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帅好

Huajia写生团画家与巴金在杜甫草堂(前排左起:钱松嵒、亚明、巴金、傅抱石、余彤甫、丁士青)

画里画外

1.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2.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1.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2.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3.画家成为民族守夜人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着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2.“四面楚歌”:档案里的“所见、所知”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案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

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

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征购任务是上年度征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4.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年,北京非正常死亡1.55万人、上海1.44万人。7月12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2到6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7、8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9月25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1960年的饥荒程度如下: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河南有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四川75个。

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139.38万人、299.42万人、34.28万人、64.67万人、24.38万人和2.1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8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20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9月30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10月4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月6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8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10月12日游华山。15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22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25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月31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11月2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月13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7天。

湖南境内12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20天。但12月6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9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年5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2.5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

5.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1960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22.15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公社死亡467人;饿死和宰杀耕牛360头,占30.7%。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1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000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230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弃婴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1961年1月8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2月2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5月13日,水城南开公社,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5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6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50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6.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1960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682、839、1184、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死亡1414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5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据王鲁湘撰文: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1961年1月,从化对全县3000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52种商品凭票定量供应,1962年10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17-24元,鸡项每公斤12-18元,直到1965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15‰、58.74‰和14.9‰,而常年死亡率为5.3‰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80.9万斤,各种秋叶305万斤,打杂草847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14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37.5%;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18%。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0.98、0.99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1945人。

1961年,李可染54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7幅,1970年代又有10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2011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7.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2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27人,有27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18户妇女出走或改嫁。2月19日,在独山大显大队,又死亡15人,有浮肿病人32人,30%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20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喝。

2月21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16000人,1月死亡270人。

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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