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
（孙文广注：原题《揭穿中共的花瓶选举 我给孙文广教授当义工》，2011年陈西在贵州参选人大代表，被重判十年有期徒刑，在此我表示最严正的抗议。我将他的文章收入我的集子，也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尊重。）
中共特色的“民主”之路，实际上是黑恶势力欺压百姓、侵犯公民权利的权贵极权制度之路，而要实施“主权在民”的民主法治制度，在一党独大的专制下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一个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应该实行基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有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大学生共3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作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更应当有条件实行基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中共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实行。
从11月5日到11月10日，我在山东济南亲历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目睹了中共特色的基层民主选举。
2007年11月5日
上午10点我与车宏年先生一起去看望孙文广教授，到他家我才得知孙教授正参选人大代表。见面时我表达了我们贵州朋友对他的问候，并表示看望他后就离开济南。孙文广教授表示谢意后立即说：“陈西，你来得太好了！你能不能留下来帮助我，我正在参加历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我73岁，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选举是我非常看中的一次行动机会。但对一个73岁的老人来说，参选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太累了。参选对我来说又是这么重要，我就是想打破目前选举中死气沉沉的气氛，我的参选也是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的一种反抗和示威。最近是参选的繁忙期，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你们就帮助我去张贴选举海报吧。”
未见孙教授时我就已经欣赏他言传身教的教师品格，他说：“我已经写了四本书了，三本已经出版。难道我们只能坐而论道吗？争取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最重要的是行动。所以只要能行动，我首先会去做行动的事，不考虑我的年龄和手中尚未完成的重要著作。”孙文广教授就是这样一位知行合一、孜孜不倦的中国宪政民主和人权事业的行动派人士，一位永不言老、永不言败的自由战士。
上午我们在山东大学新校的教师职工大院里张贴选举海报。在告示栏处，孙文广教授说：“我昨天下午才张贴的，你们看，现在又被人在黑夜里撕掉了。我在阳光下贴，你在黑夜里盖，多么辛苦啊！”如此反复的贴、撕、盖已经有几次了，孙教授专门找过学校选举办公室的负责人，写选举日记来披露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行径，但作用不大。中午就餐时间，按孙教授的计划安排，我们在新校食堂处摆展板、搞竞选演讲、发选举资料。
孙教授以一个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这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官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做出了许多过分的防范举动，先是深夜派人覆盖孙文广张贴的材料，然后是明令学生不许阅读孙文广的传单，不许听孙文广的演讲，投票时不许投孙文广的票。这样一来反而把学生推到了孙教授一边，本来不知道孙文广是何许人的同学，现在纷纷打听起孙教授来。许多同学主动站出来给孙教授当义工，说：“我们那一栋学生楼我包了，请给我竞选资料，我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去分发。”
