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中国本来应当借机走进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民主共和。然而一不小心,却让列宁先生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制乘虚而入,取而代之。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封建社会迈进到一党专制自然也有历史、地理和人文的原因。

从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相对于封建系统有许多优越性。诸如人权、平等和自由竞争。这些先进的治国的方略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创造性,给社会带来相对的公平、稳定与繁荣。政客们也必须按照既定的法规行事,他们的权力会受到民主制度的制约。在任期结束后他们又会复原为一名普通的百姓,无法形成一股干扰现政的元老阶层。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利用特权和关系去谋求家族的私利。

尽管民主制度在几百年间里逐步完善并且展现出了生气勃勃的活力,但是它却很难在中国实现。归根结底还在于历史,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旧传统在上层和百姓当中根深蒂固。统治者习惯于一个人或几个人大权在握,指点江山,而百姓们则习惯于山呼万岁,盼望救星,俯首称臣。因此,即使当民主制度擦身而过的时候,他们也会借助惯性,把它抛起。然后搭趟便车,重新回归到传统的独裁专制的轨道,恢复一个贴上新的标签的古旧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

中国在大革命之后能够进入相对稳定的一党制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党制和皇权制具备很多类似的属性。皇权制的建立靠疆场的征杀,扫荡狼烟,从而建立以一姓为主的皇天乐土;中国的一党制则靠武装革命夺取政权,让打江山的莱坐江山。在政权的建立途径上,一党制和皇权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它容易被一个在封建主义的泥潭里挣扎的国家所顺理成章地接受。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据有最高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力,被誉为天子的皇帝和皇家乃是国家和百姓的主人。在一党制的社会里,党和党的领导人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和享有绝对的权力,党和党的领导人成了主宰国家和百姓命运的当然主人。然而在一个多党协作的民主社会里,没人能拥有绝对的权力,没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官员需要经过公民的选举,公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于是民主和封建这两种制度的差异犹如天壤,它们之间很难产生自发的过度。

用数学的语言说,如果把国家的权力表示为Q, 那么在皇权制度下,皇家无偿占有所有的权益,其份额可以表示为Q/1,1代表皇帝一姓一家; 在一党社会里,党和党的领导人所能分享的权益则是Q/N, N是进入权力中心的几户紧握党权的政要;在民主社会里,国家的权益属于人民,每位公民的份额是Q/∞,∞代表占据多数的人民。因为有限的数字N更接近于1, 所以从数字上分析,一党制更加靠近皇权制,也可以被看作皇权制的遗传变异。

从物理的角度,可以把多党的民主制和皇权制看作两个不同的能级,而一党制则是介乎两个能级之间的一个亚稳态。这个亚稳态距离皇权制的基态能级更近,在二者之间产生越迁比较容易。碰巧,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一束能量不太高的光子,把一时找不着北的中国激发到这个亚稳态上。但是从一党制越迁到多党制则需要积累更多的能量,几率更小,难度更大。因此对于一个封建制度古老而又健全的国家,这个亚稳态的寿命可能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放止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它却不能在自己的出生地生根长叶开花。因为在那那个世界里,它遇到了强大的天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俄国和中国建立两座庞大的试错实验室,也正因为在那里,资本主义势力十分薄弱,马克思不会遭遇到毁灭性的天敌,就像有好事者把袋鼠带到广袤的澳大利亚。马克思和列宁的门徒把他们自己标榜为工人和农民的代理人,打土豪,分天地,这些口号在一个贫瘠落后的国度自然会引发众多贫民的响应。于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共产党能够打败相对弱势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营造出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一党专制的社会。

由于革命的领导人自己也是从封建的泥土中发育成长出来的,因此他们会自然地把封建的胚芽嫁接到马克思这棵大树上,形成一个封建加共产的不伦不类的混合体。有时连开国元首的传位也会挂上强烈的帝王色彩。如果元首有一位懂得四则运算的儿子或弟弟,那末他的宝座会由自己的龙体血脉继承,如今日的朝鲜和古巴。如果这位元首没有一位懂得四则运算可以依赖的儿子,那末他的宝座则留给他钦点的办事放心的接班人。至于其他的公侯将相,也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的前辈争夺到的特权和地位也会逐代薪传,享荣不尽的荣华华富贵。

一党制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点就是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为这样的制度不允许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所以最终政府官员将会沉缅于吃喝玩乐和贪污腐化的恶习,而且会越演愈烈,放纵不羁,直到贪污腐化的歪风一发不可收拾。自私是人类的本性,绝对的权力会使官员们私字泛滥,自甘堕落,形成一个黑暗龌龊的官僚群体。

