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在对待越南问题上,保持了与艾森豪威尔一致的立场,继续支持南越吴庭艳政府。这时,许多白宫人士要求增派军队去越南,同时派遣空军轰炸北越。肯尼迪只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去南越,但他对美国直接承担军事义务的建议犹豫不决。他说,越南战争只有让越南人自己来打,才能取得胜利。

但是,1961年12月,他下令逐步加强美国在南越的兵力,还批准突袭北越的军事基地。在肯尼迪当政期间,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从1000人增加到16000人。但是,肯尼迪仍然拒绝派遣战斗部队去南越。1963年9月2日,肯尼迪对记者说: “我认为,除非(南越)政府作出更大努力去赢得人民的支持……否则那里的战争是肯定赢不了的。” 肯尼迪的顾问向他报告说,吴庭艳的高压政策实行得越来越疯狂,很不得人心,到了必须更换的时候了。肯尼迪意识到情况危急,决定强硬地对付吴庭艳。1963年11月1日,杨文明将军发动政变干掉了吴庭艳。

干掉吴庭艳并没有使南越政局稳定,接下来的18个月中南越政府像旋传门似的不断变换。此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开始兴起。62名知名人士发表了致肯尼迪的公开信,要求肯尼迪“停止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要求召开国际会议来寻求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肯尼迪的几个助手后来说,肯尼迪打算在196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后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卷入。他在被刺杀前一个多月时说: “归根到底,这是他们的战争。打赢打败都是他们自自己的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军事顾问到他们那里,但他们得打胜它,因为越南人民反对共产主义。” 矛盾的是他一方面避免深深卷入南越,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在南越无法挽回的失败。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在演说中声称: “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可能是痛苦的、冒险的和代价很高的,今天在东南亚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对这样的考验不敢厌倦懈怠。”

现在,有人仍在议论如果肯尼迪没有死,他是否会增兵越南;甚至有人认为,肯尼迪之死与他准备从越南退却和缓和冷战局面的政策有关。

1962年的一天,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在国民警卫队的保护下在过去专收白人学生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上学。州长罗斯.巴尼特企图禁止他入学,引起街头发生暴动,两人被杀,许多人受伤。1963年,亚拉巴马州发生同类事件。州长乔治.华莱士挑衅地站在州立大学门口,企图禁止两名黑人学生入学,未获成功。同时,白人种族主义团体“自由骑士”在南方各地活动,要求公共机构实行种族隔离。1963年4月,当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抗议种族隔离时,发生了暴力事件。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率领20万名和平示威者发起了“向华盛顿自由进军”。肯尼迪政府答应了黑人的民权要求,采取了行政措施、立法手段和道义上的指导。

肯尼迪在1962年下令对联邦政府拥有产权、进行管理或给予财政资助的住宅取消种族歧视,成立了同等就业机会总统委员会,并任命许多黑人到重要的联邦职务上任职。肯尼迪的立法纲领号召公共设施取消种族隔离,给司法部长以更大的权力制止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肯尼迪在1963年6月的一次电视演讲中说到种族问题时,要求美国人民要生活得无愧于美国的理想,坚持《圣经》中推己及人的“金箴”。他向观众问道:

如果一个美国人,只因为他的皮肤是黑的就不能去公共餐厅吃饭;如果他不能把孩子送到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公立学校;如果他不能投票选举代表他的政府官员;如果他不能享受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要求的丰富和自由的生活。那么,我们之中谁甘心情愿变成他那样的肤色,来忍受这一切呢?

我们到处宣传自由,我们要求自由,我们珍惜我们在这里获得的自由。可是,我们难道能够对世界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彼此说,我们这里是一块自由的国土,但是没有黑人的份儿;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少数民族聚居区,没有主子民族,但是黑人在外吗?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最忌讳的一个错误是对弱势群体的漠不关心,傲慢无礼。民主党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这样赞扬肯尼迪: “他当总统时为每一个人美国人争取到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一点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总统。他反对任何种类的种族歧视。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出粗鄙的迹印。如果我们能够从约翰.肯尼迪的一生中找出最好的教训,这就是宽容、良心、勇敢和同情。”

1961年5月,肯尼迪宣布,在这10年的末尾,美国要把人类送上月球。在肯尼迪任期中,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制定了水星计划,研究超重发射、空间失重和宇航员重返大气层的问题。1961年5月,小阿兰·谢泼德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1962年2月,约翰·格林成为在空间轨道运行的第一个美国人。

