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简介
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做了“废除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理论务虚会1979年2月4日《简报》全文刊出），担任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曾在赵紫阳、鲍彤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1989年“六四”事件后遭中国公安部通缉，流亡法国，同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后长期定居美国，在国外出版了《第三共和》、《联邦中国构想》、《霸权论》、《普遍进化论》、《国家首脑终身制》、《全球财富论》等10部着作和1000多篇文章。妻子高皋在纽约曼哈顿一医院长期当护士。（据维基百科等）
学习与思考，批判与创新是严家祺的生命亮点，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新秀，积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发表的大量政论文章，直言敢言，屡闯禁区，深深影响着希望“告别专制，走向共和”的各界人士。我就是受严家祺民主思想影响者之一。
近日，经与严家祺书面沟通流，提出几个问题，严家祺分别做了回应。（为避免重复叙述，部分问题截取已发表的文章。）
问：一九七九年您已在体制内工作，并参加了当时着名的”理论务虚会”.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同时也参与了”七九民主墙运动”，我们在编写《一九七九纪念文集》时，才了解到这一点，并有幸请您作序。您能否讲一下当时情况，还有您怎样逃过审查？
答：在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一位出席者，就当时西单“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发言，并为会议提供了一篇几万字的长篇文章，刊登在会议《简报》上，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各个“民刊”的情况和观点。《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筹办《北京之春》的会议是在社科院后面的“北牌坊胡同”刘万勇家召开的，因为我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认识了当时是团中央委员的王军涛，筹办会我也就去参加了。当时内部发行一本书，书名为《布拉格之春》，讨论“刊名”时，我提议为“北京之春”。周为民和王军涛是《北京之春》的主编和副主编。在文革中与我一起编《长城报》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厂的情况，他几天内就印好了一期排版铅印的《北京之春》。邵明瑞现在90多岁了。因为理论务虚会系统介绍了西单“民主墙”，我就毫无顾忌地拿了几十份《北京之春》发给与会者。七十年代的西单“民主墙”，在北京只有一种“民刊”是铅印的，也只有一种“民主墙”刊物，进入理论务虚会会场，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文章送给《北京之春》，以笔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第九期上。
理论务虚会是胡乔木、邓力群与会议大多数人分歧的开始。会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邓力群在《简报》上发了一封信，说这篇文章是他提议写、他出的题目，他与许立群合写，最后由他定稿。邓力群建议用康生名义发表，康生勉强同意了。邓力群在这封信中虽然认为“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帐上。”
但也正是邓力群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邓力群与康生的关系和一贯的政治态度。当会议的多数人兴高采烈地“批毛”时，胡乔木、邓力群却不高兴。邓力群在前几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个春秋》里说，“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据邓力群说，邓小平“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对理论务虚会中的一些激烈批评毛泽东的言论，邓小平是不满意的，但因会议开始时他说“不设禁区，不下禁令”，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时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进一步发展。魏京生在西单墙上贴出了批评邓小平“独裁”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成了邓小平扭转政局的一个藉口。在魏京生贴出大字报后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邓小平就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从这时开始，中国政治气候大变，在西单墙上发表批评邓小平言论的魏京生被抓进监狱，西单墙遭到封闭。
我所在的哲学研究所奉命调查我与贵州“启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联系，哲学所党组织决定暂时不给我从“预备党员”转正。由于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在恢复工作前曾经长期遭受冤屈，他对我的问题，调查了一下，说没有甚么问题。邓小平谈“废止终身制”后，胡乔木、胡绳找我谈话，同意我从哲学转行研究政治学，就这样“放”过了我。我一直以为去赵紫阳那里是鲍彤让我去的，20年后，才知道是胡乔木提名我去的。
问：严先生，在你的八十年生涯中喜欢提新概念，引人注意。七九年底和八0年初的全国“理论务虚会”您提出了“废止终身制”这个词，很快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终身制，并启动了干部体制改革。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答：“理论务虚会”是全国性的第一次“非毛化”会议，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中间因春节和中越战争，休会了一个多月。会议组成了由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胡绩伟、周扬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100多人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除了星期天外，天天开会。胡耀邦在开幕式上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会议讨论要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第二天，周扬从邓小平家里赶来，传达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当时规定，每个人的发言全文刊登《简报》，《简报》编辑未经发言人同意不得删改，而且在第二天每个人就可以看到前一天会上所有人的发言。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在会上以《领袖与人民》为题，做了一个发言，说“实践证明，‘人民必须忠于领袖’的原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原则。”在理论务虚会自由的气氛下，1979年2月3日，我在会上就《废止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终身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2月4日在《简报》上全文刊出。于浩成、黎澍也谈废除终身制，肯定我的发言，在《简报》上也刊出了。