相对于一党制,人们常会提到西方的多党制。其实这两个制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一党制是名副其实的一党的专制,而西方的多党制在实际上是没有党的专制。不同的党派只在大选期间推举自己的总统侯选人。为了竞选的成功,他们会筹款,召开貌似松散的代表大会,鼓吹自己的方针政策,从而争取选票。但是,总统的宝座一但决出,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会躲到舞台的背后,销声匿迹,留给总统或内阁足够的空间和权力,放心大胆地推行他们的治国大计。

一党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和财富完全由党来支配,从国防到经济建设,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反复的翻转,以至民间的舆论报纸,生育人数,百姓的产权,都得由党来决定。领导一个国家本来有个政府就够了,一党制为了保护党的利益和权力,还得在政府之上再加上个党中央,党委和党支部,这些多层的重叠领导机构自然会增加国库的开支,也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这些派驻外省的党务官员在职责上相当于皇帝的钦差,只不过后者是为了处理特殊事件由皇帝临时安排的,而前者却是永远常驻的机构。由此看来,一党制乃是不折不扣更加臻于完备的专制,它给社会造成负面结果也自然可想而知。政府官员已经是党的人了,但党对他们还是不放心,还得派一批党务官员去督察他们。由于党政机构的重叠臃肿,自然也会形成一批无所事事以全谋私的贪官污吏。

一党制在中国已经运作了60多年,人们不禁会问起这个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硬件成分无疑就是枪杆子里边出来的政权以及党指挥枪;软件原因应当是伟光正。既然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为什么不让他来领导。合理性大概是这个制度符合历史的过渡和国情。设想如果中国明天早晨一下子宣布民主制度,压抑了几千年的百姓会像拔掉活塞后的理想气体的分子,争先恐后地去充满所有的空间。最先出现的问题将是食品的安全,交通的混乱以及堪忧的社会治安。民主思想的建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从封建制度演变到民主制度不会像茉莉花开那样简单轻易,它不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具备民主社会的觉悟和意识,也需要一个强健有力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堪称大款、大腕的富翁们,但是他们不过是利用关系或冒险精神破土而出的暴发户。他们对钱财重视不过是为了炫耀和物质享受。他们所关心的是个人的安危和财富的保障。他们不具备资产阶精英们的远见卓识。他们在钱财到手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传递给子孙,如何转移到海外。他们宁可投资移民到西方去享受现成的民主制度,也不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民主化而作出贡献。

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相比,一党制有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遗憾的是,一党制更加接近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统治者不愿意释放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被统治者也不想冒着牺牲的危险去为民主事业而争斗。因而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中国的社会会在一党制的框架里徘徊很长的时间,五十年,一百年,WHO KNOWS?。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都曾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远渡重洋,为了祖国的复兴去寻求救国的真理,有德先生,有赛先生。然后回来为实现这些真理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奋斗。经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国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远非昔日可比。

在故国崛起的新时代里,人们沉浸于好大喜功的骄傲与浮躁,举国上下看不到一股资产阶级精英的热气。执政党也明智地把民众的视线转移到房产、汽车、和子女的起跑线,以及钓鱼岛的主权。一部分进入小康的百姓不会以牺牲眼前的幸福去兑换UNCERTAIN的民主和人权,而那些在贫困线上操劳的二类子民则在想方设法去获得一纸在高楼大厦里的永久居留。在这样的氛围里,自由民主再美好,它也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数不多的自由民主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可以使用电视剧里的一句套词,皇上不急,太监急。

如果当初没有10月的东风,如果蛇年里没在韶山升起一位救星,中国的历史或许会改写,或许能如台湾一样歪歪斜斜的被扶上民主的大路。可历史是严酷的,它不容许如果。

一党制好不好?简单地回答是不好。可那是我们的前人几十年浴血奋战用钢铁打造的营盘,又靠几百万军警维持的制度。你想甩也甩不掉,只好寄希望于执政精英的觉醒。有那么一天他们会像苹果树下的牛顿,忽然感悟到人民和民主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中华自古出男儿,男儿有泪不轻弹。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齐奏有于阗。显而易见,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恐怕还十分遥远。

从历史和现实不难推测,中国还会在一党制这个亚稳能级上逗留一段相当久长的历史时期。无疑,这种猜想对统治者来说是一颗定心的安宫牛黄丸,不管是苍蝇还是老虎,都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好觉,大大方方地为子女和家族争权牟利。至于想从改革开放捞到一杯羹的平民百姓也大可继续看楼盘,摇车号,砸锅卖铁,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早日跻身到中产的行列。放眼未来,美好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亲爱的人啊,
携手前进,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014-03-17

(选自作者文集《升斗草民话一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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