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达成协议,同意结束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地下核试验虽然还允许继续进行,但是,空中核爆炸的停止大大降低了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一百多个国家批准了这个条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法国没有批准。肯尼迪在10月份签署条约时说: “今天,危险少了一点,希望大了一点。我们第一次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这个(核)时代的危险。”

1962年8月31日,肯尼迪的办公桌上摆了一批摄自古巴的军事情报照片: 地对空导弹、配备导弹的军舰和大量的军人。9月18日,中央情报局收到在古巴的一名特工人员发出的绝密报告,证实在首都哈瓦那西南约80公里的一个地方,有苏联人建起的弹道导弹发射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的一个农场,他们正进行与导弹有关的施工。

10月9日,肯尼迪批准了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西南部进行一次侦察。10月14日,U2飞机出动并拍摄了该地区的一些景物。经过分析,美国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发现了第一个苏联中程导弹基地,从此揭开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序幕。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外林区的一座小山上,SS–4弹道导弹分布在两个发射场上。这种导弹射程近二千公里,可以打到华盛顿,并可携带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另外,这一情报还得到了来自苏联克格勃高级特工奥利格.潘科夫斯基的证实。美方从他手中获得了苏联军方最高层的战略情报。10月16日,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把上述情况告诉了肯尼迪,肯尼迪随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到空袭和封锁这两个方案上。开始肯尼迪和一些人都主张空袭,让美国飞机迅速地炸毁苏联的导弹基地。但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肯尼迪通过对事态的冷静分析,得出封锁的方案可以避免战争,并将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使赫鲁晓夫有时间重新考虑他的行动。如果封锁起作用,苏联将撤走导弹;反之,美国仍然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肯尼迪决定对古巴采取封锁方案。
10月22日晚7时,肯尼迪来到演播室,对美国公民发表电视讲话:

同胞们,晚上好。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情况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的进攻性导弹基地。这些基地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

他说美国的“坚定目标”是要消除这种对南北美洲的威胁。然后他提出了初步的措施: 对一切正在运往古巴的进攻胜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加强对古巴本地区的监视。他宣布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攻击,美国有权向苏联进行全面报复性的回击。任何企图闯过封锁的船只,都将被美军击沉。政府必要时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肯尼迪在讲话中对古巴人民表示出美国的诚意和希望:

这些新式武器并不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它对你们的和平和福利也没有什么好处。它只能破坏你们的和平和幸福。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使你们遭受痛苦,也不希望将任何制度强加在你们头上。我们知道,你们的生命和土地正在被那些剥夺了你们自由的人当作牺牲品。

古巴人民过去已经多次起来推翻了蹂躏他们自由的暴政。我毫不怀疑,大部分古巴人今天期望着有一天他们将真正的自由——摆脱外国的控制,有选择自己领袖的自由,有选择自己制度的自由,有拥有自己土地的自由,有在没有恐惧或遭到处分的情况下说话、写作和信仰的自由。那时,古巴将被欢迎回到自由国家的社会中。

最后,肯尼迪向美国人民表示了美国政府的坚强决心:

公民同胞们,谁也不要怀疑,这是我们已经开始的一种困难和危险的努力。谁也不能确切地预言这将走向何方,或是将带来什么代价或伤亡。今后的岁月是作出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岁月;我们的意志和忍耐都将受到考验的岁月;许多威胁和谴责将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危险的岁月。但是最大的危险是无所行动。

像所有的道路一样,我们目前所选择的道路充满了危险。但这是最合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勇气,最合乎我们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的一条道路。自由的代价一直是高昂的,但是美国人向来为此付出代价。投降或屈服的道路是我们永远也不会选择的道路。

我们的目的不是推行强权,而是申张正义;不是牺牲自由的和平,而是在本半球——我们希望——在整个世界实现和平与自由。上帝的意旨: 这个目标将会实现。

最后,肯尼迪总统宣布实行“最严格的检查制度,目的在于阻止向古巴运送任何进攻性武器。一切船只,不管什么国籍,也不管从哪里驶出,一经发现船上载有进攻性武器,都将命令其停止行进,原路返回。必要时这种封锁将扩大到其他的货运和船只。”

但是,赫鲁晓夫指示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不要服从美国海军的停航命令;并且宣告,任何对苏联船只的干涉行动都将迫使他们采取必要和相应的措施。

