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0)
俄国各界的反思(20)
俄罗斯左翼反思苏联发生剧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
六、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向歧途和叶利钦的釜底抽薪
俄罗斯左翼政党和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改革是社会客观发展的需要，人民也要求进行完善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把改革引向歧途，直至毁掉整个党和国家。因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左翼大都认为他是出卖党和国家利益的“叛徒”、“蜕化变节分子”。其中有的人认为，他是一开始就有意借改革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即他搞垮国家是有预谋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改革中途即1988一1989年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决定改变制度、最后走上了背叛祖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剧变过程中的作用，俄罗斯左翼主要有以下看法:
1) 戈尔巴乔夫的“改向”把改革引入歧途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多次谈话中认为，八十年代改革之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就存在问题，改革势在必行。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成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前一阶段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发展较快，每个五年计划都建成一千个大工厂。但后一阶段停滞了，产生了各种消极现象，造成的不良后果后来才暴露出来。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但当时苏联的改革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正确的改革战略和明确的纲领，缺乏精细的政治运筹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戈尔巴乔夫出卖了社会主义利益，实质上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国家，背叛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国家为他的改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苏共的一部分正直力量曾试图防止这种灾难发生，他们站出来反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但这一力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揭穿他们的险恶用心，未能发动全党和国家机构同他们的反人民的路线进行斗争。如果当时的苏共能考虑到一系列问题及其后果，并顶住西方的压力，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错误，揭露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就会阻止国内局势的动荡和危机的发生，苏联的解体也就可以避免。
把苏联解体、改革失败完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的“背叛”是不公正的。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思想脉络，看看他当初是以什么心态进行改革的。
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对戈氏的改革思想动机是这样阐述的:
(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并未预言官方世界观将发生重大革命。改革起始阶段的构想习惯性地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许诺回归“真正的列宁思想”。至于苏联社会中那些表明改革已势在必行的危机现象，则解释为质量尚不够完美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肖未完结。受到新领导人激烈抨击的困难和缺点，均归之于“社会主义还不够”，由此便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必须走向更多的、“更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离开它”。不仅在他的报告中，而且在一年之后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样来表述改革的最初构想的。 “对于生活提出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书中说道，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其范围之外寻求答案……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及其个别组成部分，完全是基于这样的原则: 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
在这段无可挑剔的文字中，细心的耳朵仍然听得出最初的思想上的不和谐音，甚至是羞答答的不同政见的音符。原来，在苏联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尚有待于建设成“更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在顷刻之间，就从“发达社会主义”地位降格为“欠发达社会主义”的范畴。同时宣布，衡量其是否完善、是否符合理想的标准，应当是民主的发扬。……
那么，为什么“回归列宁”(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说: “按照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与民主二者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后来又走不下去了呢？《戈尔巴乔夫之谜》是这样回答的: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幻想、后来证明他是致命的失误在于，他无论对老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均估计不足。未来他将会感到失望的，还有他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像市场那只无形之手一样，即使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的自动调节器。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在民主发展方面传统性的长期落后而外，还得加上70年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
