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婴先生还健在，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才满八十六岁，在当前报载中国人预期寿命来算，并不太老，虽然老旧中国人有言：“人生七十古来稀。”遥想当年，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曹靖华顾问年过八十有余，还对研究室半老不小的专业人员说：“如今八十小弟弟。”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过了百岁生日才驾鹤西去。我的老师杨敏如先生今年百岁，还雄心勃勃在写《红楼梦》论文，已经完成的《香菱赞》，发出现代的独立的“人”及“人道”的光耀，尤其是女性的独立的光耀。可惜，不幸，海婴先生早早作古了，距离百岁多达十几年。
海婴先生是值得纪念的，在我认识的人中，在我个人的心里。五年前的四月七日清晨，得到海婴先生逝世的噩耗，心里沉重，但并不突然。海婴先生患病两三年了，是一种少见的病患，用的药似乎也颇罕见，药费颇高，还得自费。海婴先生在给我的电邮中，竟发出了“救命钱”的呻吟，也是无奈的呼喊。那时候，他发给我的简短电邮，语意大多急切悲苦，很见困厄。那时我已经退休十六年，爱莫能助。和他商量，如果他愿意，请他允许我转呈孙郁先 生，他当时是鲁迅博物馆馆长，或许能够做点什么帮帮忙。他同意了。孙郁先生很是尽力，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都很焦急，纠结，郁闷。
我想去看看海婴先生，他都婉谢了。无论在医院，还是后来回了家。病，却一直没有痊愈。接到噩耗，我黯然，伤感。心里常常冒出他修长瘦削的身影；偶尔喊我一句“铁匠师傅”－－因为成立鲁迅研究室的时候，李何林先生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研究室主任，把我从天津第二机械修配厂借调过来，那时我在热处理车间劳动。海婴先生在熟人之间，私下里，很有一点幽默。我一九七六年三月到鲁迅研究室报到，夏末秋初吧，室友金涛先生拉我去拜访海婴先生，他在三里河的寓所设便宴招待。一直记得的他的一句话，是说：我们终于认识了。我说，我们见过面呀。他说，开会见面不算认识。可见他对于“认识”的要求是颇高的。
三十年间，我们不生不熟，不冷不热，客客气气，彼此尊重，遇到问题是能够说真话，坦诚交换意见的。我偶尔出一本书，一定奉呈求教，特别是《两地书研究》，心里颇忐忑，书里涉及关于他家大人的议论。他有书也送给我。就个人而言，令我至今感念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书里偶有对于他家大人的微词，他从不批评，怪罪，解释。更不必说电话里我委婉批评他有时候不识人坦率得过于天真也不介意。二是他送我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扉页上题写的是：“得后老友惠存”。这是他唯一一次个人性的称呼－－此前所称“得后兄”之类，多是颇带中国特色的客气与应酬而已。
海婴先生值得纪念，不是因为他和我有什么生死之交，为了难割难舍的私谊。而是他做的几件事情，大有益于社会，因而也大有益于我。就是我常常默念的他的一封信，一篇序，一本书，一次影展。
一
四十年前，整整四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海婴先生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迅速批复，表示“赞同”。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最后的一个“文字批示”。那时候是又神秘又热传的。而今，无疑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海婴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近年来，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感到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请求您的帮助。
一、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一九六八年母亲去世前几天，得知戚本禹利用他在中央文革的职权，从旧文化部保险柜弄走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气愤之下立即写信向姚文元同志反映。母亲原有心脏病，受了刺激，在写信的第二天心脏病复发，因心力衰竭去世。至今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盼望书信手稿能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者使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等），供广大读者阅读。一九四六年母亲在上海编印过一部鲁迅书简，收入当时搜集的书信八百五十五封。周扬主持文化工作时，编的鲁迅全集，收入书信三百三十四封。现在收集到的书信，我见过一个目录，已有一千二百多封（不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其中二百多封从未发表过，我也没有看到过信的全部内容。我常收到来信要我设法购买或借阅鲁迅书信，但上述两种版本早已不再印售，新的又一直未出，所以根本无法找到。我不了解鲁迅书信长期不能出版的原因，如果有人以为鲁迅书信的受信人有的后来成了坏人不能出版，我想这不应成为一个障碍，因为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并未因此不出。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
