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天安门密件》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三类问题进行的。首先是它的真实性,这方面的讨论最多最充分而且已基本上有了共识,大部分的当事人和学者都肯定《密件》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当然,文本是否是原始记录或原始记录的复本是另一类学术鉴定问题,在看到原件之前,无论怎样凭空探讨都不会有什么结论。第二类问题是,《密件》是谁抛出来的,目的为何?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大都限于猜测,但是,试图通过分析“六四”真相曝光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来寻求答案的讨论再提醒人们,谁应该为“六四”屠杀负责任,谁又应该为迟迟不解决“六四”问题、阻止民主化进程负责任,因此,是相当有意义的。这类问题的讨论还引发了人们对另一类更有意义问题的关注,那就是,中共党内是否存在着民主派?除了张良的英文版《天安门密件》的前言里明确肯定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存在并且宣称它是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外,其他论者均未对这个问题做正面的探讨和解答。其实,它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一个政党里的“派”。一个政党中的一部分人在该党里能够称得上是一个派,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他们要对党内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影响力可以来自他们所占据的官位,可以来自他们在党内的资历或威望,也可以来自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党容忍的某种言论;再则,他们必须有相当明显和一致的利益取向或政策取向(甚至政治取向),而且他们要把这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利益或政策(政治)取向在决策过程中或党内言论中表达出来,如果现存的党内条件使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要经常地进行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串连和沟通,以维系力量和谋划未来。

由此来推理,说中共党内存在民主派就意味着说,中共有一批以民主化为其政策或政治取向的人,或者他们身居高位在中共的决策过程有一定的影响力并把他们的主张反映在其中,或着占据党内的一部份舆论园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公开发表倾向民主化的言论,或者他们常常秘密串联聚集力量,为未来的民主化做组织或政治上的准备。

从这个定义所要求的条件来看,目前中共党内并不存在着民主派。今天的中共不像八十年代中至“六四”前那个时期,党内明显存在着一个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民主派,现在人们实在看不出来,正在当权的中共领导集团中到底谁更倾向于民主化。曾经被看成开明领导人的朱熔基,从他这几年的言论和表现(比如说,他给来访的奥布来特女士上的那堂“人权课”,对台湾民主选举的那番评论)来看,到今天为止,他绝对称不上是民主派。朱熔基充其量是个亲美派,但是亲美不等于民主,他亲美不是因为美国民主而是因为美国强大,是出于外经政策需求的考虑。在这一点上江泽民一样是亲美派,但是,到今天为止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派。原先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成员纷纷被清除出党,之后,他们仍然扮演着倡导民主化的重要角色,无论是从别人的观感还是自己的心态上他们都已经不再是中共的一部分。刘晓波曾经这样描述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彤:“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地发言,彻底与执政党集团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事实上,这段话可以用在几乎所有被清除出党的原中共民主派成员的身上,包括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系统的政治改革构想、目前仍被关在中共监狱里的中共中级官员方觉,也许有人会问,中共党内公开的民主派看来是真的不存在,那么是否存在着秘密的呢?不可否认,在中共的任何一个层次或角落中都有可能藏着倾向民主的人,也不乏三五个党员(不是党的领导人)常常成群聚会谴责一党独裁议论政治改革的情况,但是,他们只是中共党内的民主个人而不构成党内的民主派。基于中共渗透国内和海外民运组织的情况来判断,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人的串联,谋划等准组织活动一旦超过一定的规模就不可能是秘密的。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下这样的结论,目前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民主个人但是他们尚没有形成中共党内的民主派。这看上去好像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民主个人和民主派之间的差别是本质的。一个个分散的个人,即使有相同的想法,如果不能形成集体行动,便不具有改变改治走向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控制信息,隔离反对人士,分离民众的根本原因之一,目的无非就是要让异议人士和反对活动不能形成集体行动。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将意味着大的政治环境改变的契机,只不过党内外的民主力量在那场较量中没有成功而已。