展板前，选民们手中拿着分发的选举资料，同时在认真阅读展板上的竞选海报。一层层选民围着候选人，听候选人和选民面对面的竞选演说。这时几个陌生人走过来，吆喝着：“收起东西！收起东西！”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敢喊“收东西”？我和孙教授走过去问：“什么事？现在我们可是在依法搞选举。”对方回答：“我是物业管理的，你们把这里弄脏了，我要管。”孙老师回应：“哦！弄脏的地方我们会清理。”对方指着张贴在栏杆上的通知说：“这个是什么？”孙老师说：“这是透明胶贴的，可随贴随取。这个通知单我们会收起来，下次还要用。”与这种无理的干涉争执一番后，孙教授说：“这种动不动就要你收摊的霸道官话管理作风，前面已经和学校公安处较量过了。他们官方总认为他们的权力无边，我要他们拿出法律规定来，他们拿不出，才作罢。”
2007年11月6日
与孙教授忙了一天，看着他疲惫的身体，仍然在身体力行地用微弱的力量去撞击千年官墙，这种甘愿做现代民主政治之路的铺路石的精神，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不能拒绝孙教授的邀请，不能在他需要我的时候一走了之，我不能再开口说我要走。我答应孙教授，我留下来做他的义工，孙教授能把我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是他注重“行道”的精神。我们都是讲道者和行道者，但我们更是“行道的人”，基督教徒的入世精神实际上就是讲的行道精神，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孙文广教授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践行真理让孙教授和我自找了许多烦劳和苦难，但为了自由和喜乐，我们都愿意去实践真理。
今天到山东大学老校区，在食堂前展示展板。我对孙教授说：“展板放在地上不方便选民观看，下次我带一根绳子来，在人行道的树干上牵一根高度与人的视线一般高的绳子，把它们挂在上面，便于选民观看。”孙教授说：“陈西呀，人家公安不让挂展板，我们的民主选举就只能进入地下啰！”我问：“依照选举法参选，怎么不让把展板挂在方便选民观看的地方呢？”孙教授说：“刚开始我也这么做，结果公安要收我的展板，说什么校园里不准挂横幅。”我说：“这不是横幅，是参选人大代表的展板。”给他们头打了电话，只能让摆在地下。看来共产党是地下党出身，至今自己不敢见阳光，党内选举不敢公开、公正、公平地行进，人大代表选举也只能转入地下了。
今天公安们又会有什么花招，我们又将怎样与他们对阵？看来，民主的力量与专政的力量是要抗争的。散发资料、对选民宣讲选举法知识时，一位山大的老师向我们走来，愤慨地说，政府公安搞破坏，你们昨天张贴的十张宣传资料我看到他们给撕毁了。这些政府官员只会做坏事，要在民主国家我真可要依选举法把他们告到法庭上去。共产党哪里是在真心推行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喜欢的还是一党专政的权贵政治制度。
正说着，三个穿便衣的人走过来，自称是公安，“把宣传品都收起，跟我们去公安处走一趟。”孙教师质问：“为什么要收起？为什么要与你们去公安处？”他们答：“学校里禁止搞宣传，你跟我们去公安处在说。”孙文广教授争辩道：“现在是在搞区人大代表选举，我是独立候选人，依选举法参选。你们凭什么叫我跟你们走？你们要我走要有法律凭据！你有逮捕证吗？你有拘留证、传唤证吗？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走？”这时那位素不相识的老师及许多大学生都站了出来，训斥这三个公安，这位老师还愤愤不平地说公安不要脸，卑鄙无耻，不像个人，不懂法还要执法。其他同学也训斥公安是法盲，不讲理。三个公安在众多正义之声的谴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了。
2007年11月7日
按孙教授的竞选日程表，今天我们到山大新校做拉选票的工作。做义工两天下来，我知道了孙文广教授为什么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之所以称为独立候选人，是孙老师的公民候选人资格被官方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定了。
按选举法，候选人提名有三种方法：
1、单位提名。孙文广属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还做过系主任，当过十年济南市政协委员，在山大工作和奉献了53年，基础好，天时、地利、人和是没问题的。尤其是他秉直的天性，敢说真话实话，因此而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坐牢8年。即使经历过这种大的人生磨难和“教训”，他还不改其坚守，因而深得人心。按理说单位提名是没问题的，可在中共把玩的提名中，孙老师并未被推出。
共产党在山大的提名有一个规定，叫“二女一男一党员”。孙老师早就给单位主管选举工作的领导提过自己愿意出来参选人大代表，望选举委员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主管领导表面答应了，但出来的167名第一榜候选人名单并没有孙老师的老师。他曾问熟悉的同事，我出来参选，你推荐我、投我的票吗？同事遗憾地说我们了解你当然要推荐你、投你的票，但他们并没有提到你要参选，我就按他们提的人名投了。
