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后,面对处于有利地位的共和党人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尼克松,肯尼迪开始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和自由派选民。他四处奔走,发表演说。这些演说言之有物,简短有力,一般只有几分钟,最多只有20分钟。他非常熟悉情况,充满热情与活力,没有一丝装腔作势,使听众感到了一种冷静而果敢的领袖气质。

他谈的话题多得令人吃惊,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工人的失业,从美国外层空间研究谈到城市绿地不足,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退伍老兵问题,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就是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与安全。肯尼迪反复谈论的题目是“我们要让美国重新前进”,他发誓要消除美苏的导弹差距。他谴责共和党政府竟然让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距离美国海岸90英里的古巴掌权。

在竞选期间肯尼迪斗志昂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起床后就投入没完没了的早餐会、午餐会、晚宴、电视演说和大型集会。他知道怎样去号召群众。在先遣队的组织下,肯尼迪每到一处,总是人如潮涌,欢声雷动,声势十分浩大。再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一时间支持肯尼迪的浪潮席卷全国。

与此同时,尼克松却运气不佳,麻烦不断。竞选活动的第三天,尼克松被汽车门撞伤右膝盖,使他的竞选活动不得不推迟了两星期。恢复活动后,又得了感冒,嗓子哑了,一段时间不能发表讲话。

然而尼克松最大的失误还是他接受了与肯尼迪的电视辩论。而对肯尼迪来说,电视辩论正是提高自己影响的大好机会。他清楚地知道,这四场辩论对选举结果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首次电视辩论。

1960年9月26日,辩论会开始。肯尼迪首先开讲,他的语句简短有力: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在尽可能地做我们应该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认为它能够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自始至终,肯尼迪都在就众人关心的国内问题侃侃而谈,语调平静轻松,显得颇有风度。

而尼克松的开场白不仅平淡无味,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和与肯尼迪辩论时,更是面容憔悴,缺乏生机。他忙于面向肯尼迪而不是面向观众解释问题,每一个观众都从电视上看到了热情奔放的肯尼迪和局促不安的尼克松。这场辩论之后,更多的美国人以赞许的口气谈论肯尼迪,而最后一次辩论结束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肯尼迪必胜。

这时,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的白人酒馆中静坐而被捕。肯尼迪马上向金夫人打电话表示了他的义愤;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要求法官立即释放马丁.路德.金。金的父亲原本是反对肯尼迪的,此时则号召黑人投肯尼迪的票。结果这次大选有70%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

11月8日,投票结果出来了,肯尼迪获得34220984张选票,尼克松获得34108157张选票,两人相差112827张选票;但肯尼迪获得303张选举人票,尼克松获得219张选举人票。非党派候选人伯德获得15张选举人票。这样,肯尼迪凭借选民票0.16%的微弱优势取得了胜利。

至于竞选当中的纠纷那是免不了的,以后另外撰文议论,暂且按下不表。

约翰.肯尼迪的政治理念的总概括,就是他提出的“新边疆”政策。

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名演说中,肯尼迪第一次提出了“新边疆”这个概念。他认为,不论美国是不是在寻找“新边疆”, “新边疆”已是既成事实。它就是那些“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要求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等等”。

在他的竞选演说中,“新边疆”概念得到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说: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边疆”的起点上,这是六十年代的疆界,是没有探明机会和通路的疆界,是没有实现的希望与威胁的疆界。我所说的“新疆界”并不是一系列希望,而是一系列挑战。它所体现的并不是我要奉献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们所需求他们的。它唤起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掏他们的腰包。它预示着更多的牺牲,而不是更加安全……我所说的“新边疆”,是我们大家在困难而又危急的时刻为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服务的机会。

肯尼迪的“新边疆”理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使世界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呈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并告诉他们: 他正是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新时代的人。

于是,肯尼迪开始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

首先是下决心振兴美国经济。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的第一个国情咨文演说中,承认了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七个月的经济衰退、三年半的经济萧条、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以及九年的农场欠收之后就职的。

除了1958年一个短暂时期外,享有保险金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我们历史上的最高峰。在大约550万失业的美国人中,有一百多万人四个多月来一直在寻找工作。……总之,美国的经济正处于困境。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工业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却名列末位。从去年春天起,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确实下降了,企业投资也在减少,利润已经降低到预期的水平以下。建筑业停顿。一百万辆卖不出去的小汽车积压在仓库里。有工作的人周平均工作时数缩短到40小时以下。……

本届政府不打算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人们的时间和工厂的设备,以等待衰退的结束。……我在未来的14天内将向国会提出一些法案……目的是保证经济的迅速恢复,并为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铺平道路。

