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一生中离不开数字与记忆,起码你要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住家的门牌号、电话号,这是与生活有关的数字。数字与记忆更多地会与职业连在一起。

旧日的电话接线员需要记住成百上千个电话号码,比如《借枪》里的女二号罗海琼女士;仓库管理员要记住各种物品存放的编号与位置;售货员要记住各种商品的品种和单价;历史系的学生要记住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化学工程专家要记住各种分子式和它们的性质;医学工作者要记住药名和用途。

苏维埃的组织部长安德列-斯维尔德洛夫能记住几千个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名字、履历和特长;周恩来、李克农同志需要掌握共产党潜伏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单和联络网。不管什么行业,杰出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超人的记忆。当然有些人的记忆能力也来于兴趣,上大学时有个姓李的同学可以记住几百名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名字。记忆力惊人的还有苏联心理学家巴浦洛夫,他曾经送枚纪念章给一位朋友。二十年后再见到这位朋友和纪念章时,他说出了后边刻着的号码,一字不差。

按心理学,记忆可分为视觉记忆与听觉记忆。有人视觉记忆能力很强,读完一篇报纸,他可以按顺序背诵一遍。有人听觉记忆能力很强,听了什么东西后,不会忘记。有位音乐学家邀请他的通行弹奏新作,此时他的一个学生藏在影背后边。 弹完曲子,这位音乐家叫出自己的学生说:“没想到这支曲子和我学生的一样。”于是这位年轻人把刚才听到的新作一个音符不差地弹奏出来,令这位朋友惊讶。蜀人张松看过曹操的孟德新书,一字不差地复述下来,令曹操惊叹。德斯汀-霍夫曼在电影《Rain Man》里扮演了自闭病人瑞芒德,他可以记住从电话簿里读过的姓名和号码;地上撒一把牙签,他能说出共有多少根。有人管这种功能叫Photographic  memory。

除了听觉和视觉,应当还有写觉记忆和思觉记忆。 一片好诗或文章,抄写一遍或几遍会加深记忆。我的听觉记忆能力差,爱上某一首歌时,听了几遍都记不住。我在纸上一边听一边写出简谱,然后按照简谱去哼,次数一多就记住了。至于思觉记忆也很重要,当头脑中产生某种构思时,会产生一副清晰的轮廓。但是到了动笔的时候,却又忘记七分。为了不忘记思维成果,有时不得不把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或者干脆敲到计算机里。年纪大了,有时一件事没想完,又撩起了第二件事,回头再想第一件事,忘了。仔细回想后才会恢复。有时再也想不回来了。人一老思觉记忆就差了,有点像狗熊掰棒子,把一个棒子塞到左腋时,右腋的那个又掉了。这个趋势在逐年逼近,不可逆转。

提笔忘字本来是老年人常有的尴尬。然而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现代,无论是西文还是中文在思考后都可通过键盘记录下来。打英文字时,计算机当时就会告诉你拼写的对错。打汉字时,联想会给出一堆同音字供你选择。人不再经常用笔写字,因此对拼音或字形不再重视。久而久之,如果有个字需要写在纸上的时候,一下子又写不出来了,提笔忘字。现代人写字和拼写的记忆功能会由于键盘的普及而渐渐衰退。同样由于计算器的应用,人的心算和笔算的能力也会逐渐迟缓。所以记忆和人的行为与实践有关。

从职业上讲,我吃过几年实验核物理的干饭,天长日久也记住了一些职业数字,比如粒子的质量。以兆电子伏(MeV)为单位,中子的质量939.5731,质子的质量938.2796,π+介子的质量139.5675,电子质量是质子的1840分之一,和鸦片战争的年份相同。除了单位换算和各种物理常数,我还得记住自然对数e=2.71828,圆周率π=3.14159265。中国的《基督山伯爵》,电视剧《 传奇王》的柳云龙先生记住的位数比我多多了,他能用π的第20位数字后边的几位数去打开主宰命运的保险箱。

记忆有直接记忆和间接记忆。直接记忆是直接记住一个数本身,不牵涉到任何其他的事情。每次进入实验室前,我得从墙上的小盒子按号数找到我的辐射剂量监测器。 我的热释光剂量片(TLD)的号数是 1625。因为不经常到实验室去,直接记住这四个数字不大容易。学斤乘流法时,有个口诀,一退六二五。正好是我的TLD的号码。我把这个数字间接地和口诀联系到一起,就不容易忘记了。文革时外语学院的电话是891937,后边的数字和七七事变的年份相同,虽然这个号码基本上没用过,但我把它记住了。您当然可以说:“你记那些破玩意儿有个屁用。”完全正确,何况北京的电话已经改成八位数了。遗憾的是我大脑的操作系统里没有“删除”指令,只好等着去火葬场时一块儿烧掉了。

记忆又可分孤立记忆和连带记忆。比如社会保险号的9位数字和10位的电话号码都是孤立的,只能死记。但有时不同的数字之间碰巧会有些简单的相似。比如我父亲工作过的玻璃厂的电话号是76 1559 ,后来我家住的那个小院装了公用电话,号码是75 1569, 七十年代初妻子工厂的电话又是 76 1579 。我记住1569后,另外两个一个加10, 一个减10就行了。再加上永定门内是75分局,永定门外是76分局。我本来不记得满清入关是哪一年,后来读了《甲申300年祭》,我出生于1944的那个甲申,相差5个花甲子。于是记住了吴三桂先生当带路党那年是1644。上小学时出于爱戴,我记住了诸葛亮先生的生卒年份,181和234。偏巧这两个数字和汉献帝的相同。

