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7日
法官阁下，我对8．31被控的罪名，认罪但不认错，亦不会求情。以下是我的陈述。
（1）首先，我认同政治哲学学者罗斯（J. Rawls）提出的公平理论（Theory of justice），即每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平等机会，以及他指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即为了争取更公平的法例，不惜以身试法。我是以公民抗命方式，来抗议《公安条例》恶法，因为警方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禁止和平集会和游行，是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第17条及《基本法》第27条，即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
（2）法官阁下，我以身试法，是因很担心现时本港政局，故此要坚持示威、游行的权利。《国安法》已生效，人大又修改本港政制，使民主出现大倒退。多年来大陆议会文化渐渐被注入本港政制，不止违反基本法循序渐进落实民主的原则，更令本港回归后的民主进程被废。可以说一国两制已走向一国一制，高度自治可谓毁于一旦。本港不止被中央全面管治，更是全面受控了。今天，由特首选举到立法会选举，已变成大陆式的选举，即未选已预知结果了。
此外，政府乱世用重典，以为严厉执法，大举搜捕和起诉不同政见人士，便可以震慑港人。但却引致移民之声四起，民怨愈趋积聚，民心走向低点，而社会更形分裂。
当权者强调爱国者治港。我不禁想起，穆勒（J. S.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所指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到柢还在组成它全体个人的价值。他重视个人价值和自由，提出了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国传统文化则较重视个人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但却轻视个人的权利。坚持参与是次未经批准的游行，正是因为我不愿意眼看这些个人权利受审查、剥夺。2019年开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反映出传统文化，再加上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文化。试想，本港是中西文化荟萃的国际社会，又是实行一国两制的资本主义，我们行使公民权利，何以要经当权者批准呢？坦白说，我是中国人，但亦是港人，热爱这片家园，但爱国不等同爱党。中国对我来说是人民、文化和土地，而不是指某一个政权。事实上，中国5000年文化中，尊重人民福祉的朝代，自然会受到人民的尊重和爱戴的。
我想强调，泛民不会做所谓忠诚反对派，反而会忠诚站在人民那边，代表民众监察和制衡特区政府施政，为港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争取高度自治，不断努力。
（3）法官阁下，我认为和平示威、集会、游行是要继续的。在本港政治低压，民主大倒退时，港人的核心价值，即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和多元化社会，更加要坚持下去。港人核心价值，已成为港人信念的共同体。坚持维护核心价值，会维系社会民心，团结港人，令港人努力维持如常生活。泛民更应保持团结，避免内讧，例如莫因是否宣誓或参选而分裂。面对强权，如当年捷克哈维尔（V. Havel）所指，要以真话面对谎言。港人切勿受强权吓怕，而自我畏缩，甚或放弃坚持。政治哲学学者鄂兰（H. Arendt）也指出，自由是要付诸行动的。港人要沉着面对政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去参与，和维护公民社会，及支持本港崇尚核心价值的社团，和企业及其活动。
（4）法官阁下，我重申示威、游行、集会是港人的基本权力，受到宪法保障，不容政府任意剥夺。我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非法游行，但我不会承认我做了错事。当游行未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时，我站出来参与游行，为的是坚持示威、游行是港人应有的人权，受到宪法保障。亦借此抗议警方的滥权，随意禁止港人和平示威、游行，剥夺了港人应有的公民权利。所以，我愿意以身试法，以和平方式进行公民抗命，反对恶法，并愿意接受法律的刑责。最后，我以法国作家卡缪（A. Camus）的《西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书中人物故事总结陈辞。卡缪书中的人物西西弗斯犯了罪，受天神惩罚要推石头上山顶。但去到山顶后，石头即自动由山顶滚落山脚。但我会欣然地下山，再次从山脚将石头推上山顶，有如争取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一样，我会紧守岗位，坚持下去，不会放弃。信念结合行动，港人锲而不舍争取下去，民主、自由的日子总会来临的。法官阁下，我认罪但不认错，也不会求情亦不作上诉。谨此陈辞。多谢法官阁下。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4月7日在法庭的陈辞，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文章经本报编辑）
作者是港大荣誉助理教授
来源：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