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21晚,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意外宣布降息: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这是中国政府自2012年习近平接班上台以来第一次降息。

人们之所以感到意外,原因是,习李新政府就任以来一直誓言调整经济结构,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而避免强刺激,从而逐渐摆脱对高速增长的依赖,以实现调结构的目标,尤其是去年6月发生严重“钱荒”的时候,中央银行“袖手旁观”,坚决不向市场注资,加深了人们对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印象。那么,中国政府为甚么忽然转向,一改这一两年定向注资、局部刺激的货币政策实践而进行全面降息强刺激呢?
许多观察家从经济层面做了很多有见地的分析评论,我想从习近平政权的政治环境入手,谈一点浅见。

习近平上台后,用反腐和对外强势的国家主义中国梦收拾人心,同时倾力防止三种现象的出现:第一,党内上层的明显分裂,特别是以路线斗争的面貌出现的分裂;第二,不可控制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不可预测和控制的民变;第三,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这三个现象紧密关联互相促进,其中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对目前的中共政权来讲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降息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刺激增长挽回明显的经济增长颓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近几个月来各项经济指标都预示,假如没有强刺激,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实现不了。“六四”以来,中共政权长期以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作为一党专政的正当性证明,经济高速发展几乎成了其唯一的合法性来源。这种对高速经济增长依赖的强大惯性,恐怕习政权一时很难抵抗,因为这种依赖不仅仅是心理的,而且实实在在攸关政权的安危。

首先,假如实现不了经济增长目标,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习近平政权会被认为无能,站在当政者的角度,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政权的道德破产、无底线实用主义当道的社会里,被认为无能比被认为无德更糟糕,不仅外界由此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有效性开始怀疑,而且内部出现不同政策路线主张藉以进行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会升高。更严重的是,经济下行将会使失业率增高、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在目前各级政府对民众经济盘剥无度的情况下,业已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必须维持一定的高速度增长才不会出乱子,所谓出乱子就是上文所讲的不可预测和控制的民变。

许多分析人士正确地观察到此次降息对房地产市场的提振作用。习李上台后一直努力防止房地产泡沫被继续吹大,一旦泡沫被吹炸了,经济就真的会崩盘,政权也就砸到自己手里了。然而,长年来房地产维持着对中国GDP的高贡献率,虽然政府想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使GDP更多地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房地产在其中占巨大比例)和出口(国外经济疲软,目前想依靠也难),但以消费为主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时日才能建立起来,远水不解近渴。眼下的现实是,房地产的泡沫小了,立竿见影,GDP的大饼就小了,经济下行压力即可出现,而且地方政府长期靠土地财政维持高债务运作,房地产市场萎缩就直接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的债务危机,这一切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所以习李打压房地产市场就像刘备摔阿斗那样不敢来真的。

再则,房价飙升不仅会有崩破的危险,而且会刺激无房者(下层年轻人)的不满,增加社会底层动荡的因素,然而,房价下降的直接受害者是中产阶级,假如这些人造起反来对政权稳定的威胁就更大,中国政府两害取其轻并平衡风险,这次采取了非对称降息的手段--贷款利息比存款利息降的多,这就意味着贷款总量会增大但银行每单位贷款的利润降低,很明显,这样的政策目标是稳定房地产市场保持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以防止中产阶级的反弹的同时,抑制房地产价格飙升,以防止由此可能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底层的动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维持政权稳定的考虑是中国政府经济政策选择的最终决定因素。无论上任当初调整经济结构、反腐倡廉、实施法治的决心有多大,只要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个政权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固有逻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现任当政者的政策车轮很快又会陷进前任当政者留下的车辙里,当他有一天发现自己像他的前任一样,在经济上只有靠饮鸩止渴维持权贵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政治上成了手上沾满血背上压满债的“人民公敌”时,那时恐怕他也只好一路走到黑,这正是习进平政权目前所面临的根本政经困境。

2014年11月27日

《香港花生》与《公民议报》联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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