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
陈宗霖，反革命小组的刑事犯组长，四个娃儿的妈，“自然灾害”贪污粮食，8年。
廖众群，五十岁，封建迷信一贯道道首，手脚麻利劳动拼命，时刻匆匆忙忙，背从未伸直过，走路吃饭分秒必争，不善言谈。年年评为劳改积极分子，从无期徒刑几次减刑到15年。
吴来香，五十零；张静媛，四十几；释龙庙，近七十；余汝莲，五十；张世云，三十几；郭云鹏，近四十；与廖众群一样，性格温顺为人和善沉默寡言劳动积极。反动会道门“一贯道”道首、点传师、副点传师或者一般信徒，在“共产党明令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后，“继续烧香拜佛，宣传封建迷信”，“反共造谣，作恶多端”，“与人民为敌到底”被捕判刑。政治学习会上的发言大同小异，家庭贫寒无助，丈夫酗酒吸毒，儿女残废早逝，今生命不好，一贯道里修来世。刑期从8年到20年不等。
侯箐，33岁，很漂亮，我以为她是电影明星，解放时20岁不到，丈夫是警察局长遭枪毙。后来，侯箐嫁给派出所户籍，说话不注意，被逮捕，历史反革命，“拉干部下水”，判刑8年。
孙文碧，40多岁，拒谈自己案情，性格急躁心直口快，不是现行就是历史反革命，刑期8年。
彭玉书，情况与孙文碧相同，反革命8年。去一中队劳动，悄悄告诉我她见到我的父亲，“长得很像你。”
严永德，68岁，长相像菩萨，战犯王缵绪二老婆，内衣衣襟上绣着王缵绪三个字。犯人们包括本人批判她不认罪：“王缵绪五八年带了大量剪报，划船偷渡去香港叛国投敌，正鼓励划船人加油，被边防军人当场抓捕。你是王缵绪最得宠的老婆，他事前不同你商量？如果你不知道，政府怎会以反革命包庇罪判你十年。”
龚芬梅，天主教徒，帝国主义传教士，五十岁，眉清目秀，友善少语，补疤劳改衣裤一丝不苟。一天，谭大淑指导员问：“龚芬梅，你十年刑满出去，还信不信你的上帝？”龚芬梅微笑︰“说句老实话，我还是要信奉的。”谭大淑一记耳光刮过去，龚芬梅脸上几个手指印，笑容还在。
周寿英，农村妇女，五十多岁，目不识丁，与她同组好几年，弄不清她犯的何罪，据说是地主婆，反革命10年。长年痧眼红眼睛，惊奇地问我︰“她的名字啷个叫猪眼瞎（朱艳霞）？”不几天，又问︰“爹妈为啥给她取这么好的名字烧你公（邵义功），她跟公公搞起了呀？”
朱艳霞，四十岁，内科医生，高度近视眼，走路不稳随时像要摔跤。文革期间，去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避难，叛国投敌八年。会上发言要求政府原谅她愚昧无知，放她回去。周寿英问︰“这个猪眼瞎啷个说她是‘一类物资’，她是粮食菜油啊？”（自然灾害时粮食、菜油列为一类物资）。
邵义功，三十出头，瘦弱纤细，原长江航运局职工。文革中到处张贴大字报为她被整的父亲喊冤叫屈，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刘少奇正式从中央除名，邵义功在看守所里高唱毛主席“我失娇杨君失柳”为刘少奇鸣不平，被带上手铐脚镣，她继续高歌。反革命五年，在劳改队里，她劳动非常积极，很少说话。
杨菊芬，布告上写的案情：“36岁，解放前一贯以卖淫为生，解放后冒充烈属子女行骗，文革期间数次上北京无理取闹，拦截中央首长轿车，哭闹人民大会堂，沖击中南海首长住地”等，反革命十五年。杨菊芬蓬头垢面，衣衫烂褛，说话拖沓无力，左手被革命群众大扎，从肩头到手指的肌肉全部萎缩，只有小指头稍可弯曲。杨菊芬宣布，布告上除了名字和性别是她的之外，其余的一切包括年龄都与她无关。特别是，1949年她才十几岁，何以“解放前一贯以卖淫为生”。
朱玉莲，60岁，皮护白净，鼻孔朝天，在小监房（监狱里的监狱，两平米，24小时开灯，一张草蓆，一个马桶）安营扎寨多年，案情无人知晓。据说她丈夫曾来探监，朱玉莲从小监房出来，几步沖上去挥起拳头朝蹲在部队屋檐下丈夫的头上猛打。怒骂︰“你个狗×的，男子八叉的，蹲在地上缩起，像个乌龟﹗”吓得她丈夫抱头鼠窜再没来过。后来，朱玉莲不断用她沙哑的嗓子骂毛主席︰“火钩毛泽东，门板毛泽东，石块毛泽东，鸡公毛泽东，菜刀毛泽东，裤儿毛泽东，桌子毛泽东，椅子毛泽东……”，骂了几十个不同品种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要不是后来黑松林杀出来个“李逵”傻瓜熊兴珍顶替她去死，三中队的干部差点要借朱玉莲的首级为文革开刀祭旗了。