肯尼迪对此说: “我是就我亲眼目睹的状况描绘这幅图景的。如果有谁认为我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过分责备,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三天后的2月2日,肯尼迪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几个星期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1)对失业者增加13个星期的临时补助;(2)把发放救济金的范围扩大到失业者的子女;(3)重新开发贫困地区;(4)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前退休;(5)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标准的实施范围;(6)给生产粮食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7)为建筑新住宅和清除贫民窟提供经费。

到3月,这7项措施中的第一项便成为法律;到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总统签署了。

肯尼迪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拨款10亿美元用于各州新建公路的补助经费,提高农产品价格补贴,降低住房贷款利率,扩大剩余粮食分配,实行食品券,并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政府债券以维持长期的低利率。

1962年,美国政府与企业界达成钢铁价格协议,抑制了通货膨胀,新的对外贸易法的通过大大地促进了出口;1962的延期纳税法案和1963年的减税法案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回升。

在内政方面,肯尼迪强调给予黑人以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他把一些黑人提拔为联邦法官、驻外大使、检察官、部长等。

1961年3月1日,肯尼迪签署命令成立美国志愿服务和平队,对不发达国家提供教师和技术人员。派往46个国家的和平队经过努力,改善了当地人对美国人的印象,和平队的规模也不断壮大。到1981年,有六千名和平队人员在63个国家中工作。

在成立和平队的第12天,肯尼迪又提出争取让拉丁美洲“和平与进步”的主张。3月31日,肯尼迪在白宫对拉丁美洲外交使团发表演说,他说美国过去曾犯了一些错误,忽视拉丁美洲使人民免于贫困、无知和失望的迫切需要,现在是从过去失败中摆脱出来,转向未来的时候了。他号召在拉丁美洲成立一个“争取进步联盟”,以促进广泛的合作。

8月,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宪章。宪章宗旨是,运用民族自决原则来改善并加强民主制度,加速经济发展。美国将提供一百多亿美元的资金,将“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打造成稳固的大家庭。

在军事方面,肯尼迪增加军事预算,建立绿色贝雷帽快速反应部队;大力支持空间计划,号召赶超苏联。他提出用美国的科技力量和资金发展太空科技。从人类实现太空行走、登上月球、发射航天飞机到用深测器登陆火星,这一系列成功的太空探索体现了人类科技的巨大进步和飞跃。而这些成功的背后,肯尼迪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的提倡和推动,这些成就会晚几十年才能实现。

在肯尼迪的视野中,世界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运转。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武装训练由一支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部队。这是一支在危地马拉秘密基地接受严格训练的部队,任务是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的11月27日,他同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会谈时才知道这个对古巴的入侵计划。1961年1月19日,肯尼迪就任总统前一天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后者建议他批准这个计划。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没有被卷入的危险,而且这项行动失败的风险也很小。此外,这项计划还获得了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海军首脑的赞同。因此,尽管怀有疑虑,肯尼迪最后还是同意了这项计划。不过他强调,这只能是古巴人自己行动,必须排除美国武装部队作任何直接的参与。

1961年4月17日,两千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部队在古巴的猪湾登陆,发动突然袭击。古巴军队奋起反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古巴空军击沉了流亡分子两艘补给货轮,击落了4架B26轰炸机。到当天晚上,两万名由苏联装备的古巴政府军包围了流亡分子所在的吉隆海滩。随后两天,虽然流亡分子顽强抵抗,但是弹尽粮绝且无路可逃。

4月20日,战斗结束了,114名古巴流亡分子陈尸海滩,其余的人全被俘虏。1962年圣诞节前夕,这批俘虏在美国提供价值5300万美元的医药和食品的条件下获释。
在这项行动中,有三个不能出错的地方全出了错:

第一,登陆的地点四周全是沼泽,堵住了原来计划在进攻失败时撤退到山里的去路。
第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卡罗特罗的实力,没有想到他手里有一支装备苏制现代化武器的两万多人的军队。
第三,流亡分子原计划在空中作掩护的飞机迟到了一小时。

肯尼迪公开表示承担猪湾事件的全部责任。他在这个事件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克制,没有给流亡分子提供空中支援。

猪湾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制订实施了多次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行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1959年,肯尼迪预言柏林肯定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考验意志和胆量的地方。但当时他没有料到,在那座被围困的城市问题上,他自己的意志和胆量将会受到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1961年6月3日,肯尼迪总统途经巴黎来到维也纳,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重点是核试验与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急于解决柏林问题,他要求尽快把柏林和两个德国的地位固定下来。从1949年至1961年,东德的人口流失了二百万人,而且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长此下去东德的经济将难以支撑下去。赫鲁晓夫还说,正式结束二战签订对德和约,只能是签订承认两个德国分别独立的条约。如果被西方拒绝,苏联就单独和东德签订和约,西柏林将因此成为一个“自由城市”,西方军队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驻扎在西柏林,而且不能干涉其内政和外交。