2、党派提名。孙文广教授是山东“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早在一年前，民主建国会在山东大学分会召开会议，孙文广教授就提出民建应该讨论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的问题。今年选举前，孙教授正式向民建东区主管委提出自己要参选的要求，建议民建分会应召开会议，但东区主管委负责人说，问过统战部了，不开会。统战部是个什么玩意，“中国民主建国会”要听它的指挥？在一党专制的国家，谁都知道“统战部”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古董，早该取消了，但它却一直充当“八大民主党派”的太上皇。这样，就使孙文广教授无法得到在民主建国会东区的提名。
3、按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可以由10人以上选民推举的方式获得提名。孙文广教授决定走这种方式争取提名，他在学校很快就联系了二十多位老师的提名。根据《2006－2007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须知》的规定：选民联名提出候选人的，通常在选民名单公布后，选民名单公布3日内一般应当召开选民小组会议，联名的选民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下属的选区递交推荐表。
因为没有召开选民小组会议，所以孙文广教授按校选举办公室的指示，依格式把联名推荐信填好，交选民小组，由他们签名后再交给校选举办。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仍然在10月26日以推荐信提交时间延误为由而拒绝。处处受刁难的孙文广教授并没有气馁，回家里后继续研读《选举法》，发现投票表格上除了确定的候选人外，还有一项“另投他人”，就是说每一个选民都可以抛弃选票上的候选人而投自己认可的人——不在候选人名单里的人。孙文广教授走了一条几乎不可能当选、非常艰难曲折的独立竞选之路，我成为他竞选班子里的一名义工，还是一名受警方监控、官方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异议者，与“海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候选人的义工。
今天拉选票会遇到什么事呢？上午11点40，我们拉着展板到了山大新校食堂，已工作两日的我轻车熟路，每天要发出去两三千份竞选资料，孙老师除写稿外还忙着去印刷所印制。食堂前，几位自愿做义工的同学正在等候，我们原先摆展板的地方被一些艺术展板给占了。这是故意排挤还是给校园增加活力？我认为这是好事，让我们孤零零的竞选展又多了些气氛，至少他们不会再叫我们收取展板。我把同学们分成两组，一组在展板这边，一组在电梯通道旁，每个同学手里都拿着两种以上的选举资料，向进出就餐的同学和老师散发。
大约12点10分，突然有几个学生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出现在我们眼前，我给他们发资料，他们不要，反而向我们发话：“我们是学生会的，校园里不准散发传单！”我说：“我们散发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现在正是人大代表选举期间，我们在散发选举资料，难道你们要破坏基层人大民主选举？”他们说：“是我们老师叫我们来的，不允许你们散传单，就是不允许。”我说：“我们正为你们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拉选票，孙教授也是你们的老师，他说的话你们也应当听。”我把孙文广教授的简历和有关演讲辞拿给他们看，学生们悻悻地走了，站在他们身边的那位学生处的老师一直盯着，没发话。
我曾经在大学里的政治处工作过，知道学生会的主管就是学生处。公安正面吓唬不倒孙教授，就指派学生出马，学生走后他们并没有放弃威吓和阻拦的企图。不一会，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便衣出现在我眼前，不停地问：“你是干什么的？与孙文广是什么关系？”我说：“我是他的义工，他的粉丝。你也来一份资料，了解一下选举法知识，如果你认为行，就投孙文广老师一票。”大约半小时后，孙教授又来到人群中间继续对选民演讲，我把所遇到的事告诉了他，他说：“你是经历过的人，不会因胆怯而惊惶失措，会知道怎么办的。”
2007年11月8日