中共党内目前不存在着民主派并不意味着民主派永远不会出现。恰恰相反,中共党内的民主派迟早会出现的。然而,它在什么条件下和什么时机下出现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想见,当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演变得使中共几乎无法维持统治的时候(中国正在往那个方向演变),中共党内一定会出现一个有别于顽固抵抗民主化的死硬派的派别,他们追求新制度建立后的政治生命,会把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成为推动制度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甚至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宣布脱离中共。我们也许并不应该怀疑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对民主的真诚,也不应该否认他们在那个历史关口的正面作用,而且为了中国的民主前途,长期奋斗在中共党外的民主力量还要认真真诚地和他们合作。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像张良在英文《天安门密件》的前言中所断言的那样,是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到中共大厦将倾之时才出现的中共党内民主派,就像我们山东人俗称的“三十晚上打来的兔子”一样,是不能指望它过年的。

即使是到了除夕夜,打了一只兔子也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对那些贫穷的家庭来讲,它毕竟让年过的更容易一些。但是,最有帮助的年货肯定不是到了三十晚上才知道有没有的东西。说回来就是,人们最期望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并不是到了大部分不愿和共产党一起结束政治生命的党员不得不支持民主的时候才出现的。用近些年来流行的词来讲说就是,人们最期望的不仅仅是不愿和共产党一起“等死”的党内民主派而且还是要替共产党“找死”的党内民主派。一般来讲,这种性质的派别在任何组织中都是与其组织的本身运行机制相抵异的,在中共现行的体制和利益结构下更是如此,因此它的出现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六四”以后,先后有好几个中共的领导人被人们一厢情愿地幻想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可是他们楞是没按戈尔巴乔夫的戏码唱。自改革开放后,中共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入党,八十年代初,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还号召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来改造共产党”,有些人因此幻想中共迟早会被这些人质变。不幸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共产党的母体同化吸收,不能被同化吸收的和原体中发生异化的部分一起不断地被“排泄”

出来。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变成了被权钱色的魔咒迷缠捆绑在一起的利益集团。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事实证明,党内无派,不仅千奇百怪,而且还千恶万坏,在中共现存的机制和利益结构下,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只可希望不可预期,更不可预设为“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希望”。

统治集团在垄断权力并享有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的时候就有意愿甚至着手限制自己权力,固然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却是件再难不过的事情。这其实是所有国家从专制转化成民主的过程中最难克服的困境。政治家在困境中看到的是机会,政客在机会中看到的是困难,政治小丑则把所有机会都吞食来填喂私欲。从某个角度来看,现在中国的困境正是产生伟大政治家的绝佳机会,尤其是那些中共各系统的中高层人士,他们所占有的丰富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固然是他们政治选择的束缚,但是,另一方面却使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条件做“大好事”。一个人或几个人一个转念就有可能减少老百姓许多年的痛苦,他们事实上为自己选择如何“盖棺论定”的光谱也比别人的跨度大的多;他们可以成为催生中国民主的大政治家,也可以是被送上断头台然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历史小丑或者成为这种人的殉葬品。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中共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和少壮的势力派人物,无论他们以前的历史如何,面前都放着转念进化为党内民主派的首领的机会。虽然,我们决不幻想奇迹会出现,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良善的愿望,同时准备最坏的情况。

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做过许多讨论和争论,有一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力量的存在和壮大,中国就不可能有民主化。有人认为,中共党外民主力量太强大会使共产党更抱团,因而会降低党内出现民主派的可能性。其实恰恰相反,党外的民主力量的成长会创造一个政治环境使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和形成过程的代价降低,内部派别的出现常常是外部压力下的裂变。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是利用党外民主力量给共产党造成的压力而一次次击退党内保守派的进攻,进而发展党内民主派的力量的。八十年代初,匈牙利共产党党外的民主力量渐成气候,党内民主派应势出现,随后,党内党外的民主派同步成长,致使共产党成功地转化为社会民主党,匈亚利的民主化也因此以较小的代价而实现。捷克的民主化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使在“千恶万坏”的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一定数量倾向民主的人,但是,他们要形成党内民主派,还需要有具有较高地位的人首先站出来发出集体行动和“信号”。然而,这样作势必面临着许多政治风险。对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讲,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会被清除出党从而失去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假如党外的民主力量的气候能为失去共产党资源的人提供较可观的政治舞台的话,这类风险的代价自然就会降低,中共党内出现民主派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提高。总而言之,不管中共党内的民主派何时出现以何种方式出现,建立一支党外的强大、成熟而有希望的民主力量都是当务之急。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

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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