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劫数

文革那灾难的十年,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受过它洗礼的人。那个时代太奇特了,同年轻人讲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简直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必然会导致一场文革之类的大动乱。正好是在中国社会处于两极分化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传了进来。成了毛泽东他们夺取政权的王牌武器。面南而王时的毛泽东,心境渐呈老态,他固执地认为,他还负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使命,而且有人掣肘。他的思想已经定型,知人断事无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暴力革命是解决阶级冲突的杀手锏。他看见,社会上拿枪的和刚刚放下枪的敌人,已经被他收拾干净,就到党内去寻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做他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却没有改变。我们一向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出现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者和圣人身上。共产党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这样:“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得来一个超人。把几千年忠君、自卑的陋习延续下来。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深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上台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思想为准,暂时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当他杯弓蛇影、以友为敌地拿刘少奇等人开刀时,毛泽东还投其所好地,向他的臣民许诺说,再来一次革命生活会更好;又给了他们一些难得的、发泄积怨的权利。如此毛泽东没费多大劲,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了。”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准则,毛泽东一定会那么干,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投入到毛的社会革命实验中间去。然而,实验失败了,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亿万人民、国家、民族在那前前后后所受到的创伤,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复。

我们虽然缺少先见之明,却善于痛定思痛。若是没有十年文革惨痛的教训,今天恐怕还不会这么彻底地唾弃个人崇拜的愚行、世界革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的神话,争取自由、民主、繁荣的势头,也不会如此之猛,这也许就是浩劫之后的补偿吧。

心中的魔鬼

“文革名人”王力先生,曾经对采访他的人说,毛泽东煽动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却收不了场,是因为:“魔鬼放出去之后,收不回来了。”此话值得玩味。现在看来,魔鬼不是指那场浩劫中,最倒霉、被批斗的“牛鬼蛇神”,而是中国文化中间几乎所有的糟粕,还有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谬误。

照文革初期的说法:这是一次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要革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代之以全新的一套。表面看,“四旧”很容易就被扫除殆尽了,拆庙宇、焚旧书、改人伦、换规矩……,真是个天翻地覆。对于那些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革命造反之余,无意中还补上了旧传统的一课。

取代“四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简称“四新”)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都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要按照一个模式思考、无条件地为党奉献、都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一套起初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风行了一阵。但他们与人的本能、本性距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能长久实行。人们先是勉励克己以从,终觉不如方才温习过的“四旧”贴近人情,便自觉不自觉的阳奉阴违了。一贯刚愎自用的毛泽东,看到“四新”迟迟树立不起来,于是变换花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能使人心日益涣散和厌烦。就是这样,原本准备三年收摊的文革,到毛临死还处在某个“深入持久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残酷对待党内异己……也是“四新”的重要内容,它们之简单、愚昧、无理,同“四旧”中的盲从、迷信、欺诈、文字狱……合为一股,使得听说是要摈弃的东西,反而发扬光大了起来。其对中国百姓的打击之狠、压力之重和熏陶之深,我们人人都有领教。常年公然奉行的结果,是把无数本来单纯善良的人,渐渐教怀了。

有人说,八十年代中国走向商业社会以来,世风道德堕落的速度惊人。其实,这个过程,是从文化革命中间开始的。只是那时人们初学乍练、半遮半掩。几年之后,轻车熟路了,才决堤似地涌将出来,迎接“改革开放”的。

盲人骑瞎马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党建国的方式方法上,一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否则毛不会对刘那么大动干戈。但是有一个关键之点,他们共同认识和服从的,就是政治挂帅、革命第一。不然,刘少奇不至于对自己的倒台那么无可奈何。只是毛会活用这个原则,而刘却死于句下。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名义上退居二线,主导着党的方针大计;国家机器的运行,悉由刘少奇执掌。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办好了,也许能算作体现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时却是干扰了党的政治路线。事情做坏了,不一定都是给正确的政治路线抹了黑,可能竟是政治的需要呢。是非标准既模糊又矛盾,毛泽东则任其混乱,不予规范。这样才便于他因人、因时、因地做出他所需要的裁决。他知道:到处设下陷阱,抽掉井盖的绳子只攥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维持超然的地位。

文革一起,毛泽东就躲到杭州去了。他让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当然不知道自己大势将去,半明不白地指导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主持派出了工作组,去领导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此举被毛一把抓住,说他这是压制群众,破坏文革。这事儿,成了刘下台的直接原因。刘少奇自咎其责,他说:“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其实,若是他顺风点火,必然冲击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搞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宁”,也是毛乘机拉刘下马的正当借口。那次党内斗争中的毛泽东,可真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刘少奇气数已尽,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死定了。