山东大学有3万选民，分在三个分校，老校区、新校区、南新校区，近的校区与校区之间有4到5公里，远的有20多公里，其中南新校区最远。南新校区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就读之处，有五六千学生和十余栋教师宿舍，按选区竞选规则，那里有一两千属于历城选区的选民。过去，孙教授的选举班子只有他一人全天候工作，其他义工只能抽业余时间，或在原处为孙教授工作，没有能力顾及20多公里外的南新校区。现在我是为孙教授全天候工作的义工，我对孙教授讲，能够争取的选民，我们都要去争取。孙教授说：“好！我们安排个时间去。”中午的时间是定死了的，轮流在老校与新校之间现场面对面地争取选民。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我们或是到七八处可张贴海报的地方去贴竞选资料，或是去山大教职工宿舍区摆展板、拉选票，时间排得满满的。
中午我和孙教授到了老校。嘿！老校食堂前已经有学生在举行活动，拉出了大幅的横幅标语，几张课桌上摆满了宣传品，五六个学生正在散发传单和广告资料。我纳闷，校园内不是“禁止挂横幅”、“禁止散发传单”吗？这些同学比他们的老师孙文广还小瞧公安，大张旗鼓地在几棵树上拉绳索、挂起大横幅、散发传单，还拉人在布料上签名，欲征集万人签名。这样也好！今天再不会有公安来侵犯我们的权利，要求我们收起展板、禁止我们在这里散发传单、阻止我们搞竞选活动了。
今天来帮助我们的义工又有增加，看来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活动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如果这次基层民主选举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下举行，并且是在国际社会的观察员现场直播和监督下举行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孙文广教授一定能够当选。
愈来愈多的选民都被孙文广教授的行动感动了，他的“粉丝”愈来愈多，亲近他、敬仰他、爱慕他、受他的事迹鼓舞的人纷纷向他发来短信表示问候和支持。学校里的教职工也有很多孙老师的“粉丝”，我亲耳所闻的就有数起。其中之一是山东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对他的下属说：“孙文广是我们山东大学的骄傲，是我们山东人的自豪，山大像他这样叫真、有责任感的老师太少了，我们要支持他！”中午的竞选活动果真顺利完成，公安没有出现。上次出面捍卫我们权利、斥责公安的几位老师和同学，一直同我们战斗到宣传工作结束。
下午2点，我与孙教授在学生食堂用过餐后回他家里午休。2点半起床后，我们决定去南新校区，“不漏掉一个选民”的口号，使我和孙教授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来回的校车上，我给所有乘车的教工和学生都散发了竞选资料，司机也不例外。孙教授演讲，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
在南新校区，拉学生选票的工作我们交给了管理学院的同学。同学们对他们这位前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很感兴趣，他们为能认识孙老师而自豪。我们也从管院的同学那里知道，今晚山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要来这里，召开“如何圆满成功完成区人大代表选举任务”的讨论会议，参加者是：班干部、党团员及学生会的骨干。我戏言：“官方的竞选班子实力雄厚，要资金有资金，要人有人，要媒体有媒体支持。而我们的竞选班子就我们俩，啥也不如对方，对方还害怕我们，拚命打压我们，怕我们夺了他们的‘红色江山’。”拉教工选票的工作我们交给了孙老师的“粉丝”，他们都是与孙老师一起工作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同事。
然后我与孙老师抓紧时间，在最后一班校车返回之前寻找到三处张贴海报的橱窗，张贴了数十份竞选海报。乘最后一班车回到孙老师家里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吃完晚餐，我的工作是帮孙老师组稿，然后发到海外网站上。孙老师则在思考明天的竞选战斗，以及写稿子，准备每天分发出去近千份资料。
2007年11月9日
今天上午起床吃早餐时，孙文广教授简单扼要地对我说：“陈西，今天是竞选冲刺的最后一天，明天上午八点半钟就开始正式投票了。按《选举法》规定投票当天禁止一切宣传竞选的活动，我们可要遵守游戏规则呀！早餐后咱们就开始行动，先去印刷所复印些资料，你拿回来做成新的展板，准备十块展板。今天我准备在晚上就餐时间增加一次对选民的现场演讲会，我再去印刷所印制‘明片”式的广告话语，让选民们可随身携带，投选票时他们就容易记住我的名字了。我们再多带一个桌子和一个椅子，我站在上面演讲，你看看桌椅是否需要修理一下。另外，你给车宏年打个电话，看他有没有时间过来帮助。“这就算是孙教授临战前对全体竞选班子成员进行的动员演说词吧，不过聆听未来”议员“讲话的只有我一个人。随后，我与孙教授各自忙了起来。我找出要修理的桌椅，检查一下，给车宏年打了电话，然后骑单车去印刷所复印展件。车宏年先生来后，咱们俩忙了一上午，总算把孙教授交待的工作完成了。
