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9)

  俄国各界的反思(19)

俄罗斯左翼认为苏共因犯错误而未能避免的第四个危机是: 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党的领导官僚化。

俄共三大的纲领指出,苏共由于垄断了政权和意识形态,党的许多领袖狂妄自大,致使上层领导越来越严重地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者。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2001年9月6日会中共中央编译局学术代表团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说: “最重要的因素是党垄断一切。首先是对政治的垄断,国内看不见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不允许讨论”; “其次是对经济的垄断,任何创新都被扼杀”; “第三是对真理的垄断。我们的电视、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三、四版略有不同,这很不正常。”

(不知这些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听到上述见解是何种表情。想必很尴尬。)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指出: 苏共在没有放弃列宁的党内民主原则、党和人民的统一原则时,它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任。正是因为放弃了这些原则,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削弱了,党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阶层的组织联系遭到了破坏,党的领导层脱离普通党员。结果,党不能及时防止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没有抵制住把同反革命的斗争变成政治镇压的行为,把关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变成同持不同政见的斗争,等等。此外,苏共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说的和做的、承诺与兑现不统一的情况,这对人们的情绪、对人民对社会和国家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使民众意识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社会利益而忘我劳动等概念失去意义。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于2001年苏联解体十周年前谈到苏联剧变的原因时说,苏共高层的组织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尤其缺乏民主监督机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席位基本上按加盟共和国分配,各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兼任政治局委员。这种组织形式给各加盟共和国谋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使政治局基本上处于分散甚至分裂状态,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苏共高层严重缺乏民主风气。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时,针对当时各加盟共和国开始索要更多主权的现象,有32位地方党委书记曾集体晋见戈尔巴乔夫,严肃提出苏共领导层的决策出了严重问题,党和最高苏维埃正在丧失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回答: “你们不必担心,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西德总理科尔曾经打算以1000一1500亿马克的代价换取苏联从东德撤军。但科尔和外根舍外长访苏期间,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却背着亚佐夫与科尔达成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撤军协议。

亚佐夫将军有所不知吧,在一个极权专制体制下,民主监督机制什么时候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呢?将军你不妨好好思索一下,如果执政的CP内民主监督机制能发挥作用,哪它还是CP吗?

密切联系群众,发挥CP员先锋模范作用,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东西在苏共工作和活动的环节中能体现出多少呢?在一个入党动机中掺入了大量与个人物质利益、社会地位有关的因素,从而使这个党已经丧失了靠理想和奋斗目标来吸引人的能力,它自身的先进性又从何谈起?

苏共垮台后,莫斯科一家独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索伦采夫回忆当年作为苏共的一员的感受时说: “我曾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和小组长,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那时,我和同志们对党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一到党的节日,总是换上新衣服,早早地等待党的领导人到来,对他们敬之若神。但是,我渐渐地感到,这个党在失去它的活力。一方面,上层领导人高高在上,成为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只知道布置许多繁杂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任务,却不知道该做一些真正有益的工作。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这些人把争权夺利作为党的工作——请注意,这不是党的权力,而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是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和排名。这是关系其物质利益和荣誉的事……另一方面,党员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他们似乎只限于进行繁琐的党内学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只是充当了领导人手下的队伍,为其升迁开道,而没有别的价值。在长期的和平年代里,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作为党员的现实目标——共产主义还远着呢。”

前匈牙利党的总书记卡达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匈牙利党内的“一言堂”现象: “党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绝症,参加党的活动就像在办得不好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那样。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一个主教式的人站起来,说一通他需要说的话,其他人虔诚地倾听,听完后就回家。” 这种形式主义的,没有任何思想情况和平等商讨的党的活动,只会使党员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

看来,CP的毛病还是一些CP人看得清楚。

俄罗斯左翼政党和人士认为苏联剧变的第四个原因是:

四、历史原因——没有解决好民族关系问题

俄共二大纲领声明指出,苏共在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未能彻底地实施列宁的联邦制思想。在联盟与共和国、共和国与地方之间没有找到最佳的权力结构。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分裂活动一直存在,并得到当地居民的一定支持。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的反苏维埃政权运动都持续了很长时间。而苏共在民族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苏联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协作的方式规划各共和国的经济,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严重损害了各民族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地区经济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从而招致这些民族地区的不满。苏共还忽视了对地方党组织和领导人的族际主义思想教育,对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得不好,致使“主权论”和“独立论”在各加盟共和国甚嚣尘上。

卢氏指出,苏联解体的大量事实表明,苏共在使用民族干部问题上犯了大错,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对苏联解体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卢氏认为,民族分裂活动都是从小事闹大的。比如爱沙尼亚首先确定了自己的当地时间,然后散布经济主权理论,随之提出公民权问题,直至最后要求民族国家独立。

我认为卢主席的上述见解与他的“最高主席”身份很不相符。他在这个问题上避重就轻,闭口不谈苏共多年来在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现,把苏联解体的责任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苏共某些政策失误,用人不当,实在是令人齿冷。

实际情况是,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当局把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当作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作为斗争和打击的对象,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伤害了广大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离心倾向,而且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膨胀,为苏联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立主义运动埋下了火种。

从三十年代起,由于历届苏联领导人竭力维护大俄罗斯人的主体大民族的特殊地位,致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泛滥成灾。

