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视为骄傲的,莫过于尧舜禅让的美谈。两位国君把手中的权力传给忠厚可靠的贤人, 而不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三字经里也大加称赞,“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尧舜禹三帝与日月同辉,光照后世。然而,作为圣贤的典范,却鲜有后人人效尤。即使不少人都把他们放到名字中,如士尧、至尧、舜初、效禹等。连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先生对尧和舜也不吝美誉之词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尽管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尧舜的影子。在连续干掉两个左右手之后,到死他都没让贤。

三字经还说:“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即夏禹王擅自改变了传贤而不传子的君子协定。

中国政坛史中,值得歌颂的事情不多。可惜,就是这一禅让的美谈也只实施了两次。到了夏禹,就掉了链子,开启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和皇位的争夺。以至于有周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又创造了统一疆土和中央集权的铁律。

史学家们在歌颂禅让美德的时候,很少回答一个明摆着的问题,禅让那么美好,为什么只传了两代?对于大禹,也是褒多于贬。流传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敬业精神,以及治水成功的丰功伟绩。

如今,我们有机会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成就,可以更加全面慎重地重新评价我们的祖制。不难发现,老祖宗的禅让制度只是简单地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一个君子间的口头协定。他们天真地假设,只要他们做出了以身作则,后人一定会协力效仿。他们没有询问,万一继承权力的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小人,他把权力传给家人,怎么办?事实上,夏禹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尧舜时代,人们不懂得制约和制约的重要性。所谓制约就是对国家的管理责任应该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部分, 这几部分具有等同的地位,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可以有权利去约束第三个。如果执政的部分离经叛道,撕毁了游戏规则,另外的两部分有权遏制甚至弹劾这位执政者。这就是著名的三权分立。中国古代贤人在治国策上的君子风度让大禹钻了空子。让他开启了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打打杀杀的历史轮回。每次朝代的更替都充满血腥,给百姓带来人为的灾难。

由于禅让制只是君子协定,没有一个机制维护这一协定,即使没有大禹的出现,在后人中也会有人把它撕毁,开启独善其身的一姓独裁。尤其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阶段。

古人对禹王传子鲜有尖锐的批评,大该有两个原因。其一,大禹做过不少对人们有好处的工作,人们感谢他。即使有人不同意他把权力传给儿子,念及过去的功劳,也会谅解。其二,由于几千年的逐鹿中原改朝换代,人们已经习惯于家天下这样的传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服的话, 你去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江山,让你的家人也做一回皇亲国戚。既然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家天下的事实,何必对禹王再颇有微词。

相对于西方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中国则遵循一条螺旋式的周期运动。一个朝代腐败了,一批英雄人物,诸如18路反王,揭竿而起。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相互残杀,推翻旧朝,争夺新的皇权。然后,重复和旧朝相差不多的政策,再稳定个200来年。这种打江山争天下的传统深深刻印在华夏英雄的大脑中,他们不知道谈判妥协,只选择驰骋疆场,决一雌雄。追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快感。几千年来,在中国发生无数次的战争几乎都是争夺江山的内战。以至于外寇一旦入侵, 就会仓皇失措,不知道如何对付。最后靠割地赔款安抚外寇,甚至俯首称臣。

如今,人类进入了21世纪,普世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可惜,还有那么一些人愚顽不化,把坐江山的陈旧观念带进了新的世纪。在夏禹家天下5000年之后,禅让制又一次遭遇夭折。无独有偶,大位也只传了两次。

经历了文革史无前例的浩劫,邓副主席在体制上做了些许调整。除了放宽经济政策,还把毛泽东的一人领导换成集体领导;把毛泽东的终身职务换成定期交替。但是,作为开创红色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还舍不得放弃他们的绝对领导,从而失去子孙后代的天堂。于是他保留了四个坚持。然而,尽管他的改革只是局部的、保守的,他的新政还是带来了可观的变化。

江主席虽然老马恋栈,但在期满之后还是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隔代接班的胡锦涛同志。到了胡锦涛期满,干脆来个裸退,连送上一程的两年军委主席也免了。不管他们在任期内的政绩如何,二位领导毕竟遵循了邓副主席的遗嘱。就程序而言,他们都算君子。

