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广大的农民兄弟为解放军提供了兵员，提供了后勤，提供了救护。他们推着小车，在枪林弹雨中送馒头，抬担架，救伤员。为了新中国的到来，慷慨无私地献出了一切。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
解放以后，领导干部和城里人都过上了舒坦日子，而农民得到的却是一纸农村户口。户口限定了他们祖祖辈辈只能呆在农村。除非在部队里提干，或者出去念书。农民继续成年累月，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工作条件没有改善。他们生产的粮食养活了城里人，自己却依然以稀代干，勉强果腹。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解放前比没什么两样。后来，又加上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三年饥饿的冲击，农民的日子被推向了低谷。但他们毫无怨言，一代一代默默地承受着苦难。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被利用了，他们被遗忘了。他们被欺骗了。
改革开放以后，需要大量的劳力，当年推着小车支援革命的农民的后 代，终于有机会来到城里，当了农民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所有的只是一双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大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一镐一镐，一锤一锤，辛勤地劳动着，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在春节晚会上，为了几百块钱，居然向北京的款爷冯巩下跪。为了能让孩子进托儿所得得县长牛群的允许。他们拿的是最低的工资，为了这点钱，有时还得跳楼玩命。大楼盖好，他们住不进去；公路修成，他们没有车开。
如果农民的人均月入能有1000元的话，他们也犯不上离乡背井，到城里来当二等公民，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高楼和公路。换句话说，中国今日的崛起与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穷苦，才会为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来城里打工，城里人才能住进便宜的房子，国家才能有便宜的商品去换来巨额的外汇；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才会开上本特利和法拉利，喝上路易第15和XO。
说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功臣与主力，当之无愧。 可是，到头来他们还是被遗忘，被利用。在政治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按徐友渔老师最近的说法， 农村人口的选举权是城市的四分之一。亦即产生一个人民代表所需的人口数 是城市的4倍。或者说，农民的政治地位只是城里人的四分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治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手头没有数据，不能乱说，敢问在高考名额上，农村人与城里人是否享有等同的待遇？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城里人好像是亲娘生的，农村人好像是后娘养的。熬了一锅粥，亲生的儿子总会多喝上两碗。其实，城市与农村的区别，远不只在这两碗粥上。城里人有钱之后，把农村人当成了佣人，廉价的保姆成为城里人的时尚，烧菜做饭，甚至陪睡陪床。而城里人还在洋洋得意地标榜，解决了女青年的就业问题。 早点铺、 清洁工、 看大门的都是由这些农民兄弟完成的，他们的社会位相当于加利福尼亚的非法偷渡的墨西哥人。
文革后，城里基本上没有私人房产，大部分人都是租赁房屋。拆迁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笔可观的补贴，到别处去买房子。当然，这钱不一定来自国库，可能是开发商吃了肉后吐出的一块骨头。而农民的房子大部分是祖上传下来的私有财产，甚至是他们亲手盖起来的。拆迁的时候，并没有比城里人多得到一些好处。何况，城里人有固定收入，换个地方住也无关紧要，而农村人世世代代靠土地谋生，离开了土地，有可能失去生路。
按照毛泽东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中国现行的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级。最高的是特权阶级，包括两部分群体，一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文革以来，他们可以当兵、入学、出国、从政、经商，甚至把商政双肩挑起 。只要有了美味佳肴，头一口都得被他们啃去， 轻松自在地在梅花桩上跳来跳去。二是那些大款，大腕，他们毁坏着中国的园林，剥削着中国的劳力，赚取着中国的钱财，怀揣着外国的护照，演绎着中国的领袖，霸占着中国的影视。他们进可名利双收，退有洋人 护佑。我们的中国同胞和电视台们每天都把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奉为神明，吹来吹去，连两岁的小崽子都要送上一道金闪闪的光环。这个阶级好比暖水瓶。一壶水烧开后，先倒在他们那里。
第二个是城市阶级，他们得到了一定的好处，有房住，有车开，甚至有余钱剩米去炒股票，投资房地产。这个阶级好比暖水瓶的真空夹层，对瓶里的热水起了一定的绝热和保护作用。
第三个则是农村阶级，好比暖瓶外的空气，天冷时，跟着冷；天热时，跟着热。他们没有恒温的保障，想跻身于特权阶级难于上青天。虽然这个阶级人数多，但缺乏教育和知识。从城里人那儿屈膝弯腰挣了几个小钱，还把它当成是人家的赏赐与恩惠。他们对改革开放的付出远远大于他们的所得。他们虽然身在城里，却没有户口，没有福利，没有劳保。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已经算得上好日子了。
希望中国的第一阶级，能给富二代们少占一幢别墅，少开一辆跑车。请您行个好儿，分一杯羹给这些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吧。他们不是非法偷渡的墨西哥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手足，也是炎黄子孙。我们只不过比他们早来到城里一步。仅此而已。
这种农民被遗忘的现象，既有客观，又有主观原因。客观上说，农村人口占多数。解决一小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比解决一大部分人的生活问题要容易。 由于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所以邓副主席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主观上说，农民个性朴实，文化水平偏低。祖祖辈辈靠种地生活，从地里刨吃的。 基本上，可以是一个 封闭的独立的个体。只要他们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够全家的口粮，就满足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不需要或者不知道提出任何要求。
要想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光靠富人财富的无限膨胀还是不够。中华民族的有钱人向来有顶“为富不仁”的桂冠。贪婪和自私是他们的本性， 那些先富裕起来的人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子孙，让他们富上加富，富可敌国才好。他们不愿意把财富贡献给社会，贡献给把他们养大的农民伯伯。他们宁可花几百万给富二代买辆跑车，也不会花几万元给农民买台拖拉机。
农民要过好日子，必须自己去争取。同样付出劳动，为什么城里人收入多，而农村人收入少。因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利益恐怕是剥夺超过施舍。如果农民自己能制定农产品的价钱，把粮、菜、肉类的价格都提高二到三倍，农民自然也会富起来。可是，民以食为天，农产品的高价势必带来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农民富裕起来而城里人又买不起 粮食时，又会导致反向的矛盾转化。如果种两亩地一年收入有20万元的话，城里人也会到农村来当佃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办法，恐怕还是靠政府逐渐放松农业征税，逐渐提高农产品价格，帮助农民开展副业，科学种田。此外，对巨富的一小部分人增加财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用来补贴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还要加强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让农民知识化，提高农民自行致富的能力，帮助农民建立起自己政治活动舞台，捍卫自身的权利。
当年，八路军撤离延安时，陕北老乡围着白羊肚手巾，像当年老表们十送红军那样，难舍难分，依依惜别。解放以后，有几个领导再喝过延河水，重回过宝塔山，做出几件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农民是朴实的，农民是伟大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愿有一天能取消农村户口，切切实实地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让他们也过上现代化的好日子。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这么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旦发生经济萧条，那些大款、大腕可以买张机票乘坐A380回到他们的“属国”，可是这上亿的农民工怎么办？进没有工作可找，退没有农田可耕，将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障碍。愿那些脑满肠肥的中国精英们， 在打完高尔夫，呷上一口雀巢咖啡后，应该认真地想出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也算是积点阴德吧。
（2010-11-12 《杂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