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瑞典文学院的独特官司

2021年3月11日 

3月10日,瑞典文学院起诉新纳粹网站Nordfront(简称“北线”)的官司在斯德哥尔摩开庭。这个官司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学院所依据的“经典保护”法规在瑞典已存在60年,但这却是第一次适用于法庭。

文学院指控北线网站引用了三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以美化“雅利安民族”并传播纳粹思想。当我阅读这三位经典诗人的作品时,不免有点纳闷:19世纪北欧浪漫主义时期的伟大诗歌,为什么会被当今新纳粹看上并引用?

为何这些诗歌不能被新纳粹引用?

这场诗歌之争始于2018年春季。当时,一个叫“法律阵线”的民间组织提请瑞典文学院注意,说北线网站引用了一些经典作品,用以宣传纳粹思想。

北线网站由“北欧抵抗运动”(NMR)运营。NMR是一个植根于北欧地区的新纳粹组织,于1997年始建于瑞典,后在挪威、芬兰、冰岛和丹麦等建立了分支。该组织公开倡导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学说。

不久,瑞典文学院向北线网站提出要求:撤下一些经典文本。这一要求被北线拒绝。再次警告无效,瑞典文学院便于2019年底,向专利和市场法院起诉该网站的经营者NMR。文学院的诉讼理由是:那些文本属于著作权法中的“经典保护”的对象,而北线网站以违背“保护”宗旨的方式引用其诗歌,对公众具有严重的冒犯性,这就违反“精神修养的利益”。

在这场诉讼中,瑞典文学院的要求是:禁止该网站摘录引用作家Esaias Tegnér,Verner von Heidenstam和Viktor Rydberg,以及冰岛埃达诗歌“Hávamál”,禁止北线网站和NMR 引用某些民族浪漫主义诗歌,否则,将分别对上述两个机构分别处以100万瑞典克朗的罚款。

这似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世界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某些优秀的经典诗歌不能被自由引用?瑞典文学院有什么权利禁止他人引用某些诗歌?

按照瑞典《版权法》,要保护一些因年代久远而失去版权的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使之免受不适当的扭曲。瑞典文学院是有权援引“经典保护”的三个机构之一。他们有权采取保护措施,包括诉讼行动。

毫无疑问,引用经典诗歌应该是自由的,但问题在于,北线网站的新纳粹背景,以及他们引用经典诗歌的方式。

该网站的主要内容是:否认大屠杀、反犹、煽动种族主义、鼓励暴力行为……。他们在引用经典诗歌的文本时,特意与纳粹的宣传内容联系起来,将二者并列引用,这就严重地扭曲了经典诗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院才做出反应。

瑞典文学院曾在2014年有过类似的行动。当时,已故的女诗人Karin Boye的诗被广告商用来推销汽车,这就严重歪曲了作者本人的理念。结果,瑞典文学院发了一封信,汽车制造商立即撤回广告,没有闹到法院开庭的地步。

诉讼专业户:新纳粹振振有词

然而,北线网站绝非省油的灯。近年来,这个聚集北欧各国新纳粹的网站,已有涉嫌煽动175起针对种族的案件,被瑞典司法当局调查起诉。这些案件通常涉及希特勒图像、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关的其他符号。

官司不怕多。对瑞典文学院的指控,北线网站表示,他们绝不在自己网站上删除有关经典。对此,新纳粹振振有词。

第一,说自己的言论表达自由受到了来自瑞典文学院的攻击,并质问:难道只有那些具有“正确”政治见解的人才能引用这些古典诗歌?

第二,指责瑞典文学院在此案中所依据的法律。说“经典保护”是一部晦涩的法律,以前从未被瑞典法院适用过,因为它含糊不清,非常主观,没人知道如何解释它。北线网站还说,他们引用经典诗歌是一个良好的文学实践,其引文没有被扭曲,因此不应适用“经典保护”法律。

第三,指瑞典文学院“缺乏话语权”。北线网站的法律代表认为,只有一个机构有权提出禁止引用经典的诉讼,而文学院则不是。

纳粹们还说,这些经典是北欧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自己拥有与祖先的价值观相协调的价值观,因此决不屈服。

看起来,北线网站的自我辩护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在北欧活动猖獗的大背景,了解该网站散布的诸多仇恨言论,以及那些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活动,从根本上威胁着我们的民主社会,那么,瑞典文学院采取法律行动,禁止新纳粹以与“社会价值”相抵触的方式引用经典诗歌,就可以理解了。

三位经典诗人的诗歌真无辜吗?

