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打开电脑,读到曹思源先生的讣告,眼前立刻跳出曹思源的图像:像弥勒佛,胖乎乎,乐呵呵,只是留着头发,戴着眼镜,既饱经沧桑,又天真烂漫,既老谋深算,又胸襟坦荡,很生动,很有感染力。眼前这副图像和当下我心中的悲痛沉重似乎很不协调。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只要想到曹思源,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副图像。

早听说曹思源得了癌症,不过去年见面,只见他还是那副模样,不显病容,甚至也不更显老,依然是谈笑风生,只是在下台阶时,我注意到他的动作非常缓慢,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挪动,这才使我想起他的病,不由得心中一阵隐痛。

我和曹思源相识于1986年。那一年大概是中共建政65年间政治上最宽松的一年。曹思源和吕嘉民、周舵同是于光远的研究生。于光远招收学生不拘一格,他的弟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在那时,“曹破产”的名头还没叫响,不过我们就都知道他在为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大会小会,逢人就讲破产法。固然,破产法的通过并非曹思源一人之功,但是,称曹思源为“曹破产”又绝非夸张。

这是曹思源做事的一大特点:认准了一件事就全力以赴地做下去,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

近些年来,曹思源又成了“曹宪政”。他对宪政问题写了大量文章,出了好几本书,国内海外到处讲。尽管有些人在他之前就开始讲宪政,也有不少人在宪政问题上写了很多文字、发表了很多讲演,其影响不在曹思源之下,但是没人把他们称作“张宪政”、“李宪政”,只有人把曹思源称作“曹宪政”。原因无它,就是曹思源这种独特的做事风格:集中精力就做一件事,执着,坚持。

曹思源的又一美誉是“院外活动家”。这一美誉当然是来自当年他以一介布衣、一介书生的身份,居然成功地推动了破产法的立法。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更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院外活动。曹思源居然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了一条路,这固然和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他极富创意的活动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曹思源为改革人大付出巨大努力。还在八十年代,曹思源就提出过十条修宪意见,并热情地鼓吹推行“人大旁听制度”。“院外活动家”的美誉,可不是浪得虚名。

曹思源另一件重大“院外活动”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后,时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曹思源,征得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同意,草拟了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很快就征集到了57位人大常委们的签名或委托签名,在5月24日下午送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这件事无疑是运用体制内力量,遵循体制内方式,向中共强硬派发出的最有力的反击。可惜功败垂成。6月3日早晨,曹思源被秘密绑架,成为八九民运中被当局迫害的第一批。同时被秘密绑架的还有正在做同样事情的高瑜。其后,曹思源被关进秦城监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

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话筒那边自报家门“我是曹思源”。我异常惊喜,原来他已经到了纽约。我连忙邀他到我家做客,还邀到刘青。阔别多年,又经历了那样一番变故,曹思源还是曹思源。我们一起照了几张相。有一张他抱着我的刚一岁的小女儿。我相信曹思源一定有孩子缘,他那张胖乎乎的笑脸,没有孩子会不喜欢的。

Liu Qin-Cao Siyuan-Hu Ping左起:刘青、胡平、曹思源

写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曹思源的图像,那样生动,那样富于感染力。我想,这就叫“活在人们心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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