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前你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杨老师，今天看到你的签名了，我有些担心，又看到你到了北京，我就更害怕了。北京很冷，你要注意安全。如果你出事了，就不能写博客了，而你的博客一直带给我温暖和希望。
婉君，谢谢你的关心，我在回信里安慰你说，朋友说北京这几天突然冷起来，可能要迎来2008年的第一场雪。你知道，我好怀念京城飘雪的日子，于是就提前飞过来，我想，也许某天早上起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说看了我的信，破涕为笑……你还说，老师你总是那么乐观，一直以来，你都在虚拟的世界里和我们谈心，传递我们乐观，帮我们认清现实的同时，鼓励我们对未来不要失去希望。你还在信中说，你突然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阅读我的文章了，你说，我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揭露、批判和愤怒的同时，总是不忘描绘一条希望的路，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路。
今天早上，我推开窗户，迎来的是寒风，没有雪，有些微的失望。于是，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急切的查看签名，我发现那一串签名比前一天更长了——那是继我们303位联署人的后续签名。
我让目光轻轻扫过这一串陌生的名字和熟悉的灵魂，就在眼睛感觉到有些发酸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你——你的名字，字体是那么纤弱和细小，职业是那么平常和微不足道，挤在那长串的名单中，仿佛对着我微笑，我又好像听到你在说，杨老师，别怕，我也来了。
北京依然没有下雪，但我已经感到春天的温暖。这一刻，我想把你拥抱，我想拥抱你大写的名字。婉君，如果说我的文章曾经给你温暖，带给你希望，我现在才知道，我正是从你们的身上体味到温暖，感觉到希望。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的未来也不应该掌握在他人之手。如果我们一味悲观，除了抱怨还是抱怨，愤怒、然后出离愤怒后还是愤怒，那我们怎么会有希望？悲观的人只会怨天尤人，乐观的人才会思考和探索未来，只有对自己有自信的人才有勇气说出心中的愿望和理想。
不曾忘记，在我们都很小的时候，母亲多次抓着我们的小手，用慈祥的目光鼓励我们说，孩子，勇敢的说出来吧。后来，母亲老了，我们长大了，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也不愿、不能和不敢说出心中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期望。于是乎，在风雨仓皇的岁月里，我们成了素质最低的、被代表和任人宰割的一群不明真相的人……
中国很大，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独一无二，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都不想这个家发生动乱，这已经是全国人民普遍的共识。可是，不能乱并不是不要变，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果不在尚可控制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改革，拥抱民主自由的理念，等到不能不改变的时候，大乱将难以避免。
婉君，你曾经在来信中问我，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中国往何处去早就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在于，在利益集团的阻挡之下，中国人不但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往何处去，甚至连讨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现在，到了我们凝聚民众的力量，上下和解，达成共识，为我们的民族建设一套核心价值观，为我们的国家树立一个能够持久追随的目标——那就是包含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中优秀部分的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那就是中国人追求百年而不得的民主宪政。
你也多次向我表达过深切的关心，担忧剧烈的变化甚至革命会给中国带来大乱，这也是我的忧虑。实际上，在没有就目标达成共识之前，这样的担忧本身就在被利益集团利用。你不妨回头看一下，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地球上最乱、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正是那些因害怕“乱”而保持了几千年不变的旧体制、拒绝拥抱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
在那么多顽固不化、逆历史潮流的人抵制政治体制变革的时候，思考和向往民主政体都有可能让你失去自由，试想，你又如何能够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去清醒地思考乱与治？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一定要走宪政民主之路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静下心来去思考如何避免最终祸及老百姓的乱，以及如何去和平的实现转变。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亚洲和前苏联、东欧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权者很少有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善如流的，于是民主几乎都是在以暴风骤雨般革命的方式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然而，这种方式虽然毕其功于一役，却也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如果放在中国，后果也许更加严重。于是我在思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达成全面共识的情况下，上下结合一步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
放眼世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竟然是同为中国人的台湾，以及即将在几年后实行全面普选的香港，一个是在让人尊重的蒋经国先生手里开始，另外一个则是被中国大陆领导人小平早就设计好的。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你一定会说我太乐观，因为记得你以前多次写信质疑过我，你说，知识分子犬儒了，老百姓被愚弄了，统治者不可能放弃绝对的权力。那么，你看一下签名，你一定承认，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犬儒了；如果你再看一下签名，你一定还会兴奋地说，要想在长时间里愚弄所有的人也是不可能的。
