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劫数
文革那灾难的十年，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受过它洗礼的人。那个时代太奇特了，同年轻人讲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简直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必然会导致一场文革之类的大动乱。正好是在中国社会处于两极分化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传了进来。成了毛泽东他们夺取政权的王牌武器。面南而王时的毛泽东，心境渐呈老态，他固执地认为，他还负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使命，而且有人掣肘。他的思想已经定型，知人断事无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暴力革命是解决阶级冲突的杀手锏。他看见，社会上拿枪的和刚刚放下枪的敌人，已经被他收拾干净，就到党内去寻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做他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却没有改变。我们一向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出现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者和圣人身上。共产党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这样：“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得来一个超人。把几千年忠君、自卑的陋习延续下来。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深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上台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思想为准，暂时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当他杯弓蛇影、以友为敌地拿刘少奇等人开刀时，毛泽东还投其所好地，向他的臣民许诺说，再来一次革命生活会更好；又给了他们一些难得的、发泄积怨的权利。如此毛泽东没费多大劲，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了。”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准则，毛泽东一定会那么干，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投入到毛的社会革命实验中间去。然而，实验失败了，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亿万人民、国家、民族在那前前后后所受到的创伤，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复。
我们虽然缺少先见之明，却善于痛定思痛。若是没有十年文革惨痛的教训，今天恐怕还不会这么彻底地唾弃个人崇拜的愚行、世界革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的神话，争取自由、民主、繁荣的势头，也不会如此之猛，这也许就是浩劫之后的补偿吧。
心中的魔鬼
“文革名人”王力先生，曾经对采访他的人说，毛泽东煽动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却收不了场，是因为：“魔鬼放出去之后，收不回来了。”此话值得玩味。现在看来，魔鬼不是指那场浩劫中，最倒霉、被批斗的“牛鬼蛇神”，而是中国文化中间几乎所有的糟粕，还有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谬误。
照文革初期的说法：这是一次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要革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代之以全新的一套。表面看，“四旧”很容易就被扫除殆尽了，拆庙宇、焚旧书、改人伦、换规矩……，真是个天翻地覆。对于那些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革命造反之余，无意中还补上了旧传统的一课。
取代“四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简称“四新”）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都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要按照一个模式思考、无条件地为党奉献、都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一套起初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风行了一阵。但他们与人的本能、本性距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能长久实行。人们先是勉励克己以从，终觉不如方才温习过的“四旧”贴近人情，便自觉不自觉的阳奉阴违了。一贯刚愎自用的毛泽东，看到“四新”迟迟树立不起来，于是变换花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能使人心日益涣散和厌烦。就是这样，原本准备三年收摊的文革，到毛临死还处在某个“深入持久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残酷对待党内异己……也是“四新”的重要内容，它们之简单、愚昧、无理，同“四旧”中的盲从、迷信、欺诈、文字狱……合为一股，使得听说是要摈弃的东西，反而发扬光大了起来。其对中国百姓的打击之狠、压力之重和熏陶之深，我们人人都有领教。常年公然奉行的结果，是把无数本来单纯善良的人，渐渐教怀了。
有人说，八十年代中国走向商业社会以来，世风道德堕落的速度惊人。其实，这个过程，是从文化革命中间开始的。只是那时人们初学乍练、半遮半掩。几年之后，轻车熟路了，才决堤似地涌将出来，迎接“改革开放”的。
盲人骑瞎马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党建国的方式方法上，一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否则毛不会对刘那么大动干戈。但是有一个关键之点，他们共同认识和服从的，就是政治挂帅、革命第一。不然，刘少奇不至于对自己的倒台那么无可奈何。只是毛会活用这个原则，而刘却死于句下。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名义上退居二线，主导着党的方针大计；国家机器的运行，悉由刘少奇执掌。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办好了，也许能算作体现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时却是干扰了党的政治路线。事情做坏了，不一定都是给正确的政治路线抹了黑，可能竟是政治的需要呢。是非标准既模糊又矛盾，毛泽东则任其混乱，不予规范。这样才便于他因人、因时、因地做出他所需要的裁决。他知道：到处设下陷阱，抽掉井盖的绳子只攥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维持超然的地位。
文革一起，毛泽东就躲到杭州去了。他让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当然不知道自己大势将去，半明不白地指导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主持派出了工作组，去领导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此举被毛一把抓住，说他这是压制群众，破坏文革。这事儿，成了刘下台的直接原因。刘少奇自咎其责，他说：“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其实，若是他顺风点火，必然冲击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搞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宁”，也是毛乘机拉刘下马的正当借口。那次党内斗争中的毛泽东，可真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刘少奇气数已尽，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死定了。
