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标题为转载者所加）
2021年12月13日
法官阁下，你将不会听到任何感人的故事或关于我本人的事宜，因为这个审讯与我无关。
在此受审的，或许是维园一直以来最后一次烛光晚会，也绝对是支联会最后一次在六月四日出现在维园，因为支联会已被政府“杀”了。这是对该会 31年传统的审判。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抵抗象征，首先是透过现在这个的控诉，然后透过当局不断升级的行动，被强行终结了。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认为这完全是关于疫情，不要认为将烛光晚会视为罪，那只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的措施。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是当局有系统性地抹去历史的其中一步，无论是天安门屠城还是香港自己的公民抗争历史。
本案主要依赖公开收集的证据，这些证据不再可被公众查看，那是因为发布这些证据的媒体已经关闭，或是因为托管它们的组织已被禁止。这展示了花年半的时间透过镇压在香港弥漫的恐惧感。言论自由、组织和政治行动空间的缩小，不，是崩溃，在这城市里是一种比疫情还要痛苦的共同经历。
尽管法庭认为对于因卫生危机而采取司法行动是合适的，但法庭表现到好像政治危机并不存在。法庭拒绝听取任何关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人，在这场政治镇压疫症中正在经历什么的证据。法庭以只关注相关和可接受的证据为名，拒绝看到本案更宏观的背景。
约二万人的集体行动被指是“犯罪”，这些人的经历却无关重要。历史是无关重要的，政治也是无关紧要的。所谓的决策者的观点很重要，那些受到影响但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平民的观点却不重要。政治镇压的现实永远不会在法庭上被展示，因为此类证据永远不会被采纳。
法庭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这可能使法庭与我们时代的毛病不再有关。法庭声称要保持政治中立，实际上是肯定了政府在对反对者提出政治指控时所拥的不平等权力，从而鼓励当局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挤压公民权利。
整个审讯过程中，这案件最大的不公仍然是隐藏的、说不出的，究竟是谁在年复一年地煽动数十万人于六月四日聚集在维园？就是32年前在北京用坦克车和枪随意杀人的凶手。然而，这些杀人凶手从未受到任何法庭的惩处，而那些要求真相和要求一个交代的人却被无情地定罪。这情况在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了32年，现在也在香港发生。
掌握著权力和法律的凶手认为，透过控制是非、有罪和无罪的论述，他们可以轻松坐在他们的王座上。一方面，我拒绝顺从以及屈服于我所谓的内疚感。如果这个国家仍然想保持公平，那就审判那些杀人凶手而不是我们。让我们把这些罪犯关进监狱，而不是将他们敬为我们伟大的领袖。让天安门广场的真相被自由地讨论，为长期受苦的天安门母亲们提供补偿。
在这里受谴责的是 31 年来，要求这些罪犯承担责任、站在屠城受害者身边、延续他们对民主未完成的追求的努力。将烛光晚会定为有罪代表着这香港引以为豪的传统受到谴责，同时向世界表明这个城市不再是曾经言论自由的避风港。“一国”已经完全淹没了“两制”，没有留下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生活的痕迹，包括在六月四日点燃蜡烛的自由。
在这里受到谴责的也是个人的行动力。法庭似乎无法理解，每个人都有自主能力，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应仅仅因为这种行为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而被定罪。法庭似乎无法意识到一个无领导、而人们不是盲目追随者的运动是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最后一次烛光晚会，也是第一次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没有集中的主题。支联会的组织角色逐渐淡出，个人的主动性为这次的烛光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的确，多年来，透过数十万香港人的参与，纪念天安门的意义一直在演变。支联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但从来不是唯一的推动者。不同的团体和人决定了自己纪念这一天方式，就纪念屠城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持续的对话。
维园里到处都是口号、歌曲和旗帜，但它们不只与六四有关，它们的核心也与香港的自由抗争有关。我们是不同，也是是没有中心的，但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坚信必须抵制政府公然抹去历史和镇压社会运动的企图。当历史没有被遗忘时，它会照亮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就像去年那个美丽的夜晚，当烛光照亮整个香港和维园时，1989年的精神和香港的运动也互相呼应了。每个人在此多元化的烛光晚会都承担起行动的责任并表达了各种观点。这也许是这 31 年传统的一个合适结局，这也展示了这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正义和民主运动将如何继续。尽管事实上支联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了现在的审讯和定罪，纪念天安门的意义又有了变化。它的相关性不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它也不是一些遥远痛苦。不，现在它就是一种跨时间、跨距离、跨身份的压迫。当那天所有敢于点燃蜡烛的人被随意贴上“罪犯”的标签时，这场斗争就变得既关乎历史，也关乎保卫我们在此的权利和未来。如果当权者想透过起诉和监禁来杀掉这场运动，他们将非常失望。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就是为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将新一代团结起来，为真理、正义和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抗争。
被良心感动的人不能被监狱吓倒。尽管有禁令和愈来愈严格的“法律”，但请放心，烛光将继续存在。在这些有良知的人当中，我只是卑微的其中一个，这是我要求法庭对我判刑的唯一依据。因为当集体行动受到谴责时，个人的宽大处理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来源：独立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