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柯（Paul Ricoeur）在《科学与意识形态》（Science and Ideology）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有反映现实（reflection）、自我辩解（justification）和行动计划（project）三重功能（转引自余英时，《再论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意识形态的功能，也是如此。首先，中共宣称其意识形态是一种“真理”，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一个科学体系，人们因此必须信服。这就是其“反映现实”的功能。其次，中共的意识形态是论证其权力合法性（legitimacy）的支柱。中共的领导人，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就会被人三振出局。华国锋当年被邓小平、胡耀邦赶下台，就是先被“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击败的。所以，意识形态之争，成为解读中共权力斗争的一种密码。这就是其“自我辩解”的功能。再次，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整和社会力量的手段。中共惯常通过意识形态向人们发挥说服力，以导向共同的社会行动。这就是中共经常说的“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此为“行动计划”功能。
最近几年来，在中共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思想意识形态式微之后，中共正越来越借重民族主义，以图借以重建其第三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本文试图说明，民族主义作为中共一种新的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受到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依赖。中共试图以强化民族主义来度过其面临的政权危机。
中共意识形态的解析
有关意识形态的定义很多，且无定论。我们可以根据Raymond Geuss 的分类，将意识形态分为三种：一是纯粹记述意义的意识形态，如原始社会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二是马克思提出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假意识”，即一个阶级将自己的看法看成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真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假意识”自欺欺人，因为它没有能够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被称为“假意识”；三是所谓“积极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主要指列宁提出的共产党要首先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世界观”，再用这种世界观改造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见Geuss所著The Idea of critical theory，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这第三种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成为物质的力量”，或毛泽东等说的“精神变物质”、“精神原子弹”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意思。
中共的意识形态，直接继承了列宁的遗产，是一种极为典型的“积极意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中共最为强调精神的作用。中共主张“灵魂革命”，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依靠意识形态向共产主义“穷过渡”，都是证明。
中共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以划分为“纯粹意识形态”（pure ideology）和“实践意识形态”（practical ideology）。这种划分，不仅是西方学者如谢尔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s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1972.）一书中提出来的的看法，也可以从中共官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中共官方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两大部分，核心部分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因而所形成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核心部分的外围是中共当局提出的各种路线和政策。（胡启立在庆祝中共一九八六年“五一”大会上的讲话，香港《大公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本报评论员，《实践- 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基础》，《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前者是理论依据，更具有哲学性；后者是政策方针，更具有政治性。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的两大组成部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张力”（tension）。由于中共在历史上主张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因而不断与苏联共产党产生分歧和斗争。中共在改革开放时代强调“马列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现实中，马列主义、毛思想几乎与现行的政策和方针完全脱节，成为一种被架空的抽象原理、原则和方法。中共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不是与马列主义、毛思想不同，就是针对马列、毛没有涉猎过的领域。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几乎失去了指导作用。
从这一划分和现实情况来看待中共目前的意识形态，人们就不会因为中共理论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而否认民族主义作为其实践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由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双重性，所以马列主义、毛思想可以与民族主义并驾齐驱。
中共在其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上有几个重大的转折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共建党到毛泽东掌握党内的领导权（1921-1935），中共的“理论意识形态”为马克思主义，但“实践意识形态”则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共所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传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阶段，从毛泽东在中共内部主导地位的确立到邓小平在毛死后复出（1935-1978），中共的“理论意识形态”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践意识形态”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为了捍卫斯大林主义，不惜与苏联共产党公开决裂，发起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辩论。在国内和党内，毛也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清洗不同意见的人。
第三阶段，从中共改革时代的开始到“后邓时代”的开端（1978-1994），中共的“理论意识形态”为马列主义、毛思想，“实践意识形态”为邓小平思想。在毛死后华国锋掌权的两年多的日子里，是毛意识形态的继续。而在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开始向下列结构过度：理论意识形态为马列主义、毛邓思想，而实践意识形态则为民族主义。“后邓时代”在邓小平从中国政坛引退后已经开始。在这一尚未定型的意识形态结构中，邓的思想与毛和马列，都完全不同。邓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见，他的著作中大多是具体的政策陈述。
目前中共的意识形态处在杂乱无章的的状态。一方面，中共试图将改革开放时代的各种新的政策和方针吸收到其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中，即所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共又不能贸然抛弃马列主义、毛思想，即所谓的“坚持马克以主义”。显然，将各种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一起装进一个意识形态的“筐子”里，必然会出现冲突，导致其功能的紊乱和失效。“三信危机”的出现，反映了中共意识形态作用衰落的现状。所以，中共目前越来越依赖实践意识形态来维系其统治。