11点半我叫来一辆三轮货车，拉上我们的竞选资料和工具，与车宏年先生一道到山大新校食堂前（孙教授还在印刷所赶制资料，半小时后才能到），开始了我们拉选票的宣传。我把六七名来助选的同学叫在一起，对他们说：“分发资料时要用文明礼貌的话语。‘请’！‘您好’！‘谢谢’！”我把她们分为两组，一组与车宏年先生在一起，仍然在老的地方；我带三名同学去食堂另一个进出口，和老地方隔着一栋房子，算是开辟一个新的竞选站。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我们才工作半小时，一千多份资料就发没了。我赶紧跑到老站，看孙教授印的新资料送来没有，稍等一会，印制的宣传品拿来了。
我把资料带回来给同学以后，车宏年说：“陈西，你看见没有，我们周围还有路边，有许多便衣。”我这才注意到眼前的风景，除了前几天都到场的那几个便衣外，大路边上、绿化带处及紧靠我们展区的地方都有便衣在活动，有些在侦察，有些在抽烟，有些在照相和摄像。其中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子，脸色白白的，穿着警裤，他刚才还盘问我，说什么不要强迫别人投你们的票。我回答他：“我再重复一次刚才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投孙文广老师一票。我们有民主信念的人从来不强迫别人，你愿意投孙老师一票吗？”他语塞，回避到了一边，现在他正坐在我搬来给孙老师准备演讲用的座椅上，悠闲自在地翘着二郎腿抽烟。我突然有个念头，给这位自认为是“人民太上皇”的公安照张相，于是从侧面给他留了张纪念。
很快，中午的一个小时就餐时间过去了，我新开辟的那个点位子比较偏，基本已没有进出的人，决定过去叫同学们把桌子和剩余的资料搬迁到孙老师这边来。当我过去时，看不到一个来做义工的学生，我心里暗自嘀咕：“这些自愿来做义工的学生，怎么没一点善始善终的责任心，先撤退了也不讲一声（事实是我错怪他们了，他们是被公安吓走的）。”我一个人开始收拾和搬动剩余的资料、展板和桌子，突然七八条壮汉窜到我身旁，互相之间不说话更不打照面，动手动脚地就推拥着我往路边去。七八个人全是便衣，像黑社会的举止一样，我本能地挣扎反抗，但他们人太多，我手中又拿着一块展板，无法阻止他们。
我大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非法破坏基层民主选举？”一个胖子拿出他的警官证，在我面前晃了晃，似乎要证明他们这一伙人不是黑社会的，而是有“执照”的团伙，“不许吭声，我们是公安，你跟我们走一趟。”我说：“我得跟孙教授讲一声，再跟你们走。”胖子说：“不行！”
这时大概下午1点过钟，食堂这里已经没有人，路边一些学生准备去教学楼上课。我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门已经打开，等着我上车。我被推抬着来到车门前，我拼命反抗，不愿上车，坚持要给孙教授说一声再走，但他们连这一小小的要求都不准：“少啰嗦，再不走，我们可要动粗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没处说”，我安下心来，坦然地说：“有礼貌一点，不就是跟你们走嘛！”坐进车里我才发现，那胖子就是与我问话的那一位，看来他是这次别动队的队长，我身边前后左右都是别动队的队员，车子一溜烟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不知晓的地方。叫我下车时，我发现有警用车辆，我肯定这是别动队的据点了。
我被押进值班室，这里有三四名穿工作服的警员，他们要求我坐在墙角的硬椅子上，不许乱动。不一会，一群别动队的便衣走了进来，领头的年纪比刚才出场的那帮人大一些，其他警员对他都比较客气。我猜想，这可能是别动队更大一级的大队长，他到我面前发话道：“把你身上所有东西都搜出来。”我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被你们强行抓捕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我是一个公民，希望你们出示法律依据。收我的私人财产，得有手续给我。”领头的说：“我姓王，你的事情就找我，我会给你答复的，你现在先把你身上的东西搜出来，我要查看”。我把我的身份证、相机、笔记本、名片、钱等等东西拿出来，他叫一名队员拿去查实了，我坚持要他给我一个手续，他理也不理就跟出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便衣带我提审，在一处阴森森的房间里，除那个姓王的还有另外两个便衣。这种官家的提审我已经历过很多次，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任何普通人都随时随地面临警方的拘留、提审。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公民多享福啊！人人都能享受到强大政府随时随地送来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合法伤害权。