对古巴的封锁10月24日开始。当天,两艘苏联船只在一艘潜艇的护航下,在距离肯尼迪在大西洋中划出的一条线几海里的地方,掉头而去。肯尼迪命令美军切勿轻举妄动,对于除装载军事装备以外的船只经检查后放行。

接着,肯尼迪命令国务院着手拟定在古巴建立一个文官政府的计划,以备入侵和占领古巴。

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如果战争果真爆发了,那么,这场战争将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制止的,因为战争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要发展到辗碎许多城市和乡村,到处播下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后才会结束。

赫鲁晓夫说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美国总统作出保证,决不参与进攻古巴并解除封锁,那么撤除古巴的导弹基地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肯尼迪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

10月28日,赫鲁晓夫通过电台广播了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

苏联政府除了以前已下达的在武器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在下令拆除您所称为的进攻性武器,并将它们运回苏联。

我对您10月27日信中所作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这个声明说不会进攻和入侵古巴,不仅美国方面不会这样做,而且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会这样做。既然如此,促使我们对古巴给予这种性质援助的动机也就不存在了。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肯尼迪在声明中说,赫鲁晓夫的决定是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是对和平作出了重要积极的贡献。

危机过后,肯尼迪并没有命令海军检查运导弹回苏联的船只。虽然美国政府曾试探是否能派人检查古巴导弹基地,以确定导弹是否真的已拆除,但卡斯特罗坚决拒绝。

但对于肯尼迪来说,他在古巴危中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因此在谈到他担任总统一职的功过时,肯尼迪不无得意地说,我只希望人们提到我时,就用他们提到的约翰.亚当斯时所说的那句话,“他保卫了和平”。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发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苏联政府领导人不撤出在古巴的导弹,那么一场已经激化的冲突将演变成一场核战争。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是他和他的同伙卡斯特罗一起策划的。因为他不仅担心美国会入侵古巴,也因为他天真地相信,他用这个强势的威胁就会让美国在西欧作出让步。而肯尼迪如果像他的军事顾问向他建议的那样,真的对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发射点进行轰炸并决定入侵古巴的话,那么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场热核大战在所难免。

直到冷战结束后,俄国才揭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它们在古巴已经部署了36枚核导弹,这些导弹几乎覆盖了美国全国。肯尼迪拒绝对古巴首先实施军事打击,只是支持对古巴实施名为“隔离”的海上封锁。肯尼迪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进行外交接触。他私下让莫斯科知道,他将作出让步,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中程导弹。“既然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有缺陷)已毫无价值,那我也就用不着打仗了”。这句话和只要苏联撤回它的导弹美国就不会入侵古巴的保证,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核灾难。

这场危机中最紧张的一刻就是10月23日美国空军收到命令让52架装有核武器的轰炸机起飞巡航,与此同时,苏联军舰印迪吉尔号载着4550万吨当量的核弹(相当于二战中投向德国炸弹总量的20倍)也正朝着古巴方向驶去。

作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年轻,同时又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的总统,约翰·肯尼迪一上台便引起了全美民众甚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一代美国青年仰慕的对象。但是1963年11月22日的达拉斯之行,却使他正处于辉煌时期的总统生涯在两年零十个月的时候戛然而止。虽然任期如此短暂,肯尼迪政府的内外政策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影响力绵延其后几十年。甚至到了1980年代,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相信,如果肯尼迪还活着,美国的情况会好得多。

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肯尼迪时期是一个辉煌、传奇的时代。在政治上,人们把他与近代史上特别令人满意的时期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就是冷战解冻及白人至上这个冻结的习俗得以融化的时期。不管他是否是开创者,他都在自己最后的几年给关键时刻增添了光彩,这使得美国青年人瞩望于他,尤其在他死后更是如此。

肯尼迪死后,普通美国人开始怀念他那种能成功地同时赋予勇气、严肃和自信的高尚风格。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被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一直到他遇害40年后的2003年,这位美国第35任总统仍然是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个神话人物,他们依然敬仰他的为人,他的智慧,他温馨的家庭生活,他充沛的精力以及他在作出决策时的勇气。2003年11月22日,美国举行了肯尼迪遇刺40周年纪念活动,各大电视台纷纷播放有关肯尼迪的纪录片。时任总统小布什致辞表示哀悼,他说: “肯尼迪离开我们的时间已经快与他活着的时间差不多了,但他仍然是美国的骄傲。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减轻我们心中的悲伤。肯尼迪是一个伟大的男性,更是一个出色的国家领导人,他极具人格魅力而且风度翩翩……美国人民难忘他们的第35任总统。”
(全文完)

