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湖北籍作家野夫获中国当代网络散文大奖及二零零九当代汉语贡献奖。野夫披露当年被陷害入狱遭遇，有亲友担忧不解，但获得师长朋辈和陌生读者声援，更有律师愿意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因“六四事件”而被当局判刑六年的野夫，近三年都住在云南偏僻的山村里。前不久的一天，他在一个偏远的水库边上，相遇二十年前云南民族学院的学生段克亮，段因参与“六四事件”而受到学校惩处，被贬到这里。那天，段克亮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全身穿得破破烂烂，正和妻子在山坡上垦荒种地，绿化山坡。夫妻俩见到野夫，谈兴颇浓，谈康德，谈哲学，谈民主，野夫感慨万分，接受采访时说：“你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默默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六四’过去二十年了，今天为什么还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当时都是抱着一股爱国热情，参与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没有想过要推翻什么政权。当年，我们只是光明磊落地要求这个社会民主进步。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竟然避而不谈，官方既不许你从正面谈，更不需你从反面谈。知识分子都视这为禁区，网络屏蔽相关的词汇。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于是我开始要说。”
“六四”前夕，即五月二十三日，湖北武汉举办的红岗山黄金芽杯中国当代网络散文大奖赛颁奖，一等奖第一名便是野夫的网络散文《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他没有前往领奖，不过发表了获奖感言。“六四”之际，他荣获“二零零九当代汉语贡献奖”，这是第九届，前八届获奖者有张思之、王力雄、朱厚泽、北岛、李慎之等。
野夫已书写了获奖感言，他将去北京领奖。他说：“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近月来，野夫成为网民的热捧对象。事缘他四月二十八日在博客上发表《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五月十五日又发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引起轩然大波，网上跟帖无数。在知道真相且含恨忍辱十八年之后，他终于有勇气写出了揭发熊召政的当年真相的两篇文章。他对亚洲周刊说：“于我而言，是为自己的往事埋单；于我们的祖国来说，仅仅意味着一个卑微的子民，未敢忘记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无数被改变命途的爱国者，仍然在期待正义和公理。”
野夫与湖北作家熊召政之间的那些事，发生在二十年前“六四事件”及其以后一年的事。“六四”后，野夫经历了为躲避当局追捕的逃亡，几经曲折回到湖北藏匿。野夫说，一次他竟遭友人熊召政设下“海外民运来人取机密文件”的陷阱，而被捕判刑，家破人亡。
野夫的两篇网络博客文章，即便是被当局广泛屏蔽，依旧获得了野夫的众多师长朋辈和陌生读者的声援。他尊敬的武大老校长刘道玉给野夫电话慰问，为他讲述更多的往事。还有一批代表中国良知的律师，要为他提供法律援助，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阴谋。而更多的来电来信，则是对他充满隐忧，担心他所开始的话题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野夫的二姐给他写去了信，说“所有的一切还没到解密时，你现在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智。我们一家人为你付出了太多，当初爸爸癌症手术时，我们无法把他从手术台上抬下来，因为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男人了，我们母女三人怎么也抬不动，你知道过我们的心情吗？我们是有泪不敢流，怕爸爸难过，我们还要装着坚强。我曾答应过爸爸要让他见你最后一面，可是第二天他就走了。记得那时我一有时间就陪在爸爸身边，他每天口里吐血，下面便血，他还要坚持自己起来上厕所，主要是怕我们做女儿的不方便侍候；要是你在家里的话会是这样吗？妈妈那时天天在医院睡在地上，六十多岁的人了，一个夏天就在医院水泥地上度过。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我相信日子不会是那样的。”
二姐在信中说：“姐姐没什么求你的，只求你让大家过一个好的晚年。这个国家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妈妈当右派不是几十年吗？后来还不是平反了，慢慢等会有那一天的。姐姐无儿无女，以后死了还得弟弟给我安排。你出狱后没有给你说这些，我们知道弟弟受的罪比我们大，我们不想让你知道家里的艰难。每次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当着你的面哭过。今天说这些是要弟弟不要再去玩火，不要关心政治。平时我们都不敢给你说什么，今天我是怕急了才给你说这些，望你三思三思。”
这些日子来，野夫流着泪看朋友的关心，看亲人的担忧。他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真实的回忆，会再次贾祸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竟然让它的人民随时处于恐惧惊惶之中？若干年来的隐忍，我就是怕再次牵连亲友。没想到时至今日，在一个高唱和谐的社会，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战战兢兢，生活在如临深渊的危机之中。”
野夫接受采访时说，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应该有这样的信条——人民有免于困乏和恐惧的自由。可是六十年来，中国人何曾得到过这样的权利。一代又一代的相互卧底，相互检举，相互迫害；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默许甚至参与着极权阴谋，沦为专制时代的帮凶和帮闲。连鼎鼎大名的文化人都能不顾传统名节，成为特务政治的工具喽啰之时，还怎能企望一个民族的道德获得提升。当国家机器仅仅为了巩固政权，而要不择手段地鼓励奖赏小人之时，人们几乎绝望地看见，僭主的法统也许还能勉强延续，而民族的道统却丧失殆尽。
复查案件还原真相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是愿意给予野夫法律援助的京城知名律师之一。他说：“野夫如果就他当年的案子作出申述，那么我们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就能够去武汉中级法院阅卷，而后要求武汉中级法院复查这一案件。那么当年的历史真相也就一清二楚了。”据悉，此事正在商榷中。
浦志强说，野夫事件是中国告密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件，应该从熊召政的这一现象作分析，反省这一告密文化现象。他说：“野夫和熊召政的这一事件有它的特殊性，熊召政生于五三年，是经历过文革而又有成就的文化人。他对是非善恶，对文革的情况是了解的。八九年‘六四’是一个很不同的社会运动，当年我也经历过政法大学的清查，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事，但周围的同事，即使与我有过矛盾，有过摩擦，有过冲突，但在‘六四事件’这一点上，大家的是非都是很鲜明的。不会因为你参加‘六四’，而去假手清查办和公安，去整你，去收拾你。因此，熊召政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浦志强认为，上世纪八九年“六四”时期，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枪。熊召政在当时用这样一种方式配合公安，主动设一个局，让野夫去坐牢，第一，他目的很明确，第二，后果很严重。当时熊召政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他既有激情，又有理智，有创作能力，自由化比较时髦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热血中青年，是什么促使他有动机去主动这么做，这值得我们思考。他应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近十多年来，熊召政没有任何忏悔，没有任何道歉，直到现在还认为不到时候说出真相，其实主动说出真相，什么时候都不晚，但现在什么都晚了。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没有认识到自己对野夫的伤害。
亚洲周刊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