废除终身制是对“政务官”来说的，1980年，我参与了张友渔筹建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也积极参与了筹建工作。李慎之、于浩成、陈为典、赵宝煦、许崇德都参与了许多政治学会的筹建工作。王沪宁不为人注意，总跟在王邦佐后面，不声不响参加活动。北大的龚祥瑞为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提交了一篇《如何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的论文。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来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也就是实行“文官常任制”，所谓常任，就是“按照法律任命”、“没有任期，无过失不得免职”、“实行退休制”。按照龚的说法，中国的干部也要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我接受龚祥瑞的看法，在《光明日报》宪法草案座谈会上，讲了“废止终身制的两个含义”，也就是说，以法律任命的文官，要实行常任制。龚祥瑞是李克强的导师。在反右中，龚祥瑞批判他自己的导师钱端升和同学，长期被人瞧不起。在筹备政治学会期间，我多次听人谈起这事。但我发现，在全中国，在政治学会中，当时没有任何人政治学、法学水平超过龚祥瑞。我所尊敬的张友渔、李慎之，都无法与他相比。“六四”后，我听说，他完全直起了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宣扬宪政法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等理念。
问：能否讲一下你主持的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特别是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时，如何在”四个坚持”的紧箍咒中，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的夹缝中寻求突破并献计献策？
答：我从来按自己的想法写文章，当时不容许说的话，用一种更大的概念来表达，或者展望未来，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谈“政治科学”，而不是“当前政治”。1979年，写了一篇《王朝循环原因论》，在《文汇报》内刊上发表了，写《专制主义的两个特征》，社科院院长马洪说写得好，要我与他一起访问日本，会见了中曾根康弘首相。我不赞成国家元首外另设国家军委主席，用“比较宪法”分析，在社科院《要报》上刊登了我的长篇报告。《光明日报》讨论1982年的宪法草案，也公开发表了这一看法。这样的事做了很多，在社科院没有人批评我，我没有创造理论的想法，结果，1989年“六四”后对我算了总帐，《人民日报》用一版的篇幅（1989年9月22日），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实际上谈不上什么理论。
问：在八十年代整个国民自由民主意识都比较欠缺，包括知识界也相对薄弱，而您的民主自由思想十分深刻，令世人瞩目。能否透露一下您思想深刻的主要根源。
答：根源是学数学物理学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学生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一文。这篇文章是大学五年学习心得的总结，这篇文章谈科学，既排除了不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又排除了不属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在大学时期，进入数学系，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在工作时，进入哲学所，不研究哲学，选择政治学。在我心目中，数学与哲学，根本不是科学。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使我看到了科学发展的两条途径。在自由选择权受到种种限制的中国，在专业选择上，我坚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选择。这篇文章，是我转向政治学时发表的，写的是“对科学的信念”，要表达的是，“对政治科学研究的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一个信念是，科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同的。对科学家来说，当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时，他从来吧会感到沮丧，在他看来，这不是理论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
中国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在我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我后来转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我自然地队教条主义、对坚持一种不容修改、不容动摇的理论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学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精神，这就是我对科学的第一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对新发现的，或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不管它多么新奇，多么难以理解，对科学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则人类就不能探索。我们对待周围世界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承认一切现象，包括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去认识它，发现它的规律性。那种遇到新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放弃理解的努力，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我对科学这一信念，对我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学知识是从世界史中积累起来的。当我看到各种复杂离奇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时，我既不惊讶，也不恐惧，我怀着自然科学家那种态度，把这一切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最强有力的人，也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颗“颗粒”，最复杂的现象，总只存在于空间中一个有限范围。最难忍受的事物，迟早会成为历史。对“非理性现象”，我坚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认识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种悲惨事件，我铭刻心中，力图寻找事件背后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学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朴素的。这是我对科学的第三个信念。”（《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学史上，人们把“动量”和“能量”概念区别开来，不知经过多么艰巨的努力。科学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对实存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性的一种反映。