由于体制一味依靠强制手段，社会深层就不能不积聚起一股脱离装潢门面的社会主义、发挥保守主义和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应的潜在力量。因此，借助民主的“起子”将盛有发酵好的苏维埃“家酿啤酒”的密封瓶打开之后，溅洒出来的东西与改革首倡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跑出来的不仅仅是希望，还有罪恶与失望。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着直接关系，尽管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苏联非改革不可。苏联社会主义出现的种种问题，本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应当是能够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社会制度。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同样存在许多矛盾，但它学会了不断地克服危机和动荡。苏联自六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未能解决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质上是在实践中推行“趋同论”思想，这表现在: 经济上通过颁布合作社法、国有企业法和劳动集体法使“影子经济”合法化，致使国有资产开始被盗；政治上引进总统制，支持反共的统一战线，动摇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意识形态上让出阵地，沿着反斯大林一反列宁一反共产主义的路线一路退让下去，改写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造成群众思想的混乱。“趋同论”方针为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和社会经济关系中助长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国内外反共势力采取一系列措施瓦解苏共和联盟经济体系，最后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欺骗了群众的意愿和期望，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的口号掩盖下，推行的是拆除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的“设计师”做了反社会主义势力想做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是完善社会主义，结果却导致了社会主义的终结。这种理想与目的不相一致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一味责备医生无能导致病人死亡是不公允的——对待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病人，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
《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在阐释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时特别指出:
(美国)一位最具权威的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舒尔曼在对改革计划之诞生和改革初期的不坚定步骤进行分析(诚然又是马后炮)，对这一阶段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苏联的条件下，如果改变体制的尝试是由局外人、体制之外的人来进行，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体制可以利用其屡试不爽的镇压机关，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干掉。体制只能通过内部的人的努力加以改变，而这些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得遵守体制的游戏规则。”
他说的基本上都对，只是没有人提到耸人听闻的微妙之处: 未必有哪个改变体制计划的参与者会把彻底改变甚至摧毁体制当成自己的目的，哪怕是绝对保密的。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都是那个产生他们和培养他们的体制的真诚而狂热的追随者。只不过不是那个实际存在的体制，而是更好的、理想化的体制罢了。
……
有些人事后所作的表白同样没有多大价值，他们或是像1991年政变分子那样猛然醒悟，或是对于在自己参与下开始的改革大失所望，却全都企图将罪责推到总书记兼总统一个人身上。他们都将在最高历史法庭上为以下的事实共同负责: 始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试验，在20世纪末总体来说是以文明的方式而不是流血的方式宣告结束。有人会为此感到自豪，有人则会尝试竭力否认自己曾经参与其事，不过这都改变不了什么。
问题与其说在于他们的努力和意图，倒不如说是在于体制本身的特点。斯大林留下的这份遗产“完美无缺”，只需人们为它服务或是加以看管，却无需改进。在抵御任何从外面摧毁它的企图方面，体制可以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却只有一个缺陷: 它无法避免从内部对其“稍加修理”的企图。因此，任何人只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出于良好的动机提出完善体制或者使之现代化的计划，客观上都会变成体制最危险的敌人——“破坏分子”。领袖斯大林深谙此事，或者至少是有所感觉，因此，主要是出自正统的CP人的“破坏分子”人数就愈来愈多，尽管对他们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很走运，至于体制本身，就不能说走运了。
一台破旧机器既然已经到了无法修理的地步，还是赶快回炉算了。
苏共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在2000年来华访问时就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作总结时指出，苏共八十年代中期设计的对全社会进行深刻、全面变革的方针是正确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能的。本来这种变革完全可以按照事先设想的发展道路前进，不发生后来的那种悲剧。可以肯定地讲，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的。
利加乔夫说，当初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因为他们对苏联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当时，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大，令苏共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令他们感到十分担忧，认为这一切都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思想的进步。为了推进社会进步，苏共决定进行改革。党内的健康力量主张应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为首的另一伙人认为苏维埃制度已不能改革和完善，而只能摧毁、打碎，改革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即1985一1988年，人民群众有很高的热情，社会期望值很高。这几年经济是上升的。但随后陷入了困境，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不懂经济发展规律，急于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被拋开，计划中的货币和商品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消费市场受到破坏，商品短缺更加严重，人民群众对改革、对苏共领导人愈加不满。这一切失误，导致了不该发生事情的发生。
对于利加乔夫上述的责难，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是这样解答的:
