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2014-12-06 15:59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1975年12月4日,69岁的汉娜·阿伦特在家中会客,却心脏病发从椅子上倒了下去,至此没再醒来,这位多舛而独立的女思想家,生命画上了句号。阿伦特1940年代流亡到美国,三十余年物质生活并不算富足,但是围绕着《党派评论》,她拥有一群美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朋友,包括诗人奥登和罗伯特·洛威尔,还有美国女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阿伦特去世后,不少朋友发文悼念。麦卡锡在阿伦特去世一个月之后,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长文,尤其真挚。她是阿伦特在美国关系最要好的女朋友,对于进入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圈来说,也是阿伦特的领路人。

麦卡锡在名为《再见,汉娜》(Saying Good-Bye to Hannah)的这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了她眼中作为朋友的汉娜,此译文为该文摘要。

Hannah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妩媚、诱人、富有女人味,因此,我称她是女犹太人(Jewess)——一个用来称呼锡安人的女儿们的旧时词汇。就像西班牙流苏围巾和汉娜非常相配一样,这个称呼和她相得益彰。尤其是她的眼睛,如此明亮闪烁,当她高兴或激动的时候,一双明眸熠熠生辉,但她的眼睛也很深邃,黑色的眸子,深远的目光,敛着一泊灵性。汉娜身上有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安居于她的目光之中。

她有一双小巧的手,迷人的脚踝,优雅的双足。在我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她很喜欢鞋子,从没亏待过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脚,她的脚踝,全都透露着敏捷、决断。只需看看她在讲台上的姿态,小腿、脚踝和双脚都好似要和她的思绪保持一致。当她讲话时,她会踱来踱去,有时双手插入口袋,像在独自散步,沉思。允许的情况下,在讲台上她会一边踱步,一边手拿一支装着烟嘴的香烟,时不时吸上一口……她是一个如此随性的人,会在讲课的时候突然停住,皱着眉,盯着天花板,咬着嘴唇,沉思地托着下巴。如果她是在念一篇演说稿,那么就总是会插入旁白和感叹,就像她文稿中的脚注一样,布满限定性的条件和附加的说明。

汉娜极富伟大女演员的气质。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她发言——差不多三十年前了,在一场争论中——她让我想到伯恩哈特(Berhardt)或者普鲁斯特的玻尔玛(Berma),一位气势宏阔的歌剧女主角,活脱脱就是一位女神。不是那种梦幻的女神,而是一位神秘的或者热烈的女神。和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完全不是那种雄辩的方式,而是看起来更像一座矿藏、一位悲剧演员,在思想中上演戏剧,演绎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她的书写中常常被唤起。看着她在台前的演讲,会让人觉得,剧场的神圣起源——古希腊的舞台,仿佛近在眼前,作为演员或者作为受难者,她塑造的,是饱受良心和反思之冲突的人类形象,这样的形象总是成对出现,其中一个倾吐心声,另一个回应或者质疑。

但实际上,汉娜也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不过,在教室跟学生们讲话就是例外了,这时候,她会感觉很轻松,就像在朋友们中间。)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而是表现在——举个例子——她会觉得自己还挺懂烹饪的,但其实啊,她才不懂,同样的,挺会撒谎的这一点,也是她自己以为的。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比如假托生病或者提前有约,而让自己从一个社交窘境中解脱。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她觉得不好,依她的一向做法,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

汉娜身上最有戏剧性的地方,就是当她被一个想法、一种情绪、一种预感攫住的时候,无意识中爆发的力量,这时候,就像演员,她的身体变成了它们的媒介。被这种力量占有的时候,经常是以一下睁大眼睛为开始,然后发出“啊”的一声(这种情况发生在,她盯着一幅画,一处建筑,或者某个恶行的时候),像被电了一下,然后意识从我们众人中抽身出来。她那一头充满活力富有弹性从未变得全灰的深色短发,在这股纯粹力量的刺激下,也在她头上竖了起来。

……

汉娜从来没有过野心要创造个什么事业;如果说汉娜曾为一个成就(crown)努力过,那么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她像一个探险家,独自完成最后一步,吃力地到达一个顶点,就是想站在这个顶点上,举目四望。而在她眼前展开的,却是一个黑暗时代,她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承受并目击着这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流产;美国共和制在当下所遭遇的威胁。美国共和制,是她找到的一个新的政治归宿,在这里,她寄予着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自由理念——虽然越来越失望——并像测绘员一样,铺展开她那庞大的概念和洞见之地图,这些概念和洞见中,有些来自悠长的哲学传统,有些则是她自己的发现,它们因得自她所在的高度,所以最起码也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儿。

在观念领域,汉娜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她从来都不信奉那种把前人思考过的问题抛到一边的做法。它们总会有用的;用她自己的方式,她是一个狂热的回收者(recycler)。换种说法,思想之于她,是一种耕种,是给蛮荒的经验赋予人性——建造房屋、铺通道路、筑坝截流、种树防风。因为她是才华卓越的知识分子,是她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所以降于她的大任,就是将她所处时代的每一种独特经验——失范(anomie)、恐怖、高科技战争、集中营、奥斯维辛、通货膨胀、革命、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五角大楼文件泄露、太空、水门事件、教皇、暴力、公民不服从——系统地加以思考,并且,通过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独特进程,最终实现,将思想内化。

……

海因里希·布吕歇,她的丈夫和朋友,是她的最后一位老师。虽然他只比她大十岁,但是在他俩的智识关系中,有一种类似于父爱的东西,海因里希宠溺着她,而阿伦特像小学生一样,热切,并期望被认同;像她曾说过的那样,他会一边用怜爱的眼神看着她,一边点头,好像幸运女神给他送来了一位超乎想象的聪明女学生……他为她感到自豪,并且知道,她能够走得很远,走向他可以远远看到的高度和广度,他可以平静地在后面坐下,等她找到它们。

对汉娜来说,海因里希就像一面镜子;在获得海因里希的确认之前,她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洞见。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的精神气质更偏向于“纯粹”哲学家,而她更关注实践生活(vita activa);对于家务、消费,他们都不感兴趣;虽然他们都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们从没要过小孩。在他1970年年末突然去世的时候——虽然她的离去更加突然——她便孑然一身。她被朋友们包围着,却像一位孤独的旅客,独自乘坐在她的思想列车上。所以,在那黯淡的日子中开始动笔的《心智生活》,是为海因里希·布吕歇而构思,而思考,它不是一个里程碑,而是一个像闭合的三面屏风一样的存在,中间包围着神秘的意愿。

……

如果你对汉娜有所理解,就会认识到,汉娜更倾向于多而不是一(这也许能够解释,对于极权主义这一世界中的新现象,她为何抱以如此恐怖的认识)。她没有寻找万能方法或放之四海皆准的通则的意愿,如果她有所信仰,那么这信仰绝不会是一神论的。她的作品向许多方向发散,在每个方向上,都像青嫩的树芽,抽枝延蔓,毫无疑问,这部分要归因于她对经院学术的喜爱,但与此同时也证明了,在世界的丰富性和强烈的独特性面前,她那充满敬畏的谦卑。

(贾忠贤译。)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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