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 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胜利日是个节日,它并不因岁月流失而黯然失色,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文章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教训是:在战争还没有爆发前,就应当反对战争,这个教训决定了反法西斯胜利所具有的世界性历史意义。 “这要求苏联人民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前,“国家安全和普遍安全的保障日益从军事方面转向政治、经济方面”,这种情况为裁军、限制和削减军备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然而“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够防止国际事务中开始的积极进程不可逆转的保证”,华约军事组织停止活动未能促成建立欧洲安全非结盟体系,这一点也不能不使我们担心。因此,“欧洲的军事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是不利于我们的变化。”

同日 苏联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和苏联已不再相互构成威胁。 “长达7500公里的(中苏)边界必须成为合作和友谊的边界”。 “两国正在积极开展相互间的接触与合作。现在,在军事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已成为苏中关系的一个方面”。西方驻北京的外交官一致认为,这一声明非常明确地表示中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已经结束。同日,苏联《消息报》刊登了亚佐夫结束访华时对记者的谈话。亚佐夫说,苏联同中国的友好合作是世界稳定的因素,具有特殊的意义。

5月10日 苏联、越南两国政府首脑会谈结束,塔斯社散发了苏越会谈联合公报。苏联表示支持越南旨在东南亚建立和平、稳定与合作关系所采取的步骤,支持越南同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同日 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访问以色列,他说,实现中东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苏以两国一致同意为中东和平作出努力。美联社认为,这表明“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分析家们说,苏联外长的中东之行旨在发挥建设性的有原则的作用。

5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就苏美议事日程上的最迫切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双方重申了他们信守改善苏美关系的方针,认为苏美关系中这一始终不变的因素对于建立世界新的和平秩序具有一定的意义。戈尔巴乔夫说,在对等的条件下,他在这方面作出的选择也同作出了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民主改造的选择一样,是不变的。在常规武器条约问题上,双方表示,希望苏联有关代表近日对华盛顿的访问有助于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剩下来的有关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并不构成麻烦。两国总统还就中东局势、即将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苏美首脑莫斯科会晤的内容等有关更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决定定期联系。

1987年一月全会之后,“改革”已成为无所不包的词汇,无比响亮的口号,成为苏联社会的主旋律。

最拥护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是苏联的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从一上台就开始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的惊人之举是解除了对核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软禁,允许他从高尔基城回到莫斯科。随后,苏联当局又在2日10日宣布释放140名 “政治犯”。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舆论日渐多样化,揭露批判苏联历史问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揭批斯大林,接着又是勃列日涅夫。以前的许多文艺作品纷纷开禁,新的文艺作品纷至沓来;报纸、杂志空前地活跃起来,历史的、现实的许多真相见诸报端。过去常说“我不看报纸,报纸会弄脏我的手”的人,现在也在报刊亭排队买报纸了。

经济改革最突出的成果是《国营企业法》的出台,继该法之后,又批准了一系列决议,这使改革从思想理论方面转向实践方面。

更引人注目的是,独立的政治团体大量涌现。据1987年春公布的统计数字,莫斯科有上千个,列宁格勒有二百个,其他城市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组织。这使苏联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这是民主化和公开性的产物。但这些独立的组织日后大多成为苏共的对立面。

民族主义势力也开始抬头了。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CP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哈萨克族)的职务,改由俄罗斯人科尔宾接任。随后,首都阿拉木图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烧毁汽车和商店,抗议库纳耶夫被免职。1987年6月14日,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示威游行,要结束官方的俄罗斯化政策。7月29日,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发动请愿游行,呼吁恢复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首都同时发生游行和集会,反对1939年苏联德国条约和1940年“加入”苏联的决定。

荀路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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