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
俄国各界的反思(17)
俄罗斯左翼在反思苏联剧变的原因时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分析的。下面接着上文继续阐述: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也认为是“追赶型”而不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后来的危机。他认为，在三十年代提出的“追赶型”方针在当时是适宜的。但到了五十年代末，已经产生了提出“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客观条件，因为当时苏联在生产工艺发展的一定程度上达到甚至超过了西方。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如此，“追赶型”发展战略的提出，首先是出于军事技术考虑，即使在三十年代也不具有普遍意义。随着在核武器方面达到与美国均衡的地位，就不得不以新的途径追赶。赫鲁晓夫上台后，则把“赶超”即赶上西方的思想绝对化，直至推广到一切生产生治领域，进行各种试验，甚至要像美国一样广泛栽种玉米。日益明显的落后正是从此时开始的。整个悲剧就在于: 没有认识到在“追赶”上孤注一掷的缺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是照搬美国的消费标准，而是创造新型文明。 “追赶”发展方针的绝对化导致把共产主义理想等同于资产阶级理想——“普遍需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作了这样的诠释。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事实上是把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与满足“全面消费”相提并论。这是社会目标衰落的明显征兆。对苏联人民来说，吃饱穿暖不是最终目的，这仅仅是实现更高的精神目标和利益的起码条件。
此外，久加诺夫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都提到，苏联被拖进战后的军备竞赛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减弱的战争威胁及其策动的“冷战”的背景下，苏联未能处理好发展国家防御综合体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其他迫切问题的关系。西方大国得以把苏联拖进军事对抗和无法抑制的军备竞赛之中。这导致苏联经济的过度军事化，阻碍了民用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人民财富的增加。
1950年代末，苏联经济虽然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仍落后于西方。这使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时有种落后感、紧迫感，因而头脑发热，产生了强烈的“赶超”意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总是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现实中人们就很难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必须在经济上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个基本认识点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赶超美国的设想；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他把赶超美国作为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内容、重要标志和尺度，作为当时苏联的实际任务。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表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用算数计算不出来的，“这是政治，这是政治现象，这是我党多年工作的成果，这是我们全体人民工作的成果。” 他说: “我们不想用炸弹来炸毁资本主义世界。假如我们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黄油和牛奶的生产水平赶上了美国，那么我们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发射了一枚最强有力的鱼雷。”
1959年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时就认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思想，更是把赶超美国作为重要内容和标志: 在第一个十年内把苏联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工业生产的绝对量上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品的产量上都超过美国；在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赫鲁晓夫说: “我们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这仅仅是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我们来说绝不是终点站，而只不过是一个会车站。在这个会车站上，我们将可以追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它留在这个站上，而我们自己却继续前进。”
赫鲁晓夫认为，“经济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的主要场所”；而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超过美国“意味着超过资本主义的最高指标”。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不仅把赶超美国作为重要的战略设想，而且把这种设想同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把美国作为苏联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赶超美国旨在赶超资本主义世界，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从而激发人们更大的热情，使共产主义在苏联早日实现。
与此同时，苏联的伙伴Z国提出了“15年内超过英国”的口号。超英赶美，兄弟俩美不美？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说了。
关于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1995年1月召开的俄罗斯CP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作了与久加诺夫观点大致相同的全面阐述。纲领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必须完成资本主义俄国应当完成而没有完成的经济任务，致使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方面，建立了大多数劳动者的政权，实现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向有计划的国民经济管理的过渡，领导苏联人民告别了失业，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实现了文化革命。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相比变化不大。苏联面临外部帝国主义的威胁，提出了“追赶”的口号。所有的经济可能性都被超极限地调动起来了。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为了推进工业化，加速实行了农业集体化。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证明了这条发展道路在历史上是正确的。