个人简历、家庭情况、哪里人、从哪里来、到济南来干什么等等问题，我不在意。我一直追问：官府绑架我到这里来，我犯了何罪？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一位年青便衣回答说：“我们接到报警，据山东大学群众举报，有人在山大校园散发传单，扰乱山大的民主选举活动。”我问：“群众是谁？”答：“无法奉告，这是机密。”我说：“群众可能是居心叵测者呢！你们怎么不调查清楚。我散发的是什么？是独立候选人孙文广教授的参选资料和选举法知识。这些是扰乱选举活动吗？我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你们怎么以执法者的身份来破坏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活动呢？”年青便衣无语，只能瞎扯，说什么他在我身旁来回走了多少趟，我都未发给他一份资料，未向他宣讲我们正在搞竞选的事。
姓“王”的队长在听我讲述我“八九学潮”坐了三年牢、95年冲击“党禁、报禁”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坐了十年大牢的经历后，冒出一句：“你和孙文广一样执著啊！你们认为民主在我们中国能实践吗？”我说：“能！你没有看到你们共产党也在变化吗？如果共产党仍然静止不变，像具千年不变的僵尸，民主的确不能在中国实践。我看到共产党在国际国内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从一个只讲阶级斗争的党变成了讲社会和谐的党。这中间反差很大，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十七大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改革上的一些新提法，你比我学习体会得更清楚”。
审问到下午六点钟，我又被押回值班室，交由穿警服的公安看管。我一直在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公安？请不要侵犯我的公民自由权。”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济南市历城公安分局的，将怎样处置你，你耐心等待，我们会告诉你”。这时值班室的公安要交接班了，我才听到他们相互交待指着我说：“这是市国保办的案子。”噢！多么神秘的地下党特务机关的工作方法啊！暗箱作业，从不知天下有光明正大的世界。这让我多么向往那阳光下的执法制度，那里的“公示制度”、“告知制度”，那里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晚上八点钟，我还没进餐，换过班的警员们已经在家里吃过饭，他们刚上班，精神饱满，肚子也不会饥饿。我这个强权政府下的奴隶，只能任由权威者们宰割了。大约八点钟过后，无法无天的权力机关发话了：“你可以走了。”我说：“你们关押我这么长时间，总得有个说法呀。”发话的警察粗野地说：“放你走你还不快走，有什么说法？我们就是法！”我只得赶快离开这无公义、黑暗、非法、不讲法律正当性的是非之地。
出了大门，天已经一片漆黑，借着微弱的路灯，我终于看清楚了我被关押的这个见不得阳光的地方。“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派出所”。我该怎么走？我要到哪里去？对一个初次到济南、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外乡人来说，又是一个问题。公安只负责强制性地弄你来，可不负责礼貌地送你回熟悉的地方。问路人，摸黑找到大的目标——“山东大学新校区”，寻回骑来的自行车，与同是寻自行车的孙教授相遇，我们一起回到了教授家。从下午一点钟被济南公安劫持到回到孙教授家，我被济南公安强行拘押了共七个多小时。
2007年11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上午属于投票时间。当孙教授去投票时，我决定把孙教授要发在还玩网站上的稿件整理一下，然后发出去。孙教授发稿有一个选择，他说：“中国大陆的自由思想异议者生存很困难，海外网站上一些媒体的稿费也是杯水车薪，但总能扶持一下，帮大陆异议者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也是不错的。我有教授的退休金，与你们比算是‘富农’，就不用往有稿费的地方投了，投给《新世纪》、《大纪元》、《博讯》。”
“今天你不是要走吗？我约了李昌玉、车宏年来给你饯行。中午找个地方聚一聚，这几天你真是帮了我大忙。”我答：“是我主耶稣基督叫我来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能与您在一起工作是我的福分。”孙教授接着说：“陈西呀！你别出去，早上我到外面，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是长期被他们监控的人，现在他们又盯上了。”我说：“孙老师，你放心去投票，我对他们这一套已经是很熟习了，他们是庸人自扰，拿着纳税人的钱不用在正经事情上。”