刘维仪，40出头，会计，历史反革命，8年。出狱后经商成富婆。
闻人珍，65岁以上，历史反革命10年，眼睛深陷满脸皱纹极度消瘦，从不乱说乱动，极少发言，发言几句话，不提案情，只说共产党伟大，刚开始就结束。
游崇芳，四十多岁，历史反革命10年，小学教师，谨小慎微，某次提到案情，国民党员之类的，不得不发言，背几句报纸。
罗祥凤，二十九岁，除了自己名字并不识更多的方块字，农村没饭开锅，肚子造反，和几个农民组织“反革命集团”，当选为妇女部长，判刑十八年。女犯三中队缺水，队长派她当“水官”，下山挑水及给女犯们发水。
何应秀，24岁，反革命十年，能说会道，案情不详。
何良芬，21岁，农村人，反革命五年，看起来很小像初中学生，不清楚为何当了反革命。
吴兰珍，七十岁，满头银丝，满口无牙，性格急躁，没有文化。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犯人发言伟大英明。她说：“圆子弹，圆子弹有啥子稀奇？我看得多得很﹗”我反驳，她反问：“不是呀，那阵二十一兵工厂背后，把圆子弹一撮箕一撮箕往河里头倒，我亲眼看见的。”文革时，报纸社论“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吴兰珍愤愤不平：“鲁迅兵团想活出去﹗我吴兰珍不想活出去？我看，没得哪个不想活出去。”
李恆芳，一贯道里担任职务，判刑超过十五年，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劳动踏实肯干，负责照料小监房的反改造们。队长年年评她劳改积极分子，获得减刑。她数次发言说︰“用酒精锻炼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百战百胜的。”
曹仲琼，28岁，自然灾害时投机倒把判刑四年，丈夫也在二监坐牢。在枕头上绣了一只螃蟹和“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字句，“反动标语造谣罪”加刑八年。
杨树芳，26岁，个子高挑面貌清秀，出身贫下中农，爱上了地主儿子，两人私奔时，被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复员军人党员丈夫发现并阻拦，情人向杨丈夫的腰间戳了一刀，伤势不重且已痊愈。两人被捕，杨树芳判刑二十年，地主儿子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地主儿子朝监房喊：“杨树芳，把老子的儿子生下来。”杨树芳为他生了个儿子后到省二监服刑。
陈本纯，28岁，口无遮拦，东西要涨价了，要凭票供应了，反革命造谣破坏罪五年。她是老军阀陈兰亭的女儿，丈夫姓王，也在坐牢。五八年大跃进，毛泽东到“重庆钢铁厂”视察，重钢选派她丈夫为毛主席作炼钢表演。结果他的表演失败，反革命破坏生产罪判刑八年，在“新建机械厂”劳改，还是炼钢。24岁的陈本纯带两个年幼的儿子探监，丈夫说：“本纯啊，要不是因为你，因为两个儿子，我根本不想活了。好几次面对钢水，我恨不得跳下去算了。”陈本纯说：“他快释放回家，我又进了监牢。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患难夫妻了。”两年半后，丈夫满刑，他带着两个儿子来省二监探监陈本纯。
石XX，小学教师，40岁不到，满头早白的头发，正派忠厚，生性胆小。五七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赶快离婚，把妈妈从乡下接来帮忙照顾一双小儿女，被指窝藏“逃亡地主”，只好把母亲赶回农村。文革开始，她满腔热忱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把“要文斗，不要武斗”领呼为“要武斗，不要文斗”，在两派革命组织召开的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时，她又再次“放毒”，继续鼓吹“要武斗，不要文斗”，与江青同志的伟大指示对抗到底。“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反革命造谣罪判刑十年。