“我对科学的第四个信念是，在科学面前，没有一个具体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目标的选择本身需要依靠科学”。“对科学来说，人可以创造条件、改变条件来解决人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学是人类乐观主义的泉源。
在大学时代，当时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对“科学”的四个信念，这是我离开科大、已经在哲学所和社会科学院24年时发表的文章中的话。对每一个科大学生来讲，上述四个信念，是普通常识，没有新奇之处。这四个信念，在我踏入中国社会科学界时，这些常识指导着我写作和生活。
问：您的《普遍进化论》一书视通万里已超越现有的物质世界和现象世界，把生命拓展到无机物和人造物，实际上涵盖了进化、自化（自洽）、转化（突变）等等，触角伸向整个地球与宇宙秩序的关系。它是否已超越了社会生物学的范畴？
答：《普遍进化论》的主要思想不是“社会生物学”，而是说，在“物质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世界”外，还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规范世界”，也就是“超验世界”.E？O？威尔（Edward Wilson）在1998年出版了《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契合起来，他说：“研究人类的状况是自然科学。威尔逊认为，如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契合“起来，那么，填补空隙将成为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
我用三年时间写出了《普遍进化论》一书，2009年由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
【图】2009年纽约出版的《普遍进化论》
五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人民日报》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没有社会科学院），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社会科学。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普遍进化论》一书，是这篇文章发表四十五年后的延续，又是我怀着对“形成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从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对“进化的统一理论”的探索。2009年《普遍进化论》出版时，我很高兴，自以为是，以为进行了一次思想世界中的“麦哲伦式的环球航行”，现在知道，自己还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流，就像我32年流亡，不能回到祖国和家乡一样。
问：注意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您多年最关心的问题。2011年您提出《中国面对6条道路走不通》，你又提出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提出“联邦制”将是中国“国家结构”的最好选择。有人认为你联邦制的设想过于理想化，难以应对未来复杂的国情，另外联邦也是先有邦，才有联。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答：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是两大目标，在100年后的今天，只实现了三分之一，在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和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都接受了、采用了科学方法，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部分学者中，还没有科学和科学精神。民主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遭到践踏。这与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的工业革命，法国就是在专制政治的大环境中实现的，没有人奢谈民主，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成为潮流。既然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第二次、第三次就必然出现，就要有人出来提倡，慢慢就成为潮流。
联邦制也一样，在北京时，我谈了可以用联邦制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当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中国时，我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自然会想到研究各种和平统一的途径。从俄国史中知道，“一国两制”并不是邓小平的独创，我开始研究联邦制问题。早在16世纪，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就在俄罗斯实行了“一国两制”。伊凡四世在掌握绝对权力后，开始还自我约束，到后期20多年中，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残暴、随意肆行。他在34岁时，为自己创设了“一国两制”，称为“奥普奇尼纳”（Oprichnina），这是一个特别、例外、完全由沙皇一人自行管束的特辖地区。这一实行“一国两制”的沙皇特辖区，开始时只有莫斯科王宫和一些小镇，后来扩大到俄国全部领土的近三分之一。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政治学所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把1982年出版的《国家政体》一书送给了她，她说要给她父亲邓小平看。我提倡在联邦制下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还以为是在社科院从事政治学研究为中国和平统一做好事，没有想到引来了邓小平不高兴。1989年3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说：“严家其引起中共高层不快的言论，主要是他在香港提到与台湾统一可考虑采取‘联邦制’的方式。这一说法，被认为是违反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先是邓小平说，严家其比刘宾雁还要坏；继而，在谈到苏绍智问题的时候，邓小平表示，苏绍智不处理，严家其要注意。”
2022年，台湾海峡上空将乌云密布，习近平为了颠覆共和、登上皇位，就要在20大前制造紧张局势，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威胁，这样，就有助于抑制共产党内外的所有不同声音。我提出联邦制不是为了否定“一国两制”，而是为中国和平统一多一种选择。而否定“一国两制”的是习近平。香港的“一国两制”从去年到今年，被习近平完全摧毁了，但与习近平的愿望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中华民国一起成为历史，这为未来的联邦中国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名义上有共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勉强可以算得上共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第二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将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中国，就是第三共和。这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联邦中国构想》大的线索。
【图】1992年出版的《联邦中国构想》和《第三共和》