在新纳粹的自我辩护中,有一点令我注意,即他们强调自己的价值观与祖先的价值观相协调,即二者有相通之处。那么,我们先看看三位经典诗人是什么人,他们的哪些诗歌让新纳粹感兴趣。

一,特涅尔(Esaias Tegnér)是希腊文教授、韦姆兰教区的主教,自1819年起任瑞典文学院院士。他的诗歌宣扬炽热的爱国主义及对俄罗斯的仇恨,呼吁战争并增强民族意识。

新纳粹引用了特涅尔的《海盗》一诗片段:“短短的是胜利的雷神托尔的锤柄,/ 只有一英亩长的是丰饶之神弗雷的剑:/ 适可而止;假如你有勇气,/ 那就在该出手时,/ 在你的剑刃不太短时走近你的敌人。”

二,海登斯坦(Verner von Heidenstam)于1912至1940年任瑞典学院院士,并于19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诗歌打破了流行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传统,转而专注于浪漫、个人主义、感性主义和瑞典大国历史的浪漫化。

新纳粹引用了海登斯坦的爱国诗歌《呼唤与承诺》中的片段:“与其看不到这个年头日甚一日的衰败,/ 不如看到一个复仇者现身更令人惊醒,/ 干脆让我们全体人民一起毁灭,/ 让农场和城镇通通燃烧更惊心动魄。/ 与其与行将熄灭的火舌一起凋谢,/ 不如孤注一掷引以为傲。/ 与其从未拉紧弓弦,/ 不如聆听一根弦嘎然崩断的美妙。”

三,里德伯格(Viktor Rydberg)是文化史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他于1886年出版《日耳曼神话调查》,讨论了雅利安人的起源、世界起源,神灵和人类的神话。

新纳粹引用了里德伯格的《天蓝色》一诗:“我觉得我是你的血族,/ 天上的人!/ 属于最纯净,最古老的雅利安血统,/ 属于瑞典人,/ 被友好的命运女神授予神圣的天职。/我的人民是自身祖先的象征,/ 在友好的儿童眼中有天空的碧蓝,/ 在耀眼的旗帜上有天空的碧蓝。”

浪漫民族主义文学和法西斯

上述三位作家,都出生于19世纪瑞典文学浪漫时期之后。当时,民族主义成为欧洲浪漫艺术和政治哲学的中心题材。在德国,歌德的作品对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给了极大的助力。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曾自豪地将波兰描述为世界各国的救世主。

瑞典文学界也不遑多让。早期的浪漫民族主义强调维京人是英雄人物。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号召文学的民族复兴。他们选择历史题材表现爱国主义,运用丰富的想象与夸张手法,体现瑞典民族特征的英雄气质。毫无疑问,浪漫民族主义文学有其历史意义。它注重于寻根,发展了国家语言和民俗,创造宏伟、崇高而充满激情的艺术风格。

但是,一味歌颂本民族的伟大光荣,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即认为自己所属的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这种民族自大发展到极端,就走向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在19世纪勃兴之后,为20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残酷的战争,其艺术一度沦为希特勒的“崇高和美的喉舌”。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瑞典文学院所要保护的三位经典诗人的作品,其高亢飞扬的浪漫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着某种历史渊源,因此能够为新纳粹网站所利用。无论这场官司胜败如何,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不能不保持警惕。

今年1月6日,我们吃惊地发现,在美国国会叛乱中的“暴徒”,不少是那些自称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信奉的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与耶稣充满仁爱的教义是对立的。

一些在二战后幸存的犹太作家,对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有过痛心的批判,例如,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威塞尔,在《论文化艺术中的革命》一文中指出:伏尔泰和歌德等欧洲文化名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所宣扬的平等、正义,把犹太人排除在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强调说:“奥斯维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发生的。”

历史上一些精彩的诗歌意象如同一剑双刃。面对它们,人们不能渲染其血腥的一面,而应弘扬它所象征的人文精神。今天,瑞典文学院正以“经典保护”法律起诉新纳粹。这场引文争议,对我们回顾历史上的浪漫民族主义文学、反省经典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教益的。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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