婉君，你还一度对我寄托于体制内最高领导人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并没有对某一个领导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许，更没有期盼明君的出现，我是对人、对中国人，对体制内的中国人没有绝望。你知道我也是从体制内出来的，那里有很多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忧国忧民、充满理想，但是，是制度和体制产生的那种文化让他们每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如果回顾60年共和国的历史，让你历数党政军领导人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你会惊讶的发现，除了少数几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共和国败类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叶剑英、赵紫阳等等）都是很优秀的，可他们缔造和保卫的共和国却怎么会在57年饿死了那么多人，在文革中整死了那么多人呢？……是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产生的文化。
但制度是人建立并维系的，再强大的制度也不能束缚住人性的光辉，所以我们看到就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小平同志在几经打压后仍然挺起了他矮小的身躯，果断的实行了经济改革，让东方的巨人慢慢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还没有站起来），我们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比以前富裕很多的生活；接着还有耀邦、紫阳……耀邦以他活泼开朗、无拘无束的风格，拨乱反正；而紫阳则更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只要他当时认错和屈服，就能够留在利益集团的最顶端，但他却毅然决然，在寂寞和不自由中度过晚年——正是他的“失败”给了我们认识人性和制度的又一次机会。
如果说，当时他们的失败在于利益集团太强大，而且缺乏了“群众基础”，那么，此时此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交通的发达，随着公民社会的壮大，随着民众的自我觉醒，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我还记得你好久以前问过我，我是怎么认识和理解民主、自由的，是什么力量支持我推广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理念。我也一直想告诉你，我走南闯北，用脚走过民主和非民主，用眼睛看过非民主和民主，一开始我就坚持不谈主义、只关注问题的原则。我对比在各种制度和国家里看到的“问题”，从这些孤立的“问题”入手，思考解决之道。
在这个“不问主义，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虽然民主政体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中国那些所有困扰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例如绝对的权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却绝对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够解决！于是，我不能不从各种各样的“问题”回到“主义”，在经过大脑思考后，我决定用我的双手推广民主自由和法制、人权这些普世理念——
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用脚、眼睛、手和大脑来认识和推广民主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心——一颗包容的、充满爱的心才能真正拥抱民主并让民主造福于民众。
婉君，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果不成比例的集中在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包括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经济、知识精英）手里，而广大的工农兵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你，或者是我，又或者我的那些朋友们，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实行，对于我们来说，至少从经济利益上，显得并不那么急切，或者换一句话说，民主的到来并不能给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带来直接和立即的经济好处。这不能不说是很多社会精英对于民主持摇摆和犹豫的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认识和实行民主除了脚、手和眼，以及大脑的思考之外，绝对不能缺少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爱心。如果那些囿于自己小圈子的经济利益的人能够认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把中国从几千年的困境中带出来，才能够让所有人的子孙后代生活在公平、公正的社会里，享受免于恐惧和贫乏的自由，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之时就能少走弯路。
可是我们毕竟不能小看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同样不应该动不动就拿几千年的历史来吓唬自己，现在也许是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在民众逐渐觉醒，在知识分子不再犬儒时，如果能够上下合力，就算那些利益集团再强大，也不敢逆历史潮流和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动。
婉君，中国是到了上下协力共同组建核心价值观，树立国家远大目标的时候了。我知道一句俗语，说比作容易。在当今的中国，任何改变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坚持不改变却绝对有更大的危险。最容易的事也许是树立民主宪政的目标，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群策群力，一步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中国人的百年共和梦。
婉君，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杨恒均2008-12-15北京
本会网站转发200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