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的世界人权日，我人在北京。那天是身陷囹圄的作家刘晓波，被授予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日子，然而，当局对异见的愤怒压制，使得关注人权和知晓此事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的寂静。大批活动人士遭到软禁，无法使用网路和电话，或是被“请”出城“休假”，以确保他们保持缄默。
除参加学术会议外，我想要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于是便前往拜访了曾是一名律师的倪玉兰女士。这位勇敢的女性，零二年时因维护人权而遭警方报复，造成终身残疾。倪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去年夏天，她和丈夫由于无家可归，露宿在北京一个公园。多亏了海外的公开宣传，以及独立导演何杨为这对夫妇制作的中国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他们现今才得以在一处破落的旅店的小房间里落脚，但还要受到当局的监视，以及不时的骚扰。就是在那里，我们谈起了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
倪选择学习法律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法律教育复苏。八十年代中，她自著名法律院校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成为一家政府下属出口贸易公司的法律顾问。九九年，她的一户邻居在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残暴运动受害，她始才卷入人权活动当中。邻居的母亲在被拘押期间死亡，接着是父亲，但从未调查死亡原因。当时，没人愿意插手这样一个敏感事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倪觉得，她必须挺身而出。倪说：“就从那个时候起，警方开始把矛头对准我。”
她的第二个人权桉件，涉及另一桩重大问题──房屋的强制拆迁。零二年四月，在她试图帮助邻居解决面临的房屋强拆和重新安置时，北京警方将她拖至一个警局，用各种专业的酷刑手段折磨了她好几个小时。“他们说我管得太多了”，在《应急避难场所》中，她回忆道，“他们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拿出一条绳子，把我像捆行李一样捆起来。捆好之后他们把绳子往上提。我可以听到我肋骨折断的声音，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疼痛。我开始哭……（之后，他们）用脚和膝盖顶住我的（下）背部、骨头的缝隙、穴位和筋骨。他们太瞭解怎么打人了！”
由于长期被拘禁，耽搁许久倪才得以入院就医，而后她就被起诉“妨害公务”。“我本想请一个律师，他们不准；我被定罪之后，他们也不许我上诉。”“他们说我的桉子情况特殊，因为我对抗政府。”
她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由于罪名成立，她的律师执照被永久吊销了。“我不断给律师协会寄信请求帮助；但是他们只说，没有收到过任何信。”比不能做律师更糟糕的是，倪的双腿再也无法站立。
但她从未丧失斗志。零三年获释后，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帮助那些因刑事司法不公正、宗教迫害或强拆而受害的人们，其中包括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成群结队进京寻求救济的上访人士。
与此同时，倪玉兰自己的法律问题，却不断恶化。自零二年第一次经历可怕的折磨之后，她一直试图申请再审，以及要求政府对其所受的酷刑给予赔偿，但始终一无所获。另外，她自己宽广的住宅在零八年也遭到了强拆。当最后几间房间要被拆毁时，她奋起抵制，却遭到殴打，造成头部外伤，继而又被拘押，这一次，连她的丈夫都没能幸免。倪说，这段经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是西城区派出所的民警肖巍，在命令其他同事离开审讯室后，攻击她。“他往我的脸上小便。”之后，他又控诉这个残疾的、只能蹲伏在地上的妇女袭警。倪再度受到起诉。
在她的第二次刑事审判中，她被允许聘请一位律师，但该律师受到恐吓，拒绝作无罪辩护。“所以我们解雇了他。”倪当时又病又弱，虽在庭上为自己辩护，却仍获有罪。尽管律师刘巍勇敢地为倪的上诉辩护，倪仍未能幸免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一次为期两年。而刘巍自己，随后也因在其他敏感桉件中的辩护，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服刑期间，倪遭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她在《应急避难场所》中说道：“就因为我不认罪，他们晚上就不让我睡觉。他们不准我躺下，也不准我坐在凳子上，白天还要让我工作。最过分的是，他们不许我用拐杖，也不许用椅子支撑身体，命令我只能爬行。我每天五层楼的牢房里往楼下爬，……穿过监狱的大院子，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然后爬上二楼……。中午的时候我要回到牢房那边吃午饭，然后再爬下楼、爬回去工作。每一天，我都要这么爬四个来回。”
即便是现在，上访者们还是来找倪寻求建议，同时互相勉励。我去拜访倪的那天，情况也无二致。这对夫妇目前靠朋友接济生活，许多人也自告奋勇，帮助那些持续帮助这对夫妇的人。没有政府伸出援手。不过，在我离开那挤满了上访者的房间后不久，政府确实做了一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事，来纪念世界人权日─切断了房间的用电！然而，和往常一样，倪和丈夫点上蜡烛，继续他们的工作。
（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本站转发201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