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诗坛确有影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诗人艾青，终因年老体衰而去世于今年五月五日。这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诗人一生经历丰富，尤其是他与中共的关系，非同寻常。此次吊唁，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亲自出马；前往八宝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还专程去艾青家中致哀，显示对死者政治地位的某种拔高。其实，这两位中共新贵与艾青交往过的中共要人相比，实在是小字辈耳。
中共要人曾器重艾青
每个朝代的执政者或企图执政者，都要以笼络一批大知识份子而表现自己的文化品位，这是历史规律。艾青原是青年画家（一九二八年就读国立西湖艺术院，即今浙江美术学院），后来留学法国，因接触巴黎工人区苏联电影和俄罗斯文学，又因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华事件刺激而萌发民族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左翼美术家活动而被捕，在狱中无法作画，因此改写新诗，一举成名，时值抗战爆发，又发表大量表现爱国情操的诗作，在文坛颇有影响。不过，艾青当时还是无党派人士，他的气质仍属自由知识份子。到了一九四一年艾青赴重庆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担任新文学系主任。中共元老周恩来因欣赏艾青诗才，遂策划将他与张仃（画家）等人送往延安，从此艾青与中共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周恩来是艾青的“伯乐”，故后者对这位中共领袖级人物一直感恩戴德。周去世后，艾青专门写了悼念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毛泽东是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认识艾青的。毛声称从不看新诗（他也只写旧体诗词），但对新诗高手艾青却礼遇有加，还专门征求过他对中共文艺政策的意见。艾青便写了文章批评某些领导无视文艺创作特性的左倾愚昧。（不料十几年后“反右”，毛泽东亲自笔伐点名批判艾青）由于对中共最高领袖的原始崇拜，艾青在延安就直呼其名地写了赞美诗《毛泽东》。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照样把艾青打成大右派、反党份子。
艾青刚到延安时，很受中共栽培，先后担任多种文艺协会负责人。中共组织部长陈云除了尝试艾青的诗才，还亲自发展他在一九四五年入党，还评他为文艺“劳动模范”（因艾青热心当地秧歌活动；多次采访农民先进份子等）。
艾青一九四二年到延安南泥湾参加劳军活动时，首次结交当时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料武夫文人一拍即合，友谊日深。一九五七年艾青被打成右派，逐出北京，无处安身，幸得当时已任农垦部长的王震接济，特意安排在他属下的新疆垦区落户，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后来艾青又得了严重眼疾，几近失明，也是王震帮忙安排他到北京治疗。如此私人关系，自然使艾青感激不尽。至于王震后来当上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共高层“左”王之一，在海内外名声不佳，是否对艾青产生政治影响，尚不得而知。
艾青为中共做过什么
纵观艾青的一生，除了写诗，也有一段时期在当文艺官，当然是在一九四五年入党以后。当年八月抗战结束，艾青担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即所谓“文工团”的根子），率团离开延安抵达张家口。他手下有贺敬之、魏巍等人。解放后，艾青当过《人民文学》（全国文学界最高级别刊物）副主编（主编茅盾）、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等，被定为驻会专业作家，享受文艺一级待遇，直到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为止。一九七八年复出后，艾青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是他在文坛的最高官位。
中国当代文人历来有两大派系：延安派和国统区派。凡是当年去了延安的，不少人建国后都当了文艺官，如周扬、何其芳、丁玲、艾青；而留在国统区的，许多人解放后命运不佳，尤以胡风为甚。艾青跟着共产党，当然要用文艺为党服务。他写过论文《反对武训奴才思想》（配合政治运动），诗《把奸细消灭干净》（配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即使是他复归诗坛以后，也曾用诗歌形式宣传过中共政策。从延安时代到建国初期，艾青还为中共培训过大量文艺干部。
中共如何对待艾青
艾青此人很有文人气息，尤其具备诗人天性：自由奔放，不拘一格。尽管他被中共吸收，成为文艺高层干部，但其骨子里仍有艺术细胞和艺术个性，平时言行也颇多自由主义。所以讲话时常出格。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敢于抗争当时党的最高文艺官员周扬等人的左倾思想。建国后对文艺界不断整人的政治运动也颇多愤慨。艾青为何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状就是他曾说过：我们党内总是一批人专门整人，一批人专门被整。另外，他在一九五七年春天曾把文艺界整风内幕新闻过早透露给《文汇报》记者，也是罪状之一。
中共制造“反右”运动殃及全国，文化界首当其冲。对待艾青也毫不手软，先是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开除党籍，最终逐出北京发配到东北、新疆等地改造思想。“文革”爆发，新疆垦区“天高皇帝远”，造反派特别厉害，艾青已近花甲，但因为是“大右派”，仍被经常野蛮批斗，全家穷得挖野菜、熬骨头汤吃。艾青每天要打扫十五个厕所，累得疝气病发。又因长年在煤油灯下看书，眼疾严重。如此肉体摧残，幸好诗人天性乐观，否则早就见了阎王。
艾青的“反骨”
是艺术家出身，毕竟早年留过洋，艾青即便组织上加入中共，也时常在言行上表现出顺应民主、崇尚自由的“反骨”，仅举两例，而且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心脏区——天安门。其一，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艾青当时已从新疆回北京治眼疾，他特地跑去天安门观看群众自发张贴的成千上万张诗歌、大字报等，还摄影留念。这在当时也算是“反党”之举，何况他本人还未平反。可见这位诗人“右派”的胆量。其二，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艾青当时身份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以病弱之躯，竟坐轮椅叫家人推着到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为绝食学生捐款助威。他还与巴金（作协主席）等一大批老文艺家联名写信督促中共中央与学生谈判。据说此举又得罪中共高层，可见艾青“右”性不改。
艾青是性格复杂，一言难尽的诗人，一九八八年中外一百多位著名诗人、作家举荐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最终名落孙山。原因是否包括他是共产党员诗人？无法说清。记忆中诺贝尔文学奖很少授给共产党员（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例外）。艾青当年如果未去延安，不跟中共，他的诗艺恐怕又是另一番模样了。
（《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