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一度是在政府与学生之间斡旋的一股重要力量。但随覑时间的推移，当局的顽固和学生的激奋令这些知识精英作出了选择，义无反顾投入了推动民主的洪流中。20年后的今天，这些知识精英经过冷静思考，没有人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而是从更深刻的角度阐释了六四的意义﹕六四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大事件之一，是被中断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六四镇压把共产党内改革派与民间改革派这两股力量都扼杀了，这是当时中国最有生机的两股力量。目前中国政治改革、反腐败的困境，就是因为六四镇压造成的结果，不但葬送了共产党本身，也葬送了改革的大好形势。”
金观涛在八九民运时任职中国科学院，与方励之、李泽厚、温元凯合称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同时他担当了六四思想先锋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总顾问。今年5月29日下午，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在台湾政治大学宿舍接受本报专访时，回顾六四事件20周年做了上述这个注解。
反官倒反腐败针对一党专政
专研中国历史的金观涛说，八九民运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他说，五四是知识分子接受民主、科学的启蒙价值，第一次用新价值参与政治运动，进行改造国家行动。80年代则是重新回到五四的启蒙价值，用科学、民主及人道主义重新审视一切。不过金观涛指出，与五四不同的是，八九民运在指向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已体认到在一党专制下，搞经济改革一定会导致腐败，因此“反官倒”、“反腐败”就是六四非常重要的旗帜。但是第二次的思想启蒙却被六四镇压中断了。
金观涛夫妇指出，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与知识分子的民间改革派在六四前有一段“蜜月期”。体制内是思想解放运动，民间则是推动思想启蒙文化活动，但六四镇压却将中国最有生机的两股力量都扼杀了。金观涛说，从赵紫阳最近的回忆录来看，赵是想要推动渐进式民主的，“如果赵紫阳还在台上，中国的局面只会比现在更好，民主的监督机制也能建立，中国贪污腐败的情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史无前例的严重。”
邓小平下错误决定
20年后再回顾六四，“六四镇压绝对是可以避免的”，“当事人没人说要推翻共产党”。至于六四镇压的责任，金观涛夫妇认为，邓小平看不清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的形势，不信任赵紫阳既能与学生对话、又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做出一个绝对错误的决定。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员，竟然还有这样的权力“製造一个历史大悲剧”，因此后来有人以“最后一个皇帝”来形容邓小平是对的。
对大陆近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人认为是六四后社会稳定的结果，金观涛夫妇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将“六四镇压合理化”。他们指出，今天大陆经济的发展是文革后改革开放的结果，六四以后，改革成为跛脚的了：“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经济发展会更健康，也可看到政治的民主化”。他们更以《兴盛与危机》一书中研究中国历代兴衰的结论指出，历代王朝末期都会出现腐败与经济繁荣共生现象，今天大陆贪污腐败、贫富不均已到非常严重地步，肯定将来会出问题。“六四镇压让大陆步入衰败循环”，只是不知衰败会过多久来临而已。
腐败与繁荣共生历代皆有
对于平反六四，金观涛夫妇说，公道自在人心，“共产党不平反，难道89民运就错了吗？”要共产党为六四平反，实际只是要求共产党自己承认并改正错误，“已经过了20年了，目前还看不到这种舻象”。
明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