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后,我觉得自己太过肤浅:从未经历过“六四”、也没有亲人在“六四”中丧生的我,对于“六四”根本不了解的人,有资格写这个话题或者类似的话题吗?

一次偶然的聚会,让我知道,即使没有,我也必须得写。为他们,为我们,为正义,为明天。聚会的具体日期我忘记了,只知道那是一个深冬时节,待我赶去时,天色已晚,饭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居多。而不认识的人里,有几个居然是“六四”时期被判刑出狱的所谓的“暴徒”。那天,因为有事,我没有等宴席结束就走了。回去后,我睡不着,王维林挡坦克的身影犹如刻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印象越来越清晰。

后来,我再次和他们见面,虽然没有聊更多,但他们内心的沉重与悲愤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的。为此,我知道,我无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也更无法不写些什么,以表达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画家武文建》一文中写道: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这不是个别现象,我所了解到的是:一个工人,就为了“我们北京市民要给绝食学生以道义上的支持”这句话,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门的一个绿化带边蹲着,一蹲就是几天。他说:“我为学生们做不了什么,也没有能力做什么。但我知道,学生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是为了让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没有贪污腐败的正常生活而游行绝食的,我认为我应该在道义上给他们以支持,别的我什么也没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军杀人的场景,年轻的心一时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同胞,悲痛之余他和一些市民参与了将被打伤学生和市民往医院送的事情,并站在一个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有人放火烧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缓。他说:“很荒诞,我从不抽烟,所以我身上从来不装打火机或者火柴,也没有做过那样(烧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缓,因为我和扔燃烧瓶的人站在一起。”还有一位,他因为在住所附近看到了解放军杀人的场面,义愤难平,便和见到的人述说真相,并带着烧军车的人离开危险地带,也被判了死缓。判决时,审判长问:“是不是觉得冤枉?”他们说:“冤枉。”然而审判长的回答让他们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们冤枉,但比你们还冤枉的人呢。有一个人,因为打了解放军两个嘴巴,就判了12年。一个嘴巴6年,你说他不比你们冤枉吗?但我没办法,上面让我这么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没办法。”

而这些所谓的暴徒,在监狱里,成了谁都可以欺负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画家武文建》提到了一个细节: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但这种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却只能是天方夜谭。他们干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严等等一切皆无。他们只能用“今冬明春”来安慰自己。(注:这是“六四暴徒”们在互相询问他们他这个群体什么时候能出狱时,一位狱友用“今冬明春”来安慰他们也是安慰自己的话,此语在北京二监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们的话,因此也流行了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是从鬼门关上逃出来的,能活着就已经满足了,其他的,我们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们都是幸运的。六四时,我们没死,是第一大幸运;在公安局,我们没被解放军打死,是第二大幸运;在判刑时,我们没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运;在监狱里,我们没有被欺负死,活着出来了,是第四大幸运。我们已经不敢奢求什么了。”听了这些话,我什么都不想说,因为任何话都是苍白的,都是多余的,根本就无法抚慰他们的心灵。再加上长年的监狱生活让他们个个从精壮的小伙子成了疾病缠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术已经无法适应现在这个社会,让他们的生存变得艰难无比。我,一个飘荡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给他们以实际帮助,最好还是闭嘴吧。否则,说什么对他们都是伤害。

也许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他们即使出狱了,也被所住地的各专政部门死死看守着,随时都得到相关部门去报到,虽然这种报到让他们感到屈辱,但他们不得不去,否则就会被以“再次关进去”来要挟。一位大哥缓缓地说:“我们已经出狱了,我们已经是公民了,但我们依然被这个政府当作对这个国家会产生威胁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辈子就和这个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开。”这种屈辱我们都未曾经历过,所以我无法体会他内心的悲愤和抑郁,但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犹如“红字”的东西对人的伤害的程度,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谁让我们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比蚂蚁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于疾病缠身,由于“特殊”身份,由于有关部门的“照顾”,由于他们自身年纪已大,由于……种种原因让他们在出狱后生活得异常艰难,不得不靠家里人接济才能活下去。此时,尊严从哪里来?一个大哥反复说:“我们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你我都不会说出来,但他们只能这么说!

廖亦武在《六四画家武文建》的结尾写到: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话音一落,全场哑然。我想,廖先生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么多年来,很少见人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为他们的遭遇和当下的境况做点事情。我曾试图采访他们,以对他们的情况做更多的了解,然而,他们拒绝了。一位大哥说:“兄弟,谢谢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了。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帮助,还会遭到所住地的相关部门的打压。我们已经受够了,不想再给自己找事了。”这种悲凉谁又能体会?

“六四暴徒”,一群为了单纯的正义,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责任的人,付出了他们的全部。而现在,他们犹如黑暗角落里的尘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只在黑暗中自生自灭,从一无所有走向一无所有。

我们,愧对他们!

民主中国首发
本会网站转发2009.02.1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