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 戈尔巴乔夫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举行会晤。双方对国内的局势进行了介绍,讨论了党在新条件下的作用和党的活动方式以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结合的问题,并主要就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双边经济合作、亚太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原则上是接近的,并对苏越、中苏和中越关系的显著改善表示满意。

同日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叶利钦对苏联记者表示,他准备结束他个人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不和,以拯救国家。他在5月9日对记者说,他准备重新与戈尔巴乔夫合作,因为“戈尔巴乔夫已改变了他过去完全依靠克格勃安全警察和军队这样一些保守力量的做法。这意味着我们能在现阶段这个重大时刻共同努力合作”,而4月23日“10名领导人发表声明达成的妥协为我们提供了共同努力的机会”。同时,叶利钦声称,如果戈尔巴乔夫这次不进行合作,他就将完蛋。

5月12日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会见俄罗斯联邦内各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他们讨论了签署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程序问题,一致认为,必须在最近完成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工作,签订这一条约是稳定经济和政治形势、克服危机、使社会生活纳入正常轨道的决定性条件。只有苏联、俄罗斯联邦和所有共和国的权力机关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的爱国力量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各自治共和国首脑表示支持解决这个问题的总方案,同时重申,他们所代表的共和国将作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团签署联盟条约。

同日 俄罗斯爱国力量协调委员会请求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改变定于6月12日选举俄罗斯总统的日期。理由是俄罗斯总统选举法从今年4月27日才开始实施,距选举日只有一个半月时间,而推荐总统候选人的整个程序只有20天,这不符合宪法规定的这项工作应在选举前25天内结束。据报道,俄罗斯总统选举委员会主席已表示反对改期进行总统选举。虽然他也认为准备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不同意推迟到秋天进行,他认为,如果再过三个月,俄罗斯更加动荡。

5月13日 苏联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访问美国演讲时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纠正的错误。今天,他对埃莫里大学毕业生说:“一个大学者曾说过,在科学上只有真的也才是美的”,而苏联领导人“确信这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例子,看到了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丑陋的,到头来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在苏联所进行的事业取得成功符合所有美国人和地球止所有有着良好意愿的人的利益。”

1987年,苏共内部开始暴露出潜在的危机。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触及的问题不断增加,改革的措施经常受挫。党内高层的分歧也趋于表面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在苏共党内已经形成三种政治力量:“传统派”、“激进派”和“主流派”。“传统派”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人为代表,主张改革不超越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稳健、渐进地进行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叶利钦和阿法纳西耶夫等人,强调加快改革速度,要求苏联实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以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为左右手的 “主流派”,则倾向于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走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

“传统派”攻击“激进派”是“右倾极端主义”、“假民主主义”,是使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激进派”则自我标榜为“民主改革派”,攻击“传统派”是“保守派”,“斯大林主义分子”。两派渐成针锋相对之势,并且都与“主流派”拉开了距离。三派力量的斗争与消长贯穿于此后苏联的历史,并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开性”的热浪如同莫斯科的夏天,但是让戈尔巴乔夫陶醉的夏天一过,迎来的却是被利加乔夫称为的“转折的秋天”。

无论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还是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都承认,领导层的分歧是从1987年秋天开始的,戈尔巴乔夫从此陷入两难境地。本来戈尔巴乔夫专注对付的是利加乔夫方面,但意外的是他与激进派之间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导致叶利钦的被解职。

叶利钦1961年30岁才入党,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这时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二人常通电话。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到莫斯科后,叶利钦曾经多次去找过他,二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叶利钦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3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进入了苏联的高层班子。

荀路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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