中共意识形态本土化与民族化发展
中共在统治中国大陆的四十七年间，已经在大陆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与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截然不同，但也并非格格不入。按照一般的文化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将官方推崇的文化称为“大传统”、“精英文化”，而民间流传的则是“小传统”、世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作用更为巨大。最近，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大陆民族主义，最先在民间表现出来，当然不可能与占统治地位的中共的大传统没有关系。没有大传统的许可、暗示和资源支持，民间这种民族主义决不可能如此畅通无阻。
任何外来文化移植到另外一个环境中，一般都要经过“移入”（acculturation）与“本土化”（inculturation）两个阶段。这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前者是指一种文化交流上的阶段或可能性，外来的文化因素在被传入的地方占据优势地位，并引起当地文化的变化。后者是指在文化交流中，外来的文化因素逐渐被当地的文化因素同化，在新产生的混合文化中，本地的因素占据了优势地位。当然，这两个阶段不是绝对分开的，任何外来文化传到一个新地方，必然同时开始本土化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使本地的文化因素在混合文化中占据优势。
用此一理论来考察中共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看到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当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时，这种外来的文化立即就有中国化的倾向。从李大钊阐发的马列主义中可以看到了民粹主义与道德主义的特征。他强调农村和农民，重视改造人类精神。李大钊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相提并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的“仁爱”伦理之间架了一个通道。
毛在中共内部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以来，一贯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修改马列主义，制定一条新的革命路线。在他掌握党内的权力后，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后，中共确立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路线，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思想的成形，已经使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移入”阶段到了“本土化”阶段。由这种本土化而出现的“实践意识形态”和以后进入中共意识形态核心成为“理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毛思想，是中共后来与其他共产党（如苏共）不断产生纠纷的根源。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中共虽然宣称改革是在马列主义、毛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已经远远离开了马列主义。邓在毛开创的“中国自己的路”上继续前行，进一步推进马列意识形态的本土化。在邓小平思想中，已经很难找到马列主义的根据了。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鼓励发家致富，允许私有制的发展，主张富国强兵，取消阶级斗争政治路线和计划经济这两个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在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中，中共主要强调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更多地是宣扬国家利益的冲突。在今天的中国，从西方传进来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如阶级斗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公有制度，已经消失或正在衰退之中。而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中共意识形态进一步中国化的结果。而本土化，就是民族化。这正是当前大陆民族主义兴起的最重要的潜在的前提。
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支持资源
中国文化传统是支持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资源。海外学人一般认为，中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者。但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包遵信（《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中国论坛》第廿七卷第一期，总第三一三期，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批判》，《解放月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号）、李泽厚（《试谈马克思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新启蒙丛刊》第二辑，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等人，均曾探讨过中共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相通之处。在海外，郑义也发表过类似看法（《马恩与儒教的暗合》为《马克思与孔子》长文之节选，《民主中国》第十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港台的学者，往往对这种探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谭世宝，《孔毛不容混同，儒法必须分清》；李明辉，《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造成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港台学人没有在大陆亲身生活的经历，主要从中共历来主张的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反对封建主义等公开的政治态度上判断中共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而且还被“现代新儒家”的意识形态所规范；而在大陆中共政权下生活的学者，显然在中共“明言”反传统的背后，看到中共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的反传统，更多地专注在破坏“器物”方面（“传统的文化”），而它继承的恰恰是传统中的精神（“文化的传统”）。否认中国传统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是不符合大陆现实的，也无法解释中共政权在苏东社会主义体系垮台后还能存在的原因。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共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无可否认，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是“明言”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从李先念一九七九年九月到曲阜视察，对保护孔府、孔林和孔庙发表“重要指示”开始（香港《新晚报》，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中共已经明显表明要利用传统资源，加强其统治。“六四”之后，中共一方面严厉抨击刘晓波、包遵信等反传统代表人物为“文化虚无主义者”和“民族败类”，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抬高传统文化，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发扬光大者”（郭清，《论传统》，《求实》，一九九一年第二十一期）。中共国家资助的项目中有传统道德的研究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甚至中共最高层亲自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出版题词。根据陈云的指示，山东出版总社从八十年代末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编辑出版五百零二卷的《孔子文化大全》丛书，该书垒起来有二十四米高，分为六大部分。