问：在《全球财富论》一书中您理论分析和现实批判二者兼有。您的”分级总帐本”和”全球总帐本”的设想，击中了金融寡头的软胁，为彻底解决资本高度积聚和垄断的顽疾提供了能性。本书的意非凡，实际上超越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请您谈一下该书的缘起和要点。
答：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和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总结金融风暴和大萧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研究怎样用政府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经济政策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收入政策。研究经济学还有第三个角度，这就是宇观经济学（Spacescopic Economics）角度。与宏观经济不同，宇观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时，把经济现象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忽略政府政策、忽略市场交易的策略，忽略大银行与股票小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从地球上空，或人造卫星这样的高度，来分析研究全球金融及其未来趋势。这个宇观，与天体物理学的宇观不同。天体物理学的“宇观”，要离开地球，走出太阳系，要从10万光年、10亿光年、100亿到1000亿光年这样的大尺度来观察宇宙。而经济学的“宇观”，对天体物理学来说，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只是航空高度、卫星高度，观察地球表面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这种观察，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可以明显区分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有自主行为能力，可以在局部范围内按人的意志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中的现象，可以分为“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人为现象”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引起的现象，是人的有意识行为。例如，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一种商品定价的改变，是“人为现象”。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人为现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或所谓“贸易战”，也是“人为现象”。1972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改变了金融世界的秩序，并不是尼克松的个人意志造成的，是二战后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使作为实际货币的黄金数量无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结果。所以，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图】2019年出版的《国家首脑终身制》和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
从宇观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是技术和制度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微观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到1929年第一次全球性大规模金融风暴时的经济学，一次次企图排除政治，把个人占有财富看作头等大事；宏观经济学，注意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凯恩斯出现了，把国家财富的增加看作头等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出现了“非凯恩斯化”，把分析计算每一项投资各期现金流的折现值视为重要目标。而宇观经济学，由于站在高空或太空观察地球表面，不关注每一项投资的财富现值，不关注个人到国家经济体的金融积累，而把全人类经济发展和全人类的福利看作头等大事。金融产品和金融资产的存在，不是永恒现象，而是人类社会中有千年历史、但终将消逝的现象。《全球财富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中心内容是“全球金融恒等式”、“金融自循环”、“全球总账本”。
全球经济体是在债务问题上，对外星和宇宙空间，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人造卫星和太空探测器，还是地球上属于某一国的国家资产，在外星殖民前，全球经济体没有对外资产，也没有对外负债。对全球经济体来说，全球总金融资产恒等于全球总金融负债，这就是“全球金融恒等式”。这一简单的真理，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全球总金融资产- 全球总金融负债= 0（Global financial identity），简称GFI恒等式。
根据GFI恒等式，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全球总实体资产+ 全球总金融资产–全球总金融负债= 全球总实体资产全球金融恒等式也可以表达成：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全球总实体资产
问：2019年你和王丹等人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主要质疑是：儒家文化就算是糟粕和精华并存，从渊源上讲，它也总比不上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进文化，对此，您有什么回应？
答：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的运动，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并没有完成。刚才说，只完成了1/3 .在中国，科学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儒家的糟粕继续保留着政治领域和部分文化领域，民主还在被践踏。
希腊精神，建立在相信真理、正义存在的基础上，用明晰的概念来分析事物，不喜欢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与儒家、道家和佛教很不相同。中国特色，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一种观念。六四大屠杀后，中国大地上，没有了正义。
儒家不谈神，注重现世生活，是人际关系的游泳术。儒家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中国人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也无法消除自己身上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后，在有民主法治的国际环境下，按儒家的方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发扬光大。儒家文明可以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的桥梁。
问：在您的八类作品中，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当诸多领域，包括一些理论创新和新潮问题。你自已最满意的是哪几本？