毛泽东一贯善于把对手的责任，变成他们的负担，从而使自己的轻松上升为优势。不止一本书里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毛的主张是：不为国民政府抗日，国家是蒋介石的，丢失多少国土都是他的责任。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地盘、壮大力量。此事真假莫辩。但终究抗日之期，共产党没有打过什么打仗，倒是实情。
内战暴发了，毛以在野之身、游击之性，还是指东打西、攻城掠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全无抚土安民之念。围困锦州，饿死无算，就是一例。国民党不能如此灵活潇洒，自然减去了一分获胜的把握。
曲终人不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对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指挥我们批判这个、打倒那个，弄得晕头转向的文革要角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我们至今所知有限。他们的名字和行踪，每天见诸报端，却都一律的装模作样，没人知道其脾气秉性、行为方式。他们就像京剧团里的演员，化好妆才上台，同样吸引人的后台，是不让观众进去的。这出历史剧里，脸孔藏得最深的一位，恐怕得数林彪了。
写林彪的书和文章一直畅销。人们对一件事情与兴趣历久不衰的原因，不外两个：诱人且日新月异，或重要却模糊不清。林彪的事儿，显然属于后者。有关他的为人处世的故事，矛盾百出。不像其他人，虽然语蔫不详，倒还比较一致。
有人说林彪善于揣测毛泽东的好恶，在军队里大搞政治工作、突出毛泽东思想，受到毛的青睐。又有地方说，林一向不理正事，常年疗养，足迹遍及海南岛到大连。就连他主持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内容都不熟悉。我们先是听说，林是文革功臣，为毛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后来又被告知，林要“克己复礼”，反对革命。
显然，林彪是帮上毛泽东的忙了，所以毛才走马换将，让他当了两年接班人。据说林野心膨胀，要抢班夺权，早坐龙床。力主为自己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之职，就是步骤之一。另一种说法也很流行：林既不认真批阅文件，更加厌恶外交和官场礼仪，连决议军国大计的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出席。就差说他患有自闭症了。
一些作者说林彪非常重视与毛泽东的会见，每次都要先于毛到达，还毕恭毕敬地晃动着“红宝书”。大陆上同时发行的另一些书刊却说，林是党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凤毛麟角之一。一次“五一”节晚会，林不但迟到，还因毛冷淡了他，略坐片刻，即拂袖而去。
林彪的生活习性，也有人“改写”。他的一位秘书说没见到他“怕风、怕光、怕出汗、从来不到户外去活动。”甚至，林最大的罪状：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国的定论，也受到挑战了。已经有人指出，中共中央迄今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林彪指挥了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报刊上还有文章追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晚上发生的事，那里的暗示很明显：林是被他的妻儿挟持而去的。
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之谜比比皆是。给历史学家留下大量难题，不是一件好事。让民众了解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人，倒是当代政治家的义务。
时也·运也·命也
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等人来讲，路线分歧也好、权力之争也罢，总之有其绝大的需要。“七亿神州”齐声响应为的是哪桩呢？说毛会念驱神弄鬼的真言咒语，催眠了我们，只是比喻。他投其所好，给我们机会做想往已久的事，倒近实情。
那个时候，广大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的生活，都很困难，仅够温饱。农民则大多还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是，号称以埋葬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共上层，却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很大，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念寄宿制学校的子女，已经显得很刺眼了。党内新贵普遍染上的“官场病”，也与民间尚未退烧的革命余情，格格不入。文化舞台上，劳动人民的形象虽然已经升堂入室，还是要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分秋色。这简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讽刺。
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样的道理，对老百姓来说是太深奥了一点。我们哪里懂得，人为理想的付出是有限的，一群人是如此。群体中，意志薄弱者，激情先行消退，他们追求享乐行为，对其周围起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中，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先是“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舒服得多。封、资、修的玩艺儿，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于是就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为了革命的需要”，也从延安的土窑洞搬进了乾隆的丰泽园。他倒是还有更高的追求：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还得改造人民的思想和中国文化。他哪能容忍刘少奇等，把持着中上层大部份权力的修正主义者，势将把中国带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去的做法？但要把他们一一撤换下来，单靠行政命令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比如皇城所在的北京市，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想要扳倒他们，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
毛当然知道，对上层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老百姓早就啧有烦言。现在，他只消“振臂一呼”：再不起来造反、夺他们的权，则眼下这样的日子都快保不住了！全国人民哪有不“揭竿而起”的道理？毛泽东并没有过高地估计他事业面临的危机；人民大众也自有正当的怨愤、恐惧和要求。只是时不我予，历史的主宰另有安排。毛泽东的告戒，已经被邓小平超质、超量地证实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在了更加无耻的，贪官污吏手里。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