同时该出版社还计划将该书再改编成四套书，以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如有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用的《孔子文化小丛书》和现代语文体的普及本“小大全”版本（刘建志，《儒家学说再获尊崇，山东出版社编纂“孔子文化大全”》，《中央日报》国际版，民国七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第四版）。中共组织了众多的有关儒学研究的大型国际会议和研究机构。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大陆官方每年九月二十八日都在曲阜举行隆重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不久，中共官方在泰山的岱庙操办了规模盛大的仿古祭孔仪式。同年十月八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出席“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的学人，对孔子做了高度的评价，称“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特别是用它的好的方面教育后代，教育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第一版）。这一讲话，也可以视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与儒家学说结盟的公开宣言。中共官方学者明确指出，突出中国传统，尊孔崇儒，可以抗击西化，对抗民主、自由思潮。
在中共上层的影响下，大陆学界从一九九二年以来弥漫一派尊孔读经的气氛，许多当年的“西学先进”现在正在争当“国学大师”。被官方认可的知识人如张岂之等，公开提出以儒家学说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由于“当代新儒家”提出的“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假设，使正在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中共看到，儒家学说可以推进经济的发展。虽然“六四”后一些御用学人也批判过“毛泽东思想儒家化”的说法（谭双泉，《评所谓“毛泽东思想儒家化”》，《求实》，一九九一年第二十三期），但张岂之等人则可以公开指出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孔子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第二版）。
支持民族主义的其他资源
西方各种“后学”，主要是东方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化理论，是支持大陆当今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资源。东方主义的发明家萨伊德经过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介绍，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显学，正如当年萨特的存在主义、韦伯的政治学说一般。按照这种理论，西方中心主义是贯穿在西方各种文本中的一条红线。东方和东方人，在西方一直受到不公证的对待，受到歧视。这种具有强烈反西方、反西方思想和价值的东方主义，对于从西方产生的而具有普遍性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一概加以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中国介绍东方主义理论的人，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者，而且还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图。大力推扬东方主义理论的张宽，曾先后在德国和美国留学，去年在中共权威杂志《了望》上撰文说：“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便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并与国际接轨的时期，如何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如何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一九九五年第二十七期）。由此可见，张宽明显主张以东方主义理论对抗西方的人权思想，为中共政权服务。
在中共传统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影响力日见削弱的时候，一些在海外留学过的中国年轻学者，以“新左派”的面目登场做戏，不仅在报刊上撰文公开主张中国强权和向外扩张，反击西方的民主思潮，也被邀请到很多中共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做报告，以西方的现代理论为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包装。
各种“后学”用现代的和西方的语言表述的观点，其内容与中共在冷战时代对近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一直认为，近代西方列强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在这些被认为是侵略的活动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传入具有普遍价值的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所以，中共曾经高唱反对西方的强权，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而现在，这种已经被人们认为是过期的理论，又在中国改头换面，重出江湖。观此真有时光倒流之感。
西方一些政治学家和政客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战略，也被中共利用来反对西方和西方文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本来在西方受到很多的批评，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但在中国，他的文章被立即翻译、介绍和评论，很受重视。大陆学人在介绍亨廷顿的理论时，特意点明“亨廷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他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圈内人物”，“作为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受其政治理念的制约和干扰；作为谋士，要为政界出谋划策，因此常造成学者与谋士角色错位。《文明的冲突》正是他在奥林战略研究所关于‘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是一篇十足的‘策论’”（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述评》，《文艺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七日）。“文明冲突论”促使中国的很多知识人醒悟到，要以中国传统的文明（特别是儒家）对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美国和英国一些政客提出的“围堵中国”的战略，更激起了一些中国人的愤慨。这种“围堵”理论，在西方也仅仅是少数文人和政客的看法，但在中共的媒体的渲染下，似乎成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共同政策。比如，最近《了望》周刊的一篇《冷战骑士的狂言呓语》的文章，说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评论主张“扼死中国”，而且要“在中国尚处于早期时就开始”。但查阅《时代周刊》该评论，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林培瑞，《读“了望”评“遏制中国论”有感》，《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十月号）。这种谣言煽动，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当然会刺激民族情绪。
在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中共政权顺呼逻辑地成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头号对手。毕竟在中国大陆共产党还在维持着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制度，中共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极剧增长。从前，美国为了对付苏联而与中共联手。现在，美国必须面对中国这个对手了。因此，最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大陆走入国际社会引起的新问题，但也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有关。国内有不少读书人甚至认为，目前大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美国送给中共的一个礼品。大陆反美情绪如此强烈，在文革结束以来还是首次。