二、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最近出版的鲁迅著作，是按照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重印的。那个版本是母亲在抗战初期仓促编成的，收入的作品不完全，编校也有缺点，更没有必要的注释。解放后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注释有严重政治错误。所以现在急需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这就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父亲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因为鲁迅著作中特别是书信和日记中，涉及的某些人和事，除熟悉鲁迅的少数老同志外，别人弄不清楚，其中虽有不重要的，也有重要的，应当弄清楚的。据我了解，这些老同志也希望在生前能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鲁迅的情况提供出来。如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等老同志，有的年已八十多岁，最年轻的也在六十以上，他们体力有限，也没有必要的助手，感到力不从心。这件事如不加紧做，势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但这类事一直无人过问。因此，我也请求您能给予帮助，指示出版局立即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
三、关于鲁迅研究。我有时看到香港和国外出版的鲁迅传记和年谱一类著作，许多是以资产阶级观点歪曲鲁迅的，流毒相当广，如周作人、曹聚仁等写的书籍发行很广并没有人做批判消毒工作。国内发表的论述鲁迅文章，也常有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曲解鲁迅思想的。母亲生前很注意这个问题，她去世前几天，还在撰写文章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母亲觉得，瞿秋白认识鲁迅前，全盘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甚至说鲁迅是“学阀”；认识鲁迅后始终不承认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说鲁迅是“同路人”。鲁迅认为应当予以批判。）我们到现在还没拿出一部按照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写出来的观点明确、材料详细可靠的鲁迅传记，使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读者很感困难。为此，我想建议让文物局和出版局共同把这一工作做起来。具体的说，就是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书（即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
这些想法，多半是母亲去世前常常和我谈及的，也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每当我想起母亲的心愿还没有实现时，心中总是深感不安。我和叔父在一起时，也常谈到这些想法，他也有同样的想法，赞同我给您写这封信。
敬爱的主席，您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写过您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在一九七一年听到传达您的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觉得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您率领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那一年，心中总是深深地想念您，他曾打电报给您表示祝贺，还常常兴奋地和参加长征见过您的同志谈起您，渴望知道您的一切。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着一支烟，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我想起这情景，就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请求。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处。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眼前，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倾听您对我的亲切教诲！主席啊，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周海婴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十二月五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提出报告：“毛主席：主席十一月一日对周海婴同志来信的批示，春桥同志已向我们作了传达。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遵照主席有关鲁迅的论述，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使这项工作能够更好地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现将我们贯彻执行主席批示的具体意见报告如下。”
