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帅好
写生团画家与巴金在杜甫草堂（前排左起：钱松嵒、亚明、巴金、傅抱石、余彤甫、丁士青）
画里画外
1.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2.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1.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2.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3.画家成为民族守夜人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着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2.“四面楚歌”：档案里的“所见、所知”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案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
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
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征购任务是上年度征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4.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年，北京非正常死亡1.55万人、上海1.44万人。7月12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2到6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7、8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9月25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1960年的饥荒程度如下：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河南有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四川75个。
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139.38万人、299.42万人、34.28万人、64.67万人、24.38万人和2.1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8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20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9月30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10月4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月6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8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10月12日游华山。15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22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25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月31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11月2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月13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7天。
湖南境内12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20天。但12月6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9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年5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2.5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
5.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1960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22.15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公社死亡467人；饿死和宰杀耕牛360头，占30.7%。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1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000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230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弃婴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1961年1月8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2月2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5月13日，水城南开公社，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5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6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50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6.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1960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682、839、1184、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死亡1414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5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据王鲁湘撰文：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1961年1月，从化对全县3000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52种商品凭票定量供应，1962年10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17－24元，鸡项每公斤12－18元，直到1965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15‰、58.74‰和14.9‰，而常年死亡率为5.3‰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80.9万斤，各种秋叶305万斤，打杂草847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14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37.5%；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18%。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0.98、0.99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1945人。
1961年，李可染54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7幅，1970年代又有10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2011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7.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2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27人，有27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18户妇女出走或改嫁。2月19日，在独山大显大队，又死亡15人，有浮肿病人32人，30%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20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喝。
2月21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16000人，1月死亡270人。
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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