大约十一点，孙老师、车宏年、李昌玉老师都到了。李昌玉老师进来时对孙老师说：“怎么，选举都完了，外面院子里还有三四个人老盯住你这里呀，这个共产党怎么吃撑着了没事干。”孙老师说：“别理他们！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这是贵州来的陈西。”我们彼此寒暄以后，一块出门来到山大附近的一家餐厅。
共进午餐时，我们谈到了这次基层换届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孙老师的实践参与充分暴露了共产党虚构多年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工程的“假大空”。李昌玉老师说：“为了支持老孙，我还特制做了那二十几块展板呢。”“不好意思，”我对李昌玉老师说，“你做的展板有一块成了公安的战利品，他们绑架我时带去并留在了山大派出所。”接着孙教授继续讲了他重“行道”的精神，他说：每年“六四”都要争取去天安门广场，至于能否成行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不仅是一个心愿，更重要的是行动，以行动来反抗不公义的行动，浦志强律师也是这样行的。“陈西呀！明年‘六四’我邀你一同去天安门，行吗？”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在这里把此信息传递给有意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能成行的，明年“六四”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见！
最后将结束午餐时，我介绍了我们贵州在拓展人权、宪政、民主实践方面积累的“贵州模式”经验，说了我们将在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时举办“第三届贵州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的事。
下午一点刚过，我们从餐厅出来，又是那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开到我们行走的人行道前方，停下来后三名著装整齐的公安出现在我面前，说：“陈西，我们找你有几句话要问。”正是昨天绑架我的那几个便衣，今天穿上了工作服，说话的是那个胖子，别动队的小队长。我回答：“可以，”我把手中的旅行袋交给了车宏年先生，进前几步，“有什么事，谈吧。谈完后我要离开你们济南了。”胖子说：“这里不方便，进车再谈。”我说：“行！”进到车里，一前一后的警察把我夹在中间，胖子说：“开到前边再谈。”
就这样，以谈话的方式，把我一溜烟带到了山东大学新校大门里。被叫下车来，胖子带我来到一辆更高级的黑色小轿车前，车里出来一位官员，着深色西式服装吗，我一眼看出，是自称姓王的济南国保。“队长，陈西带到了”。“好，陈西，上车，我给你说：‘你们贵州的公安已经乘飞机来了，接你回去，他们马上到机场，现在我们送你去机场。”我说：“好啊！我正要回去，原是要坐火车的，想不到有一架免费的专机来接。不过，你们能否送我去拿我的旅行袋？”他说：“不用了，你可以给车宏年打个电话，叫他邮寄回去。”我只好把我随身携带的旅行用品丢在了济南，由他们押送我到济南遥墙机场。
车开到机场公安分局所在处，飞机晚点，等到下午5点钟，有人帮我拿身份证去登记，有人带我进入候车室，有人领我径直先于乘客们登上飞机，让我情不自愿地享受了一回特殊规格待遇。在警方正式交接我的仪式上，我又发现地下党警官的最后一个秘密，王姓队长并非真姓王，而是姓邢。只有做了见不得阳光事情的帮派势力，才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们贵州的公安就要好得多，当前来押解我的三名年青干警一见面时，他们说：“老朋友又见面了。马上，有他们的贾支队长打来电话问候：陈西，我们对你不错啊！你出去玩，我们还要派人给你买免费的机票，去那么远接你回来。”从“八九学潮”开始，打了19年交道，彼此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笑着说：“谢谢贾支队长的关怀，不过因我而花了纳税人上万元钱，我痛心啊！”
坐着从贵阳开往济南往返的客机，我与三名“遣送”我的警察于当晚10点飞抵贵阳。接着接受两个多小时的盘问，12日早又被叫到贵阳公安局国保支队继续盘问。在济南，我给孙文广教授当义工，帮助他参选基层“议员”的事算是有了了结。中共每5年举行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民主选举的表演，又让我看了一回荒诞剧。
（《参选纪实》，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