有些数字能记住很长时间是因为多次重复使用,比如清华工物系210教研组的电话282451—2501。在北京时我经常到几个学校访朋问友,进门时总要登记记自行车牌。于是我记住了我曾用过的三个牌号,1957年的312418,1967年的0319236,以及1974年的 2111185 。这三个数码看似无用,味同嚼蜡,但仔细一想,它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状况。比如五十年代,北京自行车的数量大约有五十万辆。十年后接近了一百万辆。到了七十年代中,自行车数大约超过了二百万辆。写程序时,我常把这些数字当作产生随机数的种子,random(seed)。

同样的原因,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经常出差。住旅馆时需要登记,于是我记住了汽车牌照号,加州的两个是 1CKW312,1JIM561,麻州的一个是181RAM。后边这个好记,181与818互补,即181+818=999, 818是我们那代人难忘的日子,毛泽东检阅了红卫兵,让青年学生浪费了10年的青春。而RAM又可理解为 Random Accessed Memory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州卖车时,车牌跟着车走。我卖掉一辆破车后,那个买主没去DMV(车辆管理局)登记,以至我离开加州帕洛阿托一年后收到一张洛杉矶市的停车罚款传票,幸亏我还留着卖车的文字记录。1981年出国时我领了本护照, 号码是0446XX。大概那个时期公派出境人数在数万人左右。

我记住的最长的数字恐怕就是银行帐号了,共13位数 。到银行填写存款单时,我会不假思索直接写出来。因为我是按汉语记的,直接写出来会很痛快。可是要说给银行的办事员,就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译成英语,怪累人的。现在干什么都讲究在线,用不着老在银行的玻璃窗前填写单据了。我担心有一天会忘记这个帐号,但愿别忘了存在银行的那几枚铜钱。

另一个银行的号码不常用,但后边几个数似乎是骂我的,52458。用汉语的谐音就是“吾儿是吾爸”,我的帐号居然把我和儿子的关系给倒置了,这还不算挨骂。 如果那个银行管理员是华人的话,我说不定会告他个种族歧视,赔赏金比我的存款还得多,只恨我不记得中级法院的门牌号。其实,看看新一代人对儿子的呵护,真比儿子对爸爸还强。想到此挨了顿骂,心里还觉得挺平衡,骂得对,社会现状基本如此。我在麻州用的一个密码和郑少秋先生《乾隆下江南》的主旋律相似,需要时我就哼一段缠绵的二胡曲,然后找出藏在里边的几个音符。有些数字久而不用就忘了,比如在单位使用复印机的密码有好多位,也曾记得滚瓜烂熟。退休后不再使用,逾期作废。

有个愚笨的记忆方法就是反复。比如,计算机的键盘字母排列的顺序很古怪,不是按A、B、C、D排下来的。为了记住字母键的顺序,我把第一排的七个字母当成常用的密码。每次用到时,都要按QWERTYU。用的次数一多,就记住了。记住以后,再把密码换成ASDFGHJ,记下第二排的七个字母。理论上讲,知道字母键的的准确位置,可以加快敲字的速度。

所以,记忆要靠勤快反复,不要等到建筑物倒塌时才去把它扶起来。如今年事已高,记忆的速度慢了,还经常卡壳。本来在电视剧中见过一面的主要演员,再次遇到他的身形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叫出名字,或者想出他在哪一部戏里出现过。如今这顺手牵羊的小事却办不到了。有时费了半天劲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可见我的记忆单元开始退化,开始迟钝。如今小学、初中同学的名字,我能想起 一半左右, 高中、大学的同学能够记全,大学同系同级的 一百五十人却忘掉了至少二分之一。  

最近我经常在夜里做些找不着东西的怪梦。 比如从清华下班回家,忘了自行车放在何处,挨楼去找,一直找到急醒了。梦见几个朋友远道而来,要请他们出去吃饭,让他们在前边先走,我到停车场去取车。所有的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的汽车。心想朋友们一定等急了,情急之下,又醒了。我没读过《易经》和《解梦》, 或许这就是健忘症或失忆症的先兆。2010年回京时听说清华物02 班有位陈同学遛弯后找不着家了,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这样。

写作时我的记忆力也下降了。前几天在一篇评论中,忘了“咤叱风云”的“咤”字,误写了个“呵”,虽然不是有意,但毕竟滥竽充数,对不起读者。以后再遇到迟疑不决的字儿时,不妨打电话向几个朋友询问,尽量减少别字的出现。业余笔者也不能不着边际地乱来,毕竟写出的东西是给别人看的,要对得起读者,哪怕只有两三个。自前年春下岗,爱好不多,为了打发时间,只好在土豆网上看电视剧,在客厅唱两段戏。想拉拉京胡吧又不喜欢四处飘散的松香末儿。儿子提议,多少念过几年书,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 不如写点过去的事情,聊补空虚。

尽管老耄将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许我还会继续习作下去,到了连我自己都读不懂的时候,也就只好搁笔,道一声goodbye,说声谢谢。 再去找寻力所能及的乐趣。或许能像《春节晚会》的二等奖得主郭达先生那样,找几张报纸撕来撕去。

作者文集 《爽籁清风》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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