刘舜英，45岁多，重庆某医院护士。1968年10月31日值夜班，半夜，医院把所有夜班人员集中到会议厅，聆听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广播。为了醒瞌睡，刘顺英顺手拿起铅笔在报纸的空白处写字，广播里说“毛泽东思想”，她写下这几个字，广播说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出党“肃清其一切流毒”，她在报纸另一处写下“肃清其一切流毒”。身首异处的两句话连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肃清其一切流毒”的反标，反革命8年。
蓝碧英，某中学校长
徐靖华，某中学童军教官
骆隽文，某中学语文教师
徐靖华向特务上司揭发了该校教师骆隽文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川东地下党党员（曾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导主任），导致骆隽文被捕，并受国民党严刑拷打。“解放”初，徐、骆二人被关押，前者历史反革命，后者反革命叛党，均判无期徒刑，坐牢十年后，两人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从减刑之日算起，共坐牢25年。校长蓝碧英受牵连，历史反革命八年。三人都在省二监服刑。
陶宗群，农村妇女，40多岁，不识字，说话不顺很难懂，反革命8年。徐靖华认为她想逃避重劳动，要陶在饭堂里把裤子脱下，检查她的月经是不是真的来了。
娄淑亭，学校老师，历史反革命12年。女犯在监房里大声说话，有人阻止怕影响隔壁。娄说：“怕什么，隔墙如隔山。”徐靖华跑去队部检举︰“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娄淑亭的‘隔墙如隔山’，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
魏小薇，历史反革命，（猜测曾担任共产党高位，长期关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里，未曾送去劳改队），与徐靖华同一监房给犯人劳改服补疤。两人天天吵架互不相让，刘管理员叫我去给两个40岁的大人劝架评理。徐靖华喜欢挑刺立功，队长一开门，她举报魏小薇用线不节省，补的疤质量不好又不虚心等。魏小薇针锋相对回击徐靖华，唯恐天下不乱，喜欢整人立功。她告诉我，有一次徐靖华揭开马桶，探头查看魏的大便，以弄清她说的拉肚子是否属实。
陆文燕，30岁，医生，性格文静，不善言谈，叛国投敌反革命，5年。满刑后在就业队结婚，两岁女儿喊“打倒毛主席”，夫妻两人挨批斗。
李嘉衡，反革命5年，裁缝，热心教我裁剪技术，循规蹈矩，绝口不提案情。
吕祖群，与男公安偷越国境被抓，男人十五年，她五年。
杨金凤，28岁，称自己“有两棵核桃树”（两个儿子），叛国投敌10年。
李显荣，农民，现行反革命9年。宣称她儿子是斯大林死了投的胎，同一天斯大林死她儿子生。小学几年，用七字长诗写犯人年终总结。编顺口溜：“月亮出来路幽幽，想起坏人多忧愁。哪个开会斗争我，罚他二世变猪牛。”她交代：“我说我要同毛主席拜堂，毛主席是驸马，我是公主。我把我的像片挂在毛主席像旁边，一样高。我好不要脸呀，要不是政府挽救，我不晓得要变得好坏。”
田素珍，五十岁，反革命十年，少言寡语循规蹈矩，学习会上从不发言，脑溢血死亡。薛队长叫我挑着她的遗物到监狱大门口交给田的女儿。女儿索要母亲的骨灰，薛队长说︰“反革命的骨灰，要来做啥子？没得！”
喻永秀，十九岁，皮肤极白，一身黑衣裤，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共青团员。文革期间初中毕业，用小字本纸写了“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贴在院子墙上，反动标语造谣罪判刑十年。穿草鞋的父亲和农妇母亲到女犯三中队接她回家，坐牢一年多，提前释放。