此外，西方有关文化主权和经济主权的理论，也被利用来为民族主义强身。中共的学人根据西方的一些理论认为，文化的交流，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地进入中国，形成一种“文化霸权”，对中国的主权产生了限制作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大量外资和跨过公司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的主权也起到了干涉之作用。
体育成为中共挑动民族主义情感的有效手段。“六四”之后，中共最先企图以亚运会在北京的举行（一九九零年十月）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中共特别宣扬“亚运意识”。亚运会的举行，对于中共缓解“六四”后的社会矛盾，稳定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中共又尽全民之力，争取在北京主办二零零零年的奥运会。伴随着奥运会的申办，是中国人要走上世界的强烈的民族情感之高涨。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决定，打破中国主办奥运会之梦。当时参加竞选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陈其同，在机场讲话时，将中国没有得到主办权归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欺负”。这一事件，给中国大陆民族情绪的增长以极大的刺激。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的一位作者说：我原来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但自从看到美英等国在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上的种种举止，深受刺激，打那以后我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我相信，中国很多人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心路历程”。一九九六年夏天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奥运会期间，中共的新闻媒体不断煽动说，美国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中国运动员，致使中国取得的奖牌数量减少。这种宣传，大大地催化了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心理。
今年三月，台湾举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总统大选，标志着其民主化的完成。中共为了阻止和影响台湾大选，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出于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自身的目的，派遣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海附近。中共利用这一事件，在大陆民间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强烈的反美气氛。《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一个产物。该书出版于一九九六年五月，从三月底开始写作。
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根源和未来走向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有深厚的非理性的根基。近代中国人，一方面羡慕西方的社会的经济生活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因为西方人的入侵而痛恨西方列强。这种复杂的情感，可以用一个法文词“Ressentiment”（羡慕与憎恨交织、忌恨）来概括。从如今大陆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可以辨认出这种情绪。一方面，强烈反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掀起热卖浪潮；另一方面，一本对美国持赞赏态度的书《留学美国》，也在畅销。到美国留学、参观的中国人，仍然络绎不绝。据社会学家Liah Greenfeld 的研究，这种“羡憎交织”的情绪，是很多落后民族的民族主义发展的基础。余英时认为：“中国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余年来却受尽各‘先进国家’的欺压。中国一向师法‘先进国家’不遗余力，但又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说很多中国人都有痛打外国人一顿，出一口恶气的潜意识，大概不算很夸张”（《海峡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中国时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这种潜意识，在中国大陆日益富强的时候，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越来越让位给利益之争的时刻，勃然迸发，蔚然成风，良有以也。
中共政权在“六四”之后，特别是在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以来，面临严重的法统（legitimacy）危机。毛泽东不仅以中国正统的马列主义者自居，更以“打天下、座天下”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辩护。邓小平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夺取了正统地位外，也以“改革的总设计师”做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根据。现在，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江泽民之流，无法再以事功来论证其法统，他们必须更加依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
中共的意识形态向来是其统治法统论证的重要支柱。如果江泽民不能以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中共所谓“第三代领导人”掌权的法统，他就必然不能挡住来自党内和体制外的竞争，不能稳住江山。民族主义在此时之兴起，正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重建意识形态和法统的一种尝试。
到现在为止，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反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表现在人权、民主、知识产权的争论等方面），反对台独和藏独；经济上要发达起来，成为世界强国；文化上发扬传统，抗衡西化。
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成为中共新的意识形态主体，以及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克服目前中共第三代领导人面临的政权危机，目前还难以断言。但中共显然对此寄予厚望。中共的“人权专家”喻权域在为《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写的后记中说：“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顶住西方的压力、破坏与‘和平演变’。只要我们挺过十——十五年，世界局势会出现有利于我国的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出现新的高涨”。如果中共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这种前景并非是不可能的。但这意味着中国人要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甚至要遭受战火的磨难。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对外战争。
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按照人类学家Clifford Geetz 的看法，一个社会在出现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中共目前面临“后邓时代”的各种危机，正在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除了是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之外，往往还要有一个强人作为代表。在历史上，列宁、希特勒、毛泽东等人，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所以，林毓生认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要依靠“奇理斯玛”（chrismatic）型人物的出现与领导（《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再认识》，《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十月号）。现在，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还没有建成，“奇理斯玛”型的代表人物也没有浮出台面。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
（《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