附录

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古巴危机召开紧急会议时的发言:(节录)
(1962年10月23日)

主席先生,17年前,51个国家的代表聚会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这些国家清楚而动人地声明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崇高目的。

他们宣布了这样的共同决心,就是要“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及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不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在第二条第四节的一句话中阐明了各独立国人民的大家庭的必要条件: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合之任何其他办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根据这种精神,这51个国家庄重地决心团结在一起,进行伟大的合作,寻求世界和平和进步。联合国的事业给人类带来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光明希望,这样一个世界将牢固地建立在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个人自由、尊重法律、社会正义和改良,如宪章规定的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基础上。

旧金山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大家庭。在这个大家中,每一个独立国家都能按照自己的传统和才能自由地发展,它们由于共同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共同遵守国际秩序而团结在一起。这个理想认为: 世界很大,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政治信条、哲学信念和宗教信仰。宪章的信念在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有自由选择的世界,尊重人类的多样性和致力于使各国和睦相处。

正如许多国家人民一样,我们也欢迎建立符合宪章精神的世界,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有自由选择和使人民感到滿意的原则基础上的。

我们相信世界秩序中开放社会的原则,在和平竞赛中生存和繁荣下去。我们相信,自由和多元化最适合于人类发挥创造性社会进步。我们反对一切宿命的历史哲学以及一切政治和社会宿命的理论。我们怀疑任何国家是否牢牢地掌握了绝对真理,以致于它有资格把它认为的正确主张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知道,接受国际秩序这一共同规范的独立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为我们国土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全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我们对符合宪章精神的世界所承担的义务,既表达了我国最深切的哲学传统,也表达了对我们国家利益的最现实的阐释。

假如我们对世界有任何另外一种看法,假如我们曾追求帝国的道路,二战后一段时期是我们自我扩张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在1945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无人可以望其项背。我们的军队散布在全世界一切战略地点;我们的经济力量无可匹敌;我们独家掌握着原子能的恐怖和希望。假如美国有统治世界的打算的话,这真是着手实现这一打算的最恰当不过的时机。

然而,和今天一样,我们以追求宪章世界为己任——我们的理想是造就一个由联合国团结起来的自由合作的独立国家的大家庭。为了实现这一责任,我们不等和约签订,就解散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军队大量地复员,积存的大批军事装备被销毁或废弃。战争结束不到两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减少了700亿美元。我们的武装部队从1500万人裁减到150万人。我们没有再把把任何一个师保持战斗准备。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我相信,历史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例证能比这更彻底更全面地表明一个大国对和平和友谊的愿望了。

我们不是利用原子能的垄断来扩张我们的国力,而是在1946年把原子能的控制交给联合国。

我们不是利用我们优势的经济力量来扩充我们的国力,而是捐赠260亿美元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其中有不少钱用来解除共产党国家的痛苦。1948年以后,我们又捐赠了几十亿美元来帮助欧洲复兴计划,并且请共产党国家作为受援者参加这一工作。

我们不是利用我们的物质和力量来扩充我们的国力,而是支持开始席卷亚洲和非洲的独立运动——这一运动使得联合国在1945年以后这些年陆续增加了59个新会员国。二战结束以后,我们拿出970亿美元作为给予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530亿美元的受惠者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我常想,如果大战结束时出现的是一种相反的局面——即美国受到战争的破坏和摧残,而苏联却不曾损伤一毫一发,并独家拥有原子弹和优势的军事与经济威力,那么现在的世界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它会走同样的道路并致力于实现宪章的世界吗?

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是联合国的奇谈怪论。因为在旧金山宣誓效忠于对一个多元化世界的理想的国家当中,有一些国家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抱有一种不相容的看法。

苏联是否真正加入了联合国呢,还是说它的历史哲学和它对未来的观念违反宪章的多元化观念呢?