毛泽东一贯善于把对手的责任,变成他们的负担,从而使自己的轻松上升为优势。不止一本书里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毛的主张是:不为国民政府抗日,国家是蒋介石的,丢失多少国土都是他的责任。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地盘、壮大力量。此事真假莫辩。但终究抗日之期,共产党没有打过什么打仗,倒是实情。

内战暴发了,毛以在野之身、游击之性,还是指东打西、攻城掠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全无抚土安民之念。围困锦州,饿死无算,就是一例。国民党不能如此灵活潇洒,自然减去了一分获胜的把握。

曲终人不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对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指挥我们批判这个、打倒那个,弄得晕头转向的文革要角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我们至今所知有限。他们的名字和行踪,每天见诸报端,却都一律的装模作样,没人知道其脾气秉性、行为方式。他们就像京剧团里的演员,化好妆才上台,同样吸引人的后台,是不让观众进去的。这出历史剧里,脸孔藏得最深的一位,恐怕得数林彪了。

写林彪的书和文章一直畅销。人们对一件事情与兴趣历久不衰的原因,不外两个:诱人且日新月异,或重要却模糊不清。林彪的事儿,显然属于后者。有关他的为人处世的故事,矛盾百出。不像其他人,虽然语蔫不详,倒还比较一致。

有人说林彪善于揣测毛泽东的好恶,在军队里大搞政治工作、突出毛泽东思想,受到毛的青睐。又有地方说,林一向不理正事,常年疗养,足迹遍及海南岛到大连。就连他主持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内容都不熟悉。我们先是听说,林是文革功臣,为毛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后来又被告知,林要“克己复礼”,反对革命。

显然,林彪是帮上毛泽东的忙了,所以毛才走马换将,让他当了两年接班人。据说林野心膨胀,要抢班夺权,早坐龙床。力主为自己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之职,就是步骤之一。另一种说法也很流行:林既不认真批阅文件,更加厌恶外交和官场礼仪,连决议军国大计的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出席。就差说他患有自闭症了。

一些作者说林彪非常重视与毛泽东的会见,每次都要先于毛到达,还毕恭毕敬地晃动着“红宝书”。大陆上同时发行的另一些书刊却说,林是党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凤毛麟角之一。一次“五一”节晚会,林不但迟到,还因毛冷淡了他,略坐片刻,即拂袖而去。

林彪的生活习性,也有人“改写”。他的一位秘书说没见到他“怕风、怕光、怕出汗、从来不到户外去活动。”甚至,林最大的罪状: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国的定论,也受到挑战了。已经有人指出,中共中央迄今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林彪指挥了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报刊上还有文章追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晚上发生的事,那里的暗示很明显:林是被他的妻儿挟持而去的。

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之谜比比皆是。给历史学家留下大量难题,不是一件好事。让民众了解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人,倒是当代政治家的义务。

时也·运也·命也

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等人来讲,路线分歧也好、权力之争也罢,总之有其绝大的需要。“七亿神州”齐声响应为的是哪桩呢?说毛会念驱神弄鬼的真言咒语,催眠了我们,只是比喻。他投其所好,给我们机会做想往已久的事,倒近实情。

那个时候,广大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的生活,都很困难,仅够温饱。农民则大多还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是,号称以埋葬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共上层,却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很大,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念寄宿制学校的子女,已经显得很刺眼了。党内新贵普遍染上的“官场病”,也与民间尚未退烧的革命余情,格格不入。文化舞台上,劳动人民的形象虽然已经升堂入室,还是要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分秋色。这简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讽刺。

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样的道理,对老百姓来说是太深奥了一点。我们哪里懂得,人为理想的付出是有限的,一群人是如此。群体中,意志薄弱者,激情先行消退,他们追求享乐行为,对其周围起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中,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先是“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舒服得多。封、资、修的玩艺儿,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于是就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为了革命的需要”,也从延安的土窑洞搬进了乾隆的丰泽园。他倒是还有更高的追求: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还得改造人民的思想和中国文化。他哪能容忍刘少奇等,把持着中上层大部份权力的修正主义者,势将把中国带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去的做法?但要把他们一一撤换下来,单靠行政命令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比如皇城所在的北京市,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想要扳倒他们,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

毛当然知道,对上层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老百姓早就啧有烦言。现在,他只消“振臂一呼”:再不起来造反、夺他们的权,则眼下这样的日子都快保不住了!全国人民哪有不“揭竿而起”的道理?毛泽东并没有过高地估计他事业面临的危机;人民大众也自有正当的怨愤、恐惧和要求。只是时不我予,历史的主宰另有安排。毛泽东的告戒,已经被邓小平超质、超量地证实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在了更加无耻的,贪官污吏手里。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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