但是，国家在推行工业化时具有强制的性质，要求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实行极端严格的集中化和国家化。这条道路被错误地绝对化，并被作为指导原则。结果，人民自由独立的组织越来越受到限制，劳动者的社会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不再提倡。
当党内提出社会主义要在自身基础上加以发展时，又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早期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实行过的赶超模式。这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定遭失败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主要任务的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使生产社会化，创造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发达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向劳动集体自治过渡，利用更高的、更有效的劳动激励机制，为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创造条件。由于以过时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为样板，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丧失了历史主动性。同时，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变形了，遭到了破坏。由于广大劳动者阶层被剥夺了实际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可能性，他们也就感觉不到自己是所有者即全民财产的共有者了。这就导致了他们依赖社会、漠不关心和消极旁观的心理。
须知俄罗斯CP人上面所说的“但是……”要是在斯大林时期能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那就不会出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结果了。而现在才认识到这些，只能是马后炮。苏共领导人在当权时的头脑往往是发昏发狂发疯的。
致于劳动者在苏联体制下为什么没有主人翁意识，没有劳动积极性，这个问题在后文再讲。这里继续说一说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
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明确地提出了赶超美国、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期限，宣称这是“以严格的科学计算为指导的”。实际上，赫鲁晓夫提出要赶超美国、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极不现实，狂妄自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赶超美国”的设想主要基于苏联工农业高速度发展基础之上。在1959年以前，苏联工农业的发展速度确实很高。1945一1959年苏联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0.7%，农业总产量1958年比1953年增长50%。赫鲁晓夫“赶超美国” 的设想就是根据这种速度而计算出来的。然而，这种高速度是暂时的，没有可持续性。因为苏联工业的高速度主要是依靠外延扩大(国家投资)再生产而获得的；农业的高速度增长也与大面积开垦荒地密切相关。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明显表露出，外延扩大再生产、粗放式经营方式已失去优势。而且，二战后的苏联劳动力缺乏，自然资源经过战争的浩劫也显得紧张。所以，主要靠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粗放式经营所获得的高速度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1960年以后，苏联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1964年为7%。
第二，仅以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为标准同美国进行比较和竞争，这本身就是片面的和简单化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质量、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多种指标综合反映出来的。只凭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水平。赫鲁晓夫认为，只要苏联在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那么苏联的经济实力就会强于美国，纯属是一叶障目。
依此来看，即使Z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三个人拥有一万元和14个人拥有二万元，谁更得意洋洋？
俄罗斯左翼政党在分析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经济原因后，又分析了第二个原因:
二、政治原因——政权机关的官僚化
在俄罗斯左翼看来，苏联政治体制的变形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又一内在原因。这种变形具体表现在: 政权机关的官僚化致使苏维埃不再是劳动人民政权的最民主的形式。 权力代表机构从属于权力执行机构，而权力执行机构又发生了官僚化。
普列特尼科夫等左翼学者指出，动员型经济不仅为苏联国民经济而且为整个社会的集中管理创造了条件，这导致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一方面，苏维埃这一权力代表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实际的政治权力集中于执行机构即政府部门，因而苏维埃成了一种摆设；另一方面，执政的CP在社会中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扭曲，社会中所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都是以党的名义下达的，党的组织能力和党内工作经验被用于解决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党的机构日益脱离党员群众，严格的党的领导的等级制逐渐形成。而这种等级制又逐渐与国家管理等级制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以“领袖”及其小圈子拥有全权为基础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使少数上层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而且能够利用这种权力来使党处于封闭状态，因为苏共从历史上就确定了从党员中推举领袖的机制。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部分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政治原因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变形。这表现在: 权力代表机构从属于权力执行机构；而权力执行机构即国家行政部分的活动由党的指示来确定，国家职能被党的职能所取代；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政治规定代替经济现实。与此相关联，苏共在社会政治制度中居于垄断地位，苏共党员的党证可以变成进入权力上层的通行证，这导致相当一部分党员、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人蜕化变质。