“具体意见”是就周海婴信件提出的请求一一作了安排，特别是组织安排。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除由严文井同志兼管鲁编室工作外，拟调王士菁同志（现在广西大学中文系，党员）参加鲁编室的领导工作。同时，从其他单位借调七八（人），来参加这项工作”。鲁迅博物馆方面，一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研究室的人员要少而精，领导班子要老、中、青三结合，编制暂定三十人。建议调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同志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同志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姜德明同志任副主任。请曹靖华、杨霁云、唐弢、戈宝权、周海婴、孙用、林辰同志为顾问（孙用、林辰二同志，现还要在出版社搞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待注释工作完成后可调到研究室）。”
这封信的重要作用是成全了鲁迅著作，特别是书信的全部问世，用手稿，用铅印。并开创了此后凡是新发现的鲁迅著作或书信，一律重新发表或首发。这是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文学家唯一一部“全集”齐全的著作。其余的作家越是著名越是占住过要津的作家，自己活着编辑“全集”或“文集”的，后人代为编辑“全集”或“文集”的，都无一例外地进行隐瞒、删除与修改。原因各种各样，要害在维护自以为“好”的名声。中国现代作家的“全集”不全是一大历史的奇观。
毫无疑义，这封信的观点、情感、文辞，今天看来，可评议的颇多。但，这是历史的必然。西哲有言：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鲁迅所谓：“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见《又是“莎士比亚”》）我以为更加准确。盖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除非“瞒和骗”（鲁迅《论睁了眼看》：“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历史事实既然不可改易，只有阐释“当代人”才大有腾挪的空间。然而，唐之杜牧早已因悲哀而叹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见《阿房宫赋》）不是“后人”，谁知道这封信之后不足一年，批示者即驾鹤西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即中断，中国地覆天翻，信中的“文革思想”，“文革观点”，“文革矫情”，“文革话语”，只残留在“文革遗民”之中，鲁迅也“思想解放”出来，我这个“后人”也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呢？
二
序，是海婴先生为《两地书真迹》写的，题《献给读者的几句话》。全文如下：
父亲在《两地书》原信中对母亲说，“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
父亲在《两地书?序言》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给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母亲多次嘱咐我，她和父亲的全部文字，包括《两地书》的原信，都可以发表。如果发表，不必作任何修改。
现在谨将父亲手书《两地书》及其原信影印出版，献给喜欢或不喜欢，研究和不研究我父母双亲的读者。请看，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和生活真相，是怎样的。
周海婴（签名）
一九九五年夏至
这篇重要的序言，虽然作于一九九五年，实际上在一九七六年秋天，海婴先生就抱持这样开明的态度，遵照许先生的嘱咐同意在《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卷中收入《两地书》的原信了。这批原信，包含鲁迅和许先生编辑《两地书》时扣压不发表的几封信，由于落实中央规定，全面整理、编辑鲁迅书信手稿，在鲁迅博物馆文物库中发现了这批珍藏，也可以说是“埋藏”的文物。
鲁迅文物，在五六十年代，除了接收的时候作了登录，一入库就严格管理，未经报批，谁也不能私自浏览、翻检的。七十年代由于研究需要阅读鲁迅藏书，也得写出报告，请馆长审批。鲁迅文物出馆，规定必须两个工作人员护送，看护。和今天大不一样。历史，不了解当时实际情况，只是从书本上推断，是难以得到实情的。因此，《两地书》的原信，特别是鲁迅和许先生当年决定“不发表”的几封信，是否公开，是否发表，成为严重的问题。当时是慎之又慎，李何林老师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由鲁迅研究室和文物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出席。会上同意公开并发表的意见与不同意当时就发表的意见，热烈争执，尖锐对立。
我是不赞成当时就公开发表的一人。当时我负责整理这批原信，并作校对。因此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了解《两地书》与原信差别的一人。除了对许先生原信作了大量文字删改，修订，如《序言》所说：“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关键是扣压不发表的几封信，超出了“师生情谊”而进入“私人情感”，彼此“试探”“示好”“呼应”“得意”的表达。如鲁迅招饮是否“微醺”的斗嘴；许先生称鲁迅“嫩弟手足”“嫩棣棣”，自称“愚兄”；有两封是彼此调侃对方的“特征”。
在稍后的《〈两地书〉研究?序言》中我写道：“我当时是不赞成收（指收入《鲁迅手稿全集》的书信卷）的。”除了尊重原编者所作的增删修改而外，还想到鲁迅说的“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这样的话，以为增删修改的文字就是留在身上的铠甲，给他们脱掉，似乎还不到时候。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主流舆论考量的建议。单是鲁迅在《两地书?序言》结尾所说的一段：“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给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是“下石”，是“笑骂污蔑”，是“风波”啊，是“紧咬了牙关”啊，能不同情地理解，暂时依旧保守着吗?