到了第三代,则开始变态。在前五年里,他花了大量功夫吹捧自己,在权力的分配上也逐渐趋于独断,挂上不知道多少头衔;前五年期满的时候,他不像往常那样按规矩确立接班。到了第二届开始,除了把自己的思想放进章程,还要对宪法进行剪裁。冠冕堂皇地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规定。而且还变相地让一位超龄的亲信与常委同列。

比大禹高明的是,他抬出宪法当作武器,让终身地位合法化。这样的一纸宪法已经变成缝制龙袍的布料。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恣意改动,量身定做。一部可以因人而异随意修改的宪法,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行为只不过表明当事人的虚伪和诡谲,用虚假的程序掩人耳目。

21世纪禅让制的失败又一次证明,靠君子协定的治国靠不住。一旦遇到一位虎视眈眈权柄在握的小人,脆弱的协定会就会顿时中断。倒行逆施的氤氲会立马笼罩国家。新的独裁者很可能会重蹈旧人的覆辙, 给人民带来灾难。可惜,因为目前, 还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抗衡,可以纠正国家的航向。

从生理上讲,无限延期一位古稀老人的职务(重要职务),在道德上说不过去。人老了,体能精力都要衰退。愣把一个应该回家抱孙子享清福的老人栓在工作岗位,有点残忍。除了日理万机,他还要对付因此产生的睡在枕边的赫鲁晓夫们,在内斗中周旋,活得多累。何况在生死问题上,人人平等,没有特权。7亿人喊了几十年的万岁,那位老人家也只活了83岁。距离数学期望值还差9917年。善良的百姓也用不着冥思苦想,他要是再掌权1000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此之前, 我一直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缺少一个先进的制度。这次修宪的“成功”让我开始考虑,归根结底,还是咱的人不行。

制度不好,可以学习。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经过了数百年的考验和改进,这样的制度使得他们富国强兵,民生安乐。相反,我们的制度却几千年来一成不变。以至于这个古老的国家多次挨打,把祖辈留下的银子都赔光了。然而这样严酷的教训却从未唤醒这头沉睡的雄狮。

孙中山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结果,竟被一场农民暴动推翻了。中国又回到了刚刚走出的黑暗。台湾的今天本来也应当是整个中国的今天。 但是,我们用血腥的内战把这么一次好机会赶跑了。

回顾中国的历史,尽管有过多次变法,最后都难免失败。即使这些变法的本意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历史告诉我们,几千年的独裁统治已经形成了中国的人头脑中一根主筋,在这根筋的主导下,偏执死板,一条道跑到黑。不是吗,到了21世界,连个禅让的简单规则都守不住。你不就为了多统治几年吗?即使感动了上帝,你能活100岁,也不过能多干25年。

再看邻国日本,人多国小,资源匮乏。但是他们知道为自己的生存担忧,他们能虚心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民主制度。以至于一个矜持傲慢堂堂大国多次溃败于东瀛之手。可笑的是,日本人前脚刚走,中国的英雄们就迫不急待地厮杀起来,让百姓陷进四年的内战。为了权力的争夺,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这样夺来的政权能够真心为民?

如今,中国的衣食住行,包括体育文艺,几乎已经全盘西化。唯一不能学的就是他们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成了复变积分中的一个孤立奇点。因为一旦民主,统治者和他们的后代就要失去他们浴血夺来的天堂。为了一己之私,把国家永远捆绑在腐朽落后的破车上。可笑的是,这样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居然还要领导全人类。

到了21世界,古老的中国依然出不了拒绝称王的华盛顿、锐意改革的伊藤博文,甚至一位敢于结束烂摊子的格别切夫。这才是莫大的悲哀。终身制的重建表明了我们的破车又挂上倒挡,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说来说去,不怪天,不怪地,还是怪咱自己不争气,抱守残缺,自私自利。即使华盛顿先生亲自来传授三权分立的经验,国人也会把他拒之门外。即使孙中山在中国本土实现了三权分立,也会有人起兵发难,把它推翻,让三权分立重归三位一体。因为只有三位一体,中华男儿才会拥有无上的权力。呼风唤雨,战天斗地。

2018-03-09

(选自作者文集《升斗草民话一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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