答：我过去的作品，思路不开阔，没有多大创新。我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点一点学来的，我写的书都有局限。1986年我在《天津青年报》上写过一篇《“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的文章。想不到，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1989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难，把我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989年前的中国，是第一人生。1989年逃出了中国，环境和人际关系发生大变，进入了第二人生；2019年在华盛顿，濒临死亡而重生，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局部变化，进入了“第三人生”。
2019年，我在华盛顿做了一次心脏大手术，沿着胸部中线切开，十天内三次全身麻醉，从死亡边缘重生。心脏病是30多年因不能回到中国、长期郁闷而经常喝酒造成的。心脏手术后，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改变了三分之一。从医院回家后，一面休息，一面不断整理我以往的手稿和资料，把以往保留的大批剪报，丢弃了70 %，有几十个大口袋之多。简简单单、平平常常过日子最好，不仅不要保留无用的物品，而且要丢弃无用的资料。现在心脏病没有好，听力减弱、安静站立时经常感到地面在振动，但大脑没有问题，更加乐于思考。我决定在这“第三人生”中，以“大尺度世界观”，以跨学科方式写作。现在感到时间已不多，2020年，是我最努力写作的一年，5月，台湾翰芦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全球财富论》，从6月开始，连续写作7个月完成了740页的《命运交响乐》。“不可选择谓之‘命’，不可控制谓之‘运’”。一个人的“命运”如此，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一样。《命运交响乐》在正在印刷之中。
今年一年，已感到体力不支，力不从心，除了在为《新世界观》一书的写作准备外，主要时间在修改15前出版的《霸权论》。《霸权论》把国家视为“地缘动物”，谈从地中海争霸、大西洋争霸，到21世纪后的太平洋争霸，谈21世纪下半叶“世界联邦制”的前景。实行世界联邦制不是“全球一国化”，不是建立一个“一国化的世界中央政府”，不容许这个“世界中央政府”对全人类的财富进行“权威性分配”，未来的世界联邦制是在保留国家的情况下的联邦制。
明年（2022年）的工作是写一本《新世界观》。其中会谈及数学和哲学为什么不是科学，谈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系统阐述物质世界、观念世界、超验世界的理论。当然，政治学还是我的本行，我要用这一世界观来分析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前途。
问：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的少数派，曾被视为异类，遭到排挤，在“和理非”一面倒的大环境下，民运要有自已的目标，自已的节奏，自已的路径，否则与共产党的同路人无异，因此勿需讳言革命。您在海外民运这一类17篇文章中有五篇是写王炳章的。你可否谈谈你对王炳章的看法？
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上，我谈了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在当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摘要发表了，留下了记录。我讲的是，研究政治学，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要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一个国家，要尽可能把国家大事以“非政治化方式处理”。律师制度、文官制度、任期制度、实行法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非政治化，都是“非政治化”的途径。从到赵紫阳的“政改办”，到1989年天安门运动，我被卷入了政治，我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卷入或参与政治的人非常多，这个国家就开始有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全中国卷入了政治。我是学者，不是革命者，也不喜欢什么“告别革命”，我反对“暴力革命”，如果讲革命，我主张“和平革命”。“议会民主”是“和平革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1989年民阵成立，我担任主席，是一种责任，是为了抗议六四大屠杀，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推动组党运动的努力。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分裂，是我家庭和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妻子开始在曼哈顿Cabirini医院作护士工作，我给巴黎、纽约、香港报刊写稿，除了政治评论，还写了许多跨学科文章。纽约没有“民阵”、也没有“民联阵”的组织，除了参加悼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外，我不参与纽约民联的活动。在纽约，有几次见到王炳章，总是一人走来走去，我才想到，王炳章和我都是海外民运大分裂后，被民联、民阵抛出的“碎片”。王炳章对我十分友好，我也以友好态度对他。2003年2月，深圳市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每想到王炳章的无尽苦难，感到万分心痛，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他回到加拿大家中。
问：薄家父子思想和个性一脉相承，八十年代薄一波曾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大发雷霆。薄熙来虽然在狱中，总有一些人对他抱有期待。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答：一九八六年时，胡耀邦是总书记，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按理说应由总书记主持，但邓小平要总理赵紫阳主持。一九八三年三月，邓当着赵紫阳和胡乔木的面，批评了胡耀邦一些做法。一九八六年七月，邓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赵紫阳组织一个班子，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赵紫阳弄不明白，邓小平为什么不提议胡耀邦，而提议他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所以，赵紫阳在邓讲话后未作积极反应。邓小平再次提出后，赵紫阳才开始组建。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政改办“的实际领导是鲍彤，我没有起多大作用。温家宝、胡乔木、邓力群、高扬也参加了多次会议。另外有几十次会议是”政改办“邀请各方面人士听取意见。其中有教授、学者、大使、部长、省市委书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员。我记得，尉健行、阎明复、李锡铭、李长春、许士杰、邵奇惠、李慎之、龚祥瑞、俞雷等人都到厂桥参加过我们的会议。
薄熙来垮台前，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谘、吴国光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后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这一天讨论了“干部年轻化”问题，在薄一波发言时，他突然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薄一波说“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十分刺耳，我就记住了。后来查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也有这句话。
（2021.12.22日）
民主中国202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