陈德芬，40岁，通奸罪5年。穿戴乾净整齐，说话不多劳动卖力待人友好。不久，她心脏病发作逝世。
余述则，40多岁，瘦小文弱，学习组长，通奸，5年。
张XX，重庆郊区农民，现行反革命五年。头发粗硬杂乱，满脸雀斑肉少颧骨高，乳房肿胀，婴儿哺乳期被捕判刑。每天清晨犯人出工前坐在寝室双手捧住语录“天天读”，她拚命忍住笑，说：“我看你们一个个坐在这里，像哈（傻）鸡巴锤锤一样。”
余令仪，反革命十年。五官端正的脸尘埃满布，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一根肠子通屁眼的矮胖女人。从不认罪，一贯“借发言之机诉共产党的苦”：“为了参加街道工业，我把家里的长板凳和值五、六十块钱的老虎凳都捐了出来。”赶忙纠正︰“说错了，说错了，不是老虎凳，是老虎钳。结果街道工业成立起来了，没得我的份，说我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他们说东西是我捐的，不还给我了，我想不通，到派出所找户籍评理，户籍说我耍泼，我不依教跟他吵。”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在“磨骨头养肠子”。
樊云轩，五十多岁的反革命，脸上皱纹密佈，几粒稀牙，面颊深凹。农村种地，后来劳改，年纪虽大，担重物椿子很稳，极少提及自己的罪行。明白人，懂得保护自己，做事有分寸，批斗反改造时看起来很积极，打人手下留情。
陈光华，反革命八年，小学教师，能说会道，据说是《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孙女，从省二监调去了苗溪茶场。
段淑珍，30岁，粮店售货员，“自然灾害”贪污粮食，判刑八年。劳改队里，热烈爱上齐家贞，拒绝与等在监狱门口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接见，怕给齐家贞与“新情人”眉来眼去的可乘之机。我对她大吼：“赵疯狗，马上去接见。”刑满释放，回归好妻子好母亲。
马丽清，20刚出头，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大学生，反革命5年。她告诉我，“越改造越反动”。劳改期间，她送给男犯林方一个同心结表达爱慕之意；林方用明信片抄了苏联歌曲《纺织姑娘》，写了“重门不锁相思梦，任意绕天涯”回应。马丽清满刑时痛哭，要求在省二监留队，等待林方三年满刑后相聚。可是政府早已安排，送回贵州父母亲那里。
苏传壁，两个医学院毕业，儿科医生，30岁多，“自然灾害”时期，一孩子因营养极度缺乏，无法找到血管输液，死亡。单位领导因平日积怨，以医疗事故报送公安局，被判刑4年，回家产女后到省二监服刑。刑满回家，余生没有再工作，与丈夫极度“相敬如宾”：“陈老师，能不能借一个你的凳子，我来了客人。”
廖汝秀，5岁死母亲，与爷爷一起生活，12岁爷爷离世，没人管吃饭，她流浪街头靠偷窃为生。14岁被捕，判刑12年，先在“少管所”，18岁转到成人监狱，26岁满刑回梁平农村。她为人正直，善良纯朴，我挑着她的行李到队部，目送她离去。交往数年，看不出一丝犯罪痕迹。
高年华，20岁，年幼时父母双亡，参加“友谊商店”工作，夥同其他年青人集体偷窃集体分享，她年龄最大，集团首犯，判刑八年。
吴桂英，偷扒8年，少管所长大，成人后转来二监。绝不告发人，事无巨细，哪怕发生在她的眼皮底下，无论如何“不知道”。有次，她吞下“小圈”（禁止结交的好友）递给她的纸条，进了小监房。为了出来，声称自己发高烧，体温八十一度，她把温度计插进了刚到手的罐罐饭里。
潘海琴，偷扒8年，少管所服刑，成年后到省二监。个子瘦高，不苟言笑，体力好，担抬重物身体笔直。我刚去劳改队，在黑板上写了“雷锋日记”里的话，被省二监袁党总书记的老婆看见，在中队大会上质问：“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反动？还诡辩这些话是雷锋说的﹗”潘海琴在下面吼：“对头。何队长，这些话真的是雷锋日记里写的。”给我解了围，我想感谢她，从不理我。
