助缓解了古巴政府的压力。卡斯特罗后来说:那些去美国的都是反动分子、无业游民和社会渣滓,剩下的都是坚强的人民。通过几次有意的边界开放,古巴总计约有上百万人超过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民众移民海外。人口的减少使古巴短缺经济的问题得以缓解,最可能挑战体制的“刺头们”的出走更是减轻了来自社会的抗议。这些始料未及的后果最终迫使美国同古巴政府签订合作协议限制移民的规模。

赫希曼的分析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民主化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命题:如一个对外开放的威权国家会加速其向民主的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等。但是开放带来的退出机会和全球化暗含的消费主义的传播也可能造就“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一代中产阶级。他们已无心恋战,怀着终将“适彼乐土”的期待,为自己和后代的未来埋头打拼,不再成为推动本国政治进步的中坚力量。近年来俄罗斯、津巴布韦等国家的移民潮更是在进一步提醒我们,威权体制的韧性与对外开放有着另外一种隐秘的关联。

赫希曼被许多人誉为当代最有想象力、洞察力和原创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提出的退出与呼吁的分析框架的思想穿透力,毋庸讳言。不过思想前沿也可能暗含体系不周的短板。《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出版后不久,布莱恩·巴里就指出,赫希曼的理论模型简洁且适用广泛,但同时也因为过于简洁而忽视了其中更为复杂的机制。例如,退出与呼吁是否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限制退出一定能增强呼吁吗?反过来,退出必定导致对呼吁的压制?

对于这些问题,赫希曼表现的还算谨慎,并没有给出完全肯定的回答,但确实又让人感到他对退出过度警惕,对于呼吁可能的困境又过于忽视了。即使在别处他提到了不同的观点甚至给出了颠覆性的修正,也没有进一步去理清其中的逻辑。包括巴里在内的一些学者批评赫希曼忽视呼吁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政治压迫下的呼吁风险很大,集体行动更容易受到搭便车的影响,因此退出机会的断绝并不意味着呼声的提高,反倒可能彰显了政府镇压反抗的意志或能力。而更重要的是,以退出为后盾发出的呼吁往往更有份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赫希曼后来也意识到之前过于忽视了退出的价值,尝试讨论其对于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不过真正让其颠覆之前的看法,还要等到二十多年后对东德民主化的观察。他发现,东德1989年发生的柏林墙倒塌事件表明大规模的退出最终带来了强大的公民抗争,在这里退出与呼吁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了东德的民主进程。赫希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原先私人性的退出行为受到某些事件的激化演变成为公共性的退出,进而引发了广泛的公共呼吁运动。例如匈牙利决定拆除与奥地利之间边界线上的铁丝网,允许东德人以旅游者的身份通过奥地利前往西德,导致东德人的退出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刺激了大规模的退出行动;而随后为了显示是自己主动把叛逃者驱逐出境,东德政府要求载有1.4万名滞留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东德旅游者的火车必须经过东德,该行动却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大批想逃往西德的东德人事先到达火车的必经之地德雷斯顿,这种聚集使原先偷偷摸摸的各自行动的退出行为演变成带有公共性的集体行动,进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呼吁行动。

赫希曼承认东德的案例某种程度上推翻了自己之前预设的私人退出与公共呼吁之间的对立关系。他认为当退出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使其成为一种公开的集体行动,政府的无能和合法性的危机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显然大大降低了进行呼吁的风险,同时集体聚集本身建构了临时性的组织网络从而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最终激发出大规模的公共呼吁。