今天，人们很容易责怪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责怪他未能利用改革的“黄金时期”——全民热情高涨、社会几乎绝对支持的时期以坚定的步伐涉过险滩，尽快到达彼岸，与社会主义神话的时代彻底一刀两断。然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当时的追随者有的是充足而有力的理由来进行自我辩护:
首先，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在其70年成熟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之多即便仅仅大致的了解，那么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则还有待弄清，还有待揭示: 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发达的程度，而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至少是在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具体化的形态。还有待确信: 让这个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最终就意味着将它灭掉。要是考虑到这些人是如何成长和在何处成长、他们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时具有怎样的学识和视野的话，就不难明白，即便是那些能够做到洞察一切的人，这种洞察力也只有在积累了经验、碰得鼻青脸肿、往往还要经过严重的内心危机之后才能获得。
其次，套在一起的各种思想和各种人的无法协调起了作用: “马和战战兢兢的鹿”岂止是往不同的方向使劲，简直是往相反的方向使劲(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叶利钦与波洛兹科夫，其他的“刺猬与游蛇”)。这里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迫使大家“和睦相处”的愿望: 改革的内部矛盾起初尚未显示出来，个人的冲突尚未发展为利益的冲突。例如只需回忆一下，利加乔夫当初曾经对叶利钦“着迷”，博尔金曾经极力推荐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当谋士和讲话稿起草人，雅科夫列夫自己还力劝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去填补克格勃主席的空缺呢。
还不能忘记戈尔巴乔夫的特殊性格，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挑起的社会动荡尽管已经触及到社会上有权势的阶层和官僚在权力和财产方面的利益，却不会引起起劲的以至充满敌意的抵制。尽管如此，改革第一阶段政治上的模糊不清并非由于生性随和。请看号称“不讲情面的政治家”的利加乔夫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性意见，他说: “往往会听到所谓戈尔巴乔夫意志薄弱的说法。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似是而非的印象。” 1986年秋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光凭政治宣言和电视说教无法使全国上下振作起来，经济生活中也毫无变化，便在政治局会议上“以利加乔夫的方式”向叶利钦提出坚决要求: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把地下室的办公室统统关掉，把官员和懒蛋都赶出去，全部改成咖啡厅、青年俱乐部、大学生聚会的场所。” 数月之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计划在中央全会上获得通过，他又向雷日科夫发难，要求总理采取激进措施，“抛弃只治标的办法”。这些对于戈尔巴乔夫说来很不典型的焦急表现，回到传统的冲击式、州委式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的意愿，无不反映了改革首倡者日积月累的恼怒甚至绝望，他们遇到了顽强的反抗，而且发现: “他们原本相信党和人民不会不支持真正诚实而明智的政策，结果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雅科夫列夫语)
任何一个能工巧匠也无法用一根朽木雕刻出优秀的作品——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而左翼人士、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当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其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出，改革的悲剧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 时代的特点，公开提出的和暗中蕴藏的目标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等等。戈尔巴乔夫没有领导国家的才能。他30年中一帆风顺地沿着共青团和党的台阶稳步上升，到哪里去获得这种才能呢？根据他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他不可能从事任何根本改革。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改。雷日科夫写道: “现在动乱的种子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叛徒战友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播下的。这些种子落到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掘松和施肥的沃土上后，开始枝繁叶茂”。他认为: “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改革和改革后时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肌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分好坏，不论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 公开性可以是氧气，也可以变成毒化人的理智和毒化社会意识的毒气。
雷日科夫在其《返回政治》一书中指出: 苏联改革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在1987年后，特别是在1988年以及后来的几年中，即改革的第二阶段，戈尔巴乔夫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开始离开原先确定的原则和目标；第二个原因: 在1989一1991年出现了反对派，他们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竭力攻击改革；第三个原因: 这是外部因素。我不想在此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有几十人到美国去接受指示！在国内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第五纵队’。” “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背叛了改革。他有意识地走向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是自觉地摧毁党。至于他是否想摧毁苏维埃联盟，还不能肯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错误。”
在我看来，“我们”最大的错误其实不是让戈尔巴乔夫当了苏联最高领导人，而是当年让斯大林当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仔细回顾苏联历史就会知道，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源就在于斯大林体制的无法无天，罪大恶极——这个历史包袱如此沉重，戈尔巴乔夫除了坚决摈弃，别无选择。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