会上没有结论。建议征求海婴先生的意见。结果是收入到《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卷）里了。
然而，我的担忧，后来也越来越成为现实。有的专家研究起了鲁迅和许广平先生什么时候“拉手”；什么时候“第一次”，在哪里；而鲁迅与女人一时成为几位鲁迅研究专家津津乐道的题目。那些用今天观念来指斥许先生是“小几”的也出现了；鲁迅和许先生是否违反“婚姻法”的争论也爆发了。尽管专家们都读过鲁迅，知道鲁迅说过的：“看见我有女生在坐，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更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见《〈两地书〉原信》）乃至“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见《小杂感》）。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特色！这就是传统文化造就的汉人的“国民性”！
想到这些，海婴先生的开明，他继承父母的思想和精神是很令我敬佩的。特别在我。我在这一点上是保守落后糊涂了。古人早已揭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鲁迅既慨叹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 ，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见《忆韦素园君》）也复指出：“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见《“招贴即扯”》）鲁迅堂堂正正屹立在他的《全集》中；生前已经饱受“笑骂污蔑”，“含沙射影”，“造作流言”之苦，一瞑之后，言行两忘，恰如启功老师《踏莎行三首》之三：“昔日孩提，如今老大。年年摄影墙头挂，千差万别堪惊诧。貌自多端，像唯一霎，故吾从此全抛下。开门杀手随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
三
海婴先生年过七十，决心留下自己对于父母的眷恋，留下自己独特的记忆，于2001年出版了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
书一面世，我就听到嘀嘀咕咕，什么鲁迅逝世他才七岁，哪来七十年呀；怎么是“鲁迅与我”呀，这也是一种宿命：那时候，不管真假，不管是表面文章，还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大多数人们有一种泛道德化的社会心理，名人，名人之后，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人间表率，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用毫发毕现的显微镜来观察，因之动辄得咎。比如吧，父亲的稿费，海婴先生是不能要的。哪怕海婴先生日常够谦虚够谨慎的了。与人交谈总是低着头正视对方的眼睛，毫无大人物不看着对方侃侃而谈，似乎他面前有另外一个幽灵似的。
固然，鲁迅逝世的那年，海婴才七岁，不会有多少记忆；但他在母亲身边近四十年，还有三叔夫妇，父母的朋友，亲见、亲闻的往事不少，当在情理之中吧，如实写出来不亦有益于社会吗？事实也正是这样：书中记下了《霞飞坊邻居》、《我家的房客》、《几位朋友》、《母亲娘家的亲戚》、《到解放区去》、《从沈阳到北平》诸篇，都提供了新的“回忆录”。增长了读者的知识。
但也提出了引起热议，乃至形成论争的两件事。一是对日本医生须藤为鲁迅诊治的疑惑。二是鲁迅的棺木是谁出资购买的。第一个问题鲁迅的胞弟周健老早就提出质疑来了，当时没有引起社会性的关注。当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馆藏鲁迅当年就医拍摄的X胸片提出来，请肺科专家会诊读片，得出了结论，与须藤医生的诊断及用药有差别。用《鲁迅日记》所记录的相关情况与须藤医生在鲁迅逝世后发表的诊治报告也有所差别。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无意的误诊；二是故意的阴谋。但要证实其中的“故意”，至今缺乏根据。至于鲁迅棺木费用问题，根据当年治丧费的记录和当事人的解读，大体澄清了几个流传广泛说法。事实是研究的根据，也是出发点和基础。而记忆的普遍生理特性及个人记忆生理与社会性特质，那是另一类问题，需要别的相应的梳理与研究了。要之，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是一本有益的书，值得肯定的书。海婴先生的劳作是值得纪念的。
四
海婴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没有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空头的美术家”吧？我说：当然。您根本不沾作家协会的边，也不沾美术家协会的边。他颇为释然。
是的，海婴先生在这一点上，相当自律。许广平先生似乎忘不了丈夫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嘱，当海婴先生青少年时期，曾先后送他学会计、学机械修理之类的手艺，以作谋生活计。海婴先生上大学，最后终于选择了和自己兴趣相合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海婴先生是性情中人，自少年就有两大兴趣。一是无线电，一是摄影。无线电从组装矿石收音机到在家里架设简易无线电台，到成为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会员、顾问。海婴先生的工作室兼客厅的书桌上就摆着一台无线电发送机。一次正谈话中，他走过去开开机器，发送几个信号。记得他说:这是不能通信的，只能彼此发送约定的信号联络，简简单单表示您好我好。
凡兴趣，若成爱好，形成习惯，是乐在其中，其乐也融融，不知疲倦。哪怕只有几秒钟几个信号。人的兴趣，像浩瀚的宇宙星辰，乃至流星，观察起来是无穷无尽的。
海婴先生的第二大兴趣是摄影。在他八十华诞的时候，在北京国子监举办过个人摄影展。那是海婴先生亲眼所见的中国－－从四十年代到新世纪－－社会的一页缩影。自己家族的珍贵留影不待言，特别是大时代转变时期，不仅有上层“民主人士”，更有底层，难民，社会一角！这令我想起他父亲要做“大众中的一员”，关心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要“改良这人生”的精神风貌。这次展览之后，海婴先生出版了《镜匣人间》大型画册。倘有关心中国历史，关心中国命运的专家加以研究，不仅能看到海婴先生这方面的贡献，也能看到海婴先生所看到的中国的苦难历程。
这，都是值得纪念的吧?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随笔》总第221期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