东德的案例虽有其特殊性,如国家规模不大且面临民族统一的压力,但从中可以看到退出对于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通过暴露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退出增强了人们的呼吁意愿。当然,退出其实还存在其他发挥作用的机制。例如人力和资本的流失阻碍了统治者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这不仅从长远看有助于瓦解威权政府的统治能力,而且迫使其必须回应有退出能力的民众的呼声。有研究表明,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最终丧失权力,部分是因为墨西哥的大规模移民导致其无法继续使用再分配的手段安抚民众。当然,用脚投票的成本毕竟不小,在全球化时代,另一种退出形式即资本和财富的流动对一国政治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早在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犹太人发明了汇票。这个方法使得贸易能够避免暴行,并且能够在各地维持下去。最富裕的商人的财产都看不见了,又可以寄送到各地去,什么地方都不留痕迹……因此,随着贸易的破坏而来的一切不幸是由于繁琐哲学家们的空论;君主们的贪婪反而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建立,使得贸易多少脱离了君主们的权力的支配。从这时起,君主们的治国便要比他们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明智些,因为肆行威权结局总是笨拙的。经验证明,政府除了仁厚而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带来繁荣”。

这种资本的退出对于专断政府的约束作用也得到了查尔斯·蒂利等人的进一步验证。蒂利就发现战争导致的征税需要加快了欧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则进一步指出,因为政府对流动性差的土地最容易征税,统治者不需改善治理就可以轻松汲取资源,农业社会的民主进程相对而言更为艰难。如果说这里强调的是被统治者的退出对于民主化的影响,鲍什则在其著作《民主与再分配》中从权贵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资本退出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面对民主化的压力,全球化时代的资产流动使富人更可能接受民主而不是选择镇压,因为他们不用惧怕穷人会利用民主的再分配机制瓜分其财产;而资产不能退出的富人更倾向于选择镇压,结果要么是继续维持威权体制,要么被暴力的革命推翻。在鲍什看来,雅典与斯巴达,西欧与中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与资产的流动性很有关系。

鲍什还进一步提醒,将退出这一因素引入,可以丰富和修正既有的民主化理论。例如很多人都相信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但是像英美这些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并不高;与之相对照的是,有些人均收入已经很不错的国家却迟迟未能迈入民主。对此鲍什解释说,早期民主化的国家当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资产的流动性已经初具规模,而富裕的威权国家多是因为其财富来自土地、石油、矿产这些不可流动的资源,资产的不能退出使富人倾向于维持高压统治,其民主进程也将更为曲折。

同样,关于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关联,人们发现亨廷顿描述的三波民主化浪潮恰恰对应于全球化的三次高潮。鲍什认为这是因为全球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人员、资本的高度流动。虽然他也承认,全球化在引发民主化浪潮的同时,也因为赋予资本所有者更大的发言权以及对民主国家再分配能力的限制而可能导致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不满。不过在他看来,即使退出对于民主巩固可能造成威胁,也无法推翻此前关于退出推动民主化的判断,因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本就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

最后,人们发现国家的规模与民主化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紧密的联系。在那些人口小于一百万的国家,民主有着显著的发生几率,这似乎是在印证孟德斯鸠“大国容易实行专制”的判断。戴蒙德认为这一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在鲍什看来,规模越大的国家退出的成本越高,实现民主的几率自然更低。

总的来说,关于退出是否有助于推动民主转型,主要存在两派观点:一派以早期的赫希曼为代表,更注重退出对呼吁的压制;另一派以鲍什为代表,呼唤更多的退出机会和更自由的全球化,以推动民主的转型。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观点的对垒早在启蒙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盛赞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于改善政府治理的作用时,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和孔多塞却在抨击可以自由流动的商人对国家造成的伤害,认为他们是祖国的陌生人,因为“不同阶级对社会的普遍幸福的兴趣实际上是与他们变换祖国的便利成反比的”;而那些“土地所有者比其余的人更关注国家,因为他们无法离开,他们希望在良好的法律下被统治。”

孔多塞的法国道路最后终究输给了孟德斯鸠的英国模式。这一事实似乎提醒我们,长远看一个日益开放且赋予人们更多退出自由的制度更有助于民主的转型。当然,对于民主转型而言,退出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阶段退出对某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变迁将发挥何种影响,还需结合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辨明。总之,退出是助纣为虐的工具,弱者的武器,还是强者的利器,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选择,国家的应对以及客观的情境所形成的合力。这当然是一个尚未完结但值得继续深思的大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正面临退出问题的困扰处于转型关头的民族。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赫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2014年;鲍什:《民主与再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来源:《读书》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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