身长脚短三十岁年轻农妇，坐着比站着高的半劳动力，丈夫残废人，“自然灾害”公社停止发补助，分的粮食不够一个人吃。某晚，用镰刀“象砍南瓜一样”把丈夫砍死了，判刑八年。
钟素华，一位长得好看的妈妈，把船划到河心，先推三个孩子下水，再自己跳河。本以为反正都要饿死，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淹死算了。结果三个孩子淹死，她被救了起来，杀人罪，十八年。
丰家泽，农村妇女，近五十，杀人罪十八年。一双长满厚茧的大手，劳动冲锋干活拼命。小儿子数次偷队上的嫩葫荳，公社以盗窃种子罪扣口粮，一家人挨饿难熬。丰家泽拿扁担朝坐在地坝上八岁的小儿子打下去，他来不及吭一声就断气了。
袁某某，反革命8年，能说会道说话速度极快。在外面时，她每天以买菜为借口，用筲箕扣住胸前的黑五类牌子，出外看大字报。她说，“我在电影里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我哭得要命，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说‘毛主席呀毛主席，快点来救我呀，我祖宗三代放牛娃出身的金字招牌，现在在挨整了呀’。”
李素辉，看上去很老，其实只有50岁，有人说她是老妓女，判刑十五年，儿子在孤儿院。一次看电影，她同另一女犯吵起来，那人读银幕上写的“影片未到，稍等片刻”，她说那人骂她是“骗客”。
吃儿子的农妇，三十多岁，饿得吊不起气，与其大家饿死，不如吃掉小儿子，只要自己活出来，再生儿子没问题。煮在煨罐里的小儿子被大儿子看见，逃到公社告发了妈妈。学习会上她表示不划算，只吃了儿子的手桿就遭抓走了。宣判后，法官问她上诉不上诉。她答︰“这么大的年纪了，还上啥子树哟。”她说判的两年刑期，其实是死缓两年。
梅麻子，公社党支部书记梅某某，满脸大麻子，“自然灾害”时期，负责克扣粮食，召开批斗大会，吊打刑逼农民，因打人太多，一人致死，民愤极大，判刑二十年。因她是党员，来到劳改队进厨房当伙食团组长，吃得大腹便便，脸上的麻子胖平了不少。
要求满刑不走的农村老太婆，满脸长疙瘩，满身长虱子，髒衣裤扔进滚水里煮，水面浮一层死虱子，挤满虱子的裤腰带扔进火里，烧出哔哔啵啵的爆炸声。第一顿晚餐，碰上红苕稀饭不限量的好时光，她敝开肚皮灌，吃得眼睛翻白腰杆弯不了，老太婆喜不自禁：“不晓得里头这么好，五年刑满了我要求不走。”
黄玉莲，反革命18年，在三队另外一个反革命小组，不清楚为什么刚来不久就关进了小监房。她天天在小监房里“打着红旗反红旗”，所有一切都是坏的，只有一个人是好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她关在熊兴珍隔壁，两个反改造当邻居，她高喊“毛主席万岁”，必遭熊反抗，高喊“打倒毛主席”。小监房一时间热闹非凡，客观上，促进熊兴珍走向死亡之路。
戴伯兰，反革命10年，能说会道，据说原来是学校老师，对自己宽大对别人严格，永远有理。我与她同组多年，不知她犯了些什么罪。
夏仁兰，投机倒把18年，不清楚具体案情。
就业队哑巴，文盲，五十年代初坐牢，我去劳改队她早已满刑，互不认识。一次，我差点被大扎，这位哑巴急匆匆走到台上，指着我比划，齐家贞没有打人，又指戴伯兰和夏仁兰，她俩才打了人的，再指她自己，是亲眼所见。哑巴证人免了我的皮肉之苦，戴、夏二人绳子大扎后，喔喝连天痛喊了几个小时，流一滩屎在裤子里。
陶惠质，二十几岁入狱，封建迷信一贯道8年。五十年代初进劳改队的第一天起她不说一句话，8年刑满装哑8年。
姜书梅，“解放”时18岁，“我啥也不懂，跟着大人在重庆歌乐山转了三天，没做一件事”，被逮捕，反革命集团“打游击”，判刑8年。
彭阿姨，四九年中共掌权时，她40左右，与丈夫同时被判处死刑，丈夫立即执行，她因怀孕拣了条命。彭阿姨曾是蒋经国太太蒋方良早期的中文家庭教师，夫妇因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彭阿姨一再表示，她对政治从来没有兴趣，现在，只希望余生与两个女儿过几年安生日子，享受天伦之乐。
民主中国202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