共产主义反对差别,而倡导单一;反对自由,而倡导必然;反对选择,而倡导强制;反对兼容并蓄,而倡导整齐划一。它的信念是,历史的铁则将要求每一个国家经过同样的决定的道路,达到同样的注定的目标。既然抱有这种对千篇一律的世界的信念,差别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威胁。

我们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一定永远是一种救世的信仰。像历史上其他狂热的宗教一样,它也会有一天丧失自以为永远无误的想法,而承认人类命运的千差万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正在衰落成为一种局部性的有局限的观念形态。有人已经觉察到在苏联本身也正在发生这种演变。我们恳切地希望赫鲁晓夫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放弃按照苏联的面貌改造全世界的梦想。其他国家应当尽它们的力量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对人类命运的绝对主义观念和多元化观念的冲突,仍然是联合国内部不和的基本根源。这引起了人们所说的冷战。要不是因为这个冲突,这个组织早就会朝着在旧金山所规定的自由和正义的世界稳步地前进了。

由于苏联拒绝实行一个开放的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希望在不断地遭到挫败。在这个大厅里,我们为了进行或是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冲突,浪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

这种斗争甚至开始于各国聚会旧金山之前。当纳粹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的时候,苏联开始放弃它为了保存自己而采取的战时合作政策。在1945年初,莫斯科指示西方的共产党清洗合作的错误,恢复他们战前的观点: 一切民主政府都是帝国主义政府,而且是邪恶的。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几星期,苏联粗暴地违反在雅尔塔作出的政治自由的保证,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迅速采取行动。

同时,苏联开始对美国发动政治攻势,它谴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与希特勒暗中进行和平谈判。罗斯福回答斯大林,他对这些“卑鄙的颠倒黑白的说法”感到气愤。

1945年3月底,罗斯福打电报给丘吉尔说,他急切地和忧虑不安地“注视着苏联态度的发展”;他“深深感到目前事态发展的危险,它不仅是当前的迫切问题,而且还包括着旧金山会议和将来的世界合作问题”。

回顾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苏联从那个时候以来的岁月里一直硬说,它的侵略政策是对美国政府的改变的防御性的反应,或者是对于丘吉尔1946年在密苏里州富尔敦的讲话的反应,或者是对于罗斯福死后一些其他事情的反应。但是,历史的记录是很清楚的。一旦苏联认为战时的联盟在军事上再也不需要时,它就会从事它的扩张主义的冒险行动了。

宪章的墨迹几乎未干,莫斯科就开始了它的反对联合国世界的战争。安全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为了听取伊朗的抱怨: 伊朗抱怨说,苏联军队没有根据他们所同意的撤退日期从该国的北部撤走。他们不仅拒绝走开,而且还在伊朗的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禁止伊朗军队进入这一部分领土。……联合国终于迫使苏联勉强同意实现它自己的诺言。

这只是一个开头。在德国投降时,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于是红军就在那儿驻扎下来。红军呆在那里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协定保证这些国家的独立,并且答应它们举行自由选举。到1948年,这五个国家和第六个国家的一半(这些国家的人口共有九千万)被并吞进共产主义帝国了。直到今天,一直不准东欧各国人民行使宪章规定的自决权。

这种活动也不限于欧洲。在马来亚,在菲律宾,在缅甸,在印度支那,共产党人鼓励并支持游击队造反,反对合乎宪法的政府。

一个时候接着一个时候,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联合国拒绝了美国主张使原子能国际化的计划,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封锁了柏林以及最后入侵南朝鲜——苏联攻击了政治独立、反对宪章世界、设法强使它的关于共产主义前途的设计。

允许我提醒本理事会关于国际协议的纪录。

苏联政府同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有计划地入侵了这些它庄严地保证尊重领土完整的国家。

在雅尔塔以及在一连串的和平条约中,它保证解放了的东欧国家“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它们将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形式,使那些强迫剝夺主权和自治的人民恢复主权和自治”。然后,它有计划地剥夺了这些权利,并巩固这种剥夺。

1945年,它同中国签订了为期30年的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它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援“完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但几乎在中国谈判代表团尚未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就违反了这项条约。

在波茨坦,它保证“允许和鼓励德国各地成立拥有集会和进行公开讨论的权利的民主政府”,但是在它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却立刻背弃了这种诺言。1954年在日内瓦,它同意不将武器运入越南,然而却向越盟运送了枪炮和弹药。

它谴责核试验,接着违反了三年来使世界免于核试验危险的暂停核试验的做法。
在本理事会内,它用否决权使多数的意志遭到一百次的挫折。

纪录明白无误: 在斯大林时代,条约、协议、保证以及国际关系的准则决不能阻碍苏联。谁也没有比赫鲁晓夫主席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了。