该协会另一些学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的民主没有真正实现，党和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及上层人物脱离群众，社会主义的人民性被领袖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被权威和独裁所取代。
该协会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点，指出，在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政权暂时是以其低级形式出现的，它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权，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政权。苏联没有推行旨在实现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全面民主化的方针，在苏联人民的教育、职业和文化水平有了质的提高的情况下，固守主要在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时形式，这引起了公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禁锢了他们的首创精神，降低了他们积极参加有益于社会的活动的兴趣。民主化方针的缺乏使社会失去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机制。
2000年，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文件认为，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战略性错误是: 低估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任务，固守已过时的经济调节方法，对人的需求体系的变化估计不足等。这些错误妨碍了社会主义由初始的、早期的形式及时向发达的、成熟的形式的过渡。
左翼学者科索拉波夫则从理论上分析了苏联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它应该逐渐变成社会自治机构的思想认识不足。结果，CP非但没有成为这一过程的引路人和保证人，反而使自己也国家化、官僚化了。人们批评苏联不民主，这话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也反映了实际问题。 没有工人对生产和税收进行监督，没有按照民主原则建立的苏维埃，没有差额选举，没有劳动集体召回自己推举的代表的权利，没有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使官吏的工资同技术工人工资相等，这就很难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从上述内容来看，一些CP人对自己所处的体制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由于他们太恋栈，不愿意放弃权力从而舍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已。1985年9月至1991年1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的雷日科夫，1995年在其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对这个体制以党代政的弊端有以下的认识:
……有四个联盟部，形式上虽隶属于部长会议，可实际上不归政府领导。这些部的行为一直不由部长会议负责管理，政府对它是一无所知。这四个部是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此外，还有两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地位特殊——他们分别负责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农业。所有这些环节上的国家机构都由党通过有关的中央书记和总书记本人来单独领导。
其实，当时整个经济和全国都是由苏共领导的。距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还有几年时间，谁也没有对党的全面作用产生过怀疑。
我已提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工作中的重复现象，它们大致都是一样的组织机构，处理相同的问题。但是，宪法第六条规定的CP的领导作用，赋予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书记们一种权利，他们实际上在重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能，不仅可以指挥经济，还可以指挥“最高执行与管理机关”。
1989年底和1990年初，取消宪法第六条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决不仅仅是要求从形式上把它们从根本大法中删掉。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按照“民主人士”——昨天的CP人(当时他们远非全都已退党)的安排，必须除掉两大主要力量: 党，然后是苏联政府。
说句公道话，在这场斗争开始以前，谁也不记得宪法有个第六条。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党领导一切，这一点是早就清楚了的。
既然讲到宪法，不妨回想一下它的第108条，它清楚地写着: “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先生们，难道是真的如此吗？
最高苏维埃的法律草案或决议草案，通常都是由党中央各部或在它们的领导下起草的。那时在苏维埃例行会议上有发言，但那时还不曾发生热烈的讨论和辩论。只是到了1989年，当国内议会民主的条件基本成熟以后，才开始为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进行斗争。
……
如果继续对过去进行反思，则应指出这种 “原样”就是党的领袖具有绝对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实际上，当时党的机构参与国家管理。部长会议主席在职务上是一名政治局委员，他通常只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偶尔了解到表面上隶属于政府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一些计划和活动情况。
只有作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才可以讨论外交、国家安全或者内务问题。 而其他一些部长只要有总书记发话，有时就能打破常规，越过正常手续的。……
其实，所有的领导职务——部长会议的，各部的，生产单位的——都由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所谓的主管干部制度控制着，同时，主管干部是有区别的。
最高一级的是政治局主管干部，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部长；下一级领导干部即副部长，由中央书记处主管；最后是各总局局长、部务委员会成员，这些职务由党中央各部部长审批。
因此，没有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的决定，部长会议主席是无权罢免任何一个部长或副部长的，即使他们一无是处。而且，若第一副主席已经进入政治局，那么，在党内他就可以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国防部长如此，克格勃主席如此，外交部长也是如此。
雷日科夫所阐述的苏联党国体制的弊端用一句中国成语“叠床架屋”来概括十分贴切。问题是，这种不正常的床上放床，屋上盖屋的现象为什么被所有掌权的CP人沿用至今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