肯尼迪说: “如果我们抛弃西柏林,就意味着抛弃西柏林人和一切统一德国的希望,背弃美国的义务和美国的盟国,结果只会使美国变得孤立。我们承担的义务就会被认为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如果我们抛弃西柏林,实际上等于放弃西欧,而美国一直认为西欧对它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不会接受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同样强硬,他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对德和约。

肯尼迪要求为了苏美两国和世界的前途,希望对方不要迫使他面临一个像柏林问题这样深刻牵涉美国国家利益的危机,一切决定都必须慎重考虑才行。

可是赫鲁晓夫说,苏联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后,西方继续留驻在东德领土上是非法的,他们要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美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苏联也会同样做好准备。

会谈结束后,肯尼迪回到了华盛顿。他的第一个决定是维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是美国不惜任何代价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第二个重要决定是对这次柏林危机负起全部的责任。

这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报告出笼。报告认为: 赫鲁晓夫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一个地区性的局势,而是想试验一下美国总统的意志。这是一场意志上的搏斗,在这场搏斗决出胜负之前,任何谈判都无济于事。既然没什么可谈,如果美国再回到谈判桌前,就会被赫鲁晓夫认为是软弱可欺。所以,总统要让苏联人相信,美国不惜进行一场核战争。如果苏联同东德签订了和约,美国就要采取军事行动。艾奇逊说,只要美国进行一下战争准备,赫鲁晓夫就会打退堂鼓。

艾奇逊的报告激发了苏联的战争情绪。7月8日,赫鲁晓夫发表演说,宣布如果西方列强想显显身手的话,就给他们一次机会。

一星期之后,针对苏联的行动,肯尼迪表明了态度: 如果苏联改变西柏林的现状,美国不惜进行一场核战争。他下令陆军增加一百万人以上,海、空军也将有相当的扩充。征兵额将增加一至二倍。后备部队将再被征召入伍,军事预算增加35亿美元。但他同时也拒绝了总动员的建议,努力寻求同苏联谈判的机会。

7月25日,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

西柏林现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决不会允许苏联人逐步地或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总的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8月中旬,危机愈来愈迫近爆发点。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每天流亡到西德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8月13日,东德在柏林筑起一道墙,将这个城市一分为二。柏林墙使东西方处于直接对立状态。

肯尼迪下令增派1500名美国士兵到西柏林。他说: “将驻军增加1500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现在将从我们一次承担义务的提示中受益。”肯尼迪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是美国军队与苏联军队进入潜在的对峙状态,为此他推迟了休假,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联系。当美军一支部队的60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觉得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也许是赫鲁晓夫建立独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他在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 “西方国家对局势表示了某种理解,并倾向于谋求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一并解决。”因此,“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缔结对德和约”。

肯尼迪11月在会见西德总理阿登纳时指出,想要改变苏联的两个德国的政策是办不到的,而且盲目地拒绝谈判也是危险的。

由于肯尼迪的现实主义政策,也由于赫鲁晓夫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柏林危机逐渐消失。肯尼迪后来在接见赫鲁晓夫的女婿、《真理报》总编辑阿朱别伊时说,德国问题的解决可以再拖上15年。苏联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西柏林问题也没有最后期限,问题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解决。

柏林危机奇迹般地度过了。

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访问西柏林。而在25日晚上,已有几百人聚集在市政府广场上过夜,以便能占上一席之地聆听肯尼迪的讲话。26日早晨柏林雷雨交加。9时40分,当肯尼迪的“空军一号”降落在西柏林机场上,大雨戛然而止,天空出现阳光,从此西柏林人将这种天气称为“肯尼迪天气”。当天,一百万西柏林人走上街头,在机场到市区几十公里的沿途夹道欢迎肯尼迪,只能容纳20万人的市政府广场拥进了350万人。那天,面对将这个民族一分为二的柏林墙,肯尼迪说: “两千年前最令人骄傲的话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最令人骄傲的话则是‘我是柏林人’。” 说这句话时,肯尼迪是用德语说的。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肯尼迪!” “肯尼迪!”的呼声此起彼伏。一位当时在场的市议会议员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听完演讲后,我回家告诉妻子,我们的担心多余了,西柏林不会被吞并。”

2003年,在1964年改名为肯尼迪广场的老市政府门前人潮涌动,其中一部分是40年前亲耳聆听过肯尼迪演讲的老人,他们每人都举着一面写有“我是柏林人”的小旗子。市长沃维莱特站在当年肯尼迪发表演说的讲台上说: “40年前肯尼迪总统使整个柏林沉浸在激动和欢乐中,今天德国有理由与美国团结一致作为回报。”

荀路 2021年2月18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