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以后,世界又涌现了希望。谁也不能怀疑赫鲁晓夫主席改变了苏联的许多情况。他提出了受人欢迎的措施,使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趋于正常化。他放弃了共产党关于战争不可避免这一正统观念。他还认识到核武器的令人惊骇的危险。

然而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废除宪章世界,摧毁一个多元化世界社会的希望这一基本努力。他没有改变实力政策。他在一连串侵略行动(1953年镇压东德起义和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在一系列人为的危机以及苛刻地要盟国滚出西柏林的要求中;在世界各地继续鼓动游击战和颠覆活动战的活动中;在不论以外交攻击、经济压力、暴动和骚乱、宣传或间谍活动方式强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中,暴露了它的始终如一的目标。

世界欢迎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做法以及在苏联境内实现一种较为正常化生活的运动。但是,世界尚未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有可以与此比拟的改变。

正是这一点使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蒙上了阴影,使和平和进步的希望暗淡了,迫使那些决心保卫它们的自由的国家为了自卫而采取措施。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为了加强国家独立而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支持任何国家不犯民族错误的论点。但是,我们对我们承担的任务确实非常感到自豪。

我们对付苏联残酷的扩张主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设法忠诚地支持联合国,忠于宪章的世界,建立一个起作用的体系来为和平采取行动而不只是空谈而已。

我们从未拒绝谈判。我们接二连三地参加会议谋求和平解决具有威胁性的冲突。

我们致力于在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我们真诚地设法达成一项结束一切核试验的协议。

在封锁柏林等的挑战面前,在镇压匈牙利起义等蔑视人道的面前,在筑起可耻之墙以挡住大批地逃往西方的东德人等暴行面前,我们并没有被激怒得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

我们一直在帮助表明要维护国家独立的国家——盟国和非盟国。为了保护他们和我们自己,我们改建了我们的武装部队——建立了防御性联盟——年复一年,勉强地把我们的大批资源用于国防。

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一起,在海外建立了一些基地,作为一种谨慎的预防措施以对付苏联的明白无误和持续不断的威胁。1959年,在赫鲁晓夫主席的吹嘘引起世界注意苏联远程导弹的威胁之后18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隐讳地——这是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和公开宣布的协议的一种结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设置了中远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弹头仍然由美国保管,使用这些弹头的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总统及有关国家政府的手里。

联合国有些人似乎认为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私下的斗争,我对这种看法感到遗憾。这不是一种私下的斗争,这是一场全世界的内战,是多元化世界和铁板一块般的世界之间的一场竞争,是宪章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竞争。每一个现在是独立的并且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都牵涉在内,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每一个国家都牵涉到在世界的这种冷酷的、代价浩大的、不愉快的分裂之内,不论它们位置多么偏僻,兴趣多么淡薄。

当1950年共产党人决定用直接的军事行动来测验他们可以走多远,因而发动了对南朝鲜的入侵时,我们大家都认识了这一点。联合国的反应教训了他们,使他们知道,明目张胆的侵略所能引起的不是迁就而是抗拒。这在目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联合国在朝鲜的态度很坚定,因为我们知道迁就会有怎样的后果。

迁就政策始终是为了加强被迁就国家的温和派的地位,但是它的作用也始终是加强了极端分子的地位。我们准备解除和减轻苏联每一种合理的担心,但是我们对于讹诈却只有蔑视。我们知道,对威吓的任何退却都会加强那些说武力威胁永远可以达到共产党的目标的人的地位,而损坏苏联国内的那些主张谨慎和克制,甚至主张合作的人的地位。

我们不情愿一再面临这个可悲的事实: 加强那些主张温和与和平竞赛的人的地位的唯一办法是非常明确地表明侵略者将会遇到抵抗,武力将会遇到武力。

本理事会已经到了作出这种决定的时候了: 究竟是进行认真的努力为世界谋求和平呢,还是在那种宏大的逐步进行的蚕食侵略已经展开,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的后果足以招来自由国家的人民的抵抗的时候,让联合国袖手旁观。在我国政府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明白的。我们继续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要维护它们。
……

对联合国的生命和世界大家庭的希望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意义重大的日子。让这个日子不是作为世界走到核战争边缘的日子,而是作为人们决心在今后不顾一切寻求和平的日子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注:史蒂文森(1900一1965),美国民主党领袖。1961一1965年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52年和1956年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篇演说是我在七十年代中期从一本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内部读物中摘抄下来的。它对年轻的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荀路 2021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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