其一,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公开为沙皇侵略吞并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辩护。斯大林批评恩格斯谴责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夸大其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历史学家竭力颂扬沙俄帝国时代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政策。

其二,确定俄罗斯为领导和主导民族的地位。斯大林宣称俄罗斯是苏联公认的领导民族,它领导其他民族战胜了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提出少数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民族为“母亲”,因为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

其三,俄罗斯人占据联盟中央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其他民族的命运。几十年中,俄罗斯人一直在联盟中央党政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并由苏共中央和联盟政府委派许多俄罗斯人到其他共和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少数民族实行监督和控制。

其四,苏联仍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从法律形式上看,其他14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它们的地位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疆区和州的地位。苏联仍然继承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沙俄帝国传统。

其五,把苏联的建立和发展的成就归功于俄罗斯,贬低其他民族的贡献。斯大林宣布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认为俄罗斯人对苏联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其他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抹杀了其他民族对国家和俄罗斯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其六,强制推广俄语,旨在实现俄罗斯化。苏联党和政府颁布决议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学习俄语,在共和国中小学、中等专业和高等专业学校规定开设俄语必修课;多次召开全苏俄语教学学术会议,为推广俄语制造社会舆论。

戈尔巴乔夫虽然积极倡导改革,但他也没有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苏共中央关于民族政策的纲领中仍然维护俄罗斯人的特殊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在过去近70年中,苏联当局并没有摆脱沙俄帝国意识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社会还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歧视现象。其结果是,作为“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的防御形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时而出现作家学者撰文歌颂本民族过去的独立历史,时而发生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活动,甚至有人提出要摆脱联盟中央的控制而成为独立国家。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从列宁去世以后,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党政领导人因为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而被批评,也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因为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错误而受到批评或惩罚;相反,有成千上万非俄罗斯民族的领导人因为犯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受到批判和迫害;还有更多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公民因为对苏共的民族政策不满,或者要求维护民族独立自主权、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遭到镇压。这种极不公正的现象必然导致民族关系变形,加深了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激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改革时期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展开了一场争夺国家主权的大战。在这场主权大战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恶性发作,公开向联盟中央索取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宣布俄罗斯联邦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综上所述,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的根源;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又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左翼认为苏联剧变的第五个原因是:

五、外部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1995年5月31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访问中国时谈到,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共花费了三万亿美元。美国先是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性的发挥;后又挑起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通过舆论搞乱人民的思想,并从内部搞垮苏共。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外部原因起了很大作用。十月革命后,西方几个大国先是以战争的形式(如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和二战中对苏联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后又以和平的方式(经济军事上的施压、宣传舆论上的攻心以及金钱上的收买等)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苏联国内也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力量。1980一90年代,西方主要利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困难,联合苏联内外一切反共势力并在苏联上层找到了反苏反共路线的推行者。

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各种颠覆活动。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清楚,通过军事手段无法战胜苏联,因此寄希望于“和平演变”和苏联内部动乱。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西方势力千方百计地插手各地的民族分裂活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之音”每周对苏联广播时间长达五百小时以上,并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给予舆论支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人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 和 “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

卢基扬诺夫认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依然存在。在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会激化,有时会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曾许诺戈尔巴乔夫,让苏联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这实际上是一场骗局,而且这场骗局还将继续下去。针对苏联民族成分复杂、民族矛盾较多的特点,西方曾制订出一套分裂苏联的所谓“民族战略”,即始终支持苏联境内的任何民族分裂活动。例如,拒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在克米亚鞑靼人中煽动民族情绪,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

二战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苏政策,经过了从防守到进攻的进程,变化的时间大体上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战后初期,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时主要致力于守住资本主义阵地。尽管美国领导人在五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计划,但从时间上看,他们承认这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从实施情况看,在东西方激烈对峙的形势下,也缺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手段和机会。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面临着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宣传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社会发展速度和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方国家认为这为其推行“和平演变”提供了可能。因此,西德领导人首先改变了对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态度,开始了东西欧之间的大规模交流。美国更是积极利用 “缓和” 的局势,将“和平演变”由一种宣传思想变成全面实施的具体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此充满信心地说: “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

到了八十年代,里根政府虽然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但他在1982年在论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总目标时仍坚持,要同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 “鼓励进行民主变革”。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美国在与苏联进行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已完全占据了上风;苏联此时则由于在思想、价值观念上向西方靠拢而“一败涂地”。1989年,美国基本上改变了多年的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转为奉行积极发展关系,扩大联系与合作,使苏联同过去的政策彻底决裂,最终将其融入西方体系的政策。其对苏联的主要要求是: 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民族自决和国家非军事化。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信心满满地说: “1989年可为美国对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体制施加影响提供绝佳机会。我们的政策已经成功地使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成为苏联议事日程的内容……我们要摈弃以前在冷战时期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惩罚措施,代之以支持行动,把苏联带进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合作伙伴。”西方称这个新战略“顺应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要“力图有效驾驭苏联的改革,并使之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正式成员”。

当然,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俄罗斯还没有完全融入西方体系,也不是合作伙伴。但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可以说已大功告成,这使俄罗斯左翼为此痛心不已。而痛心之后应该扪心自问: 在东西方对决中,西方为什么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824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