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越狱被追捕回来以后，很快就被送到离朗乡一百多公里远的铁力市看守所去羁押了。该看守所在满洲国时期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秘密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连四角上的岗楼还是日本人建的圆筒式的炮楼。大院内分前后两部分，前院过去是关东军的兵营，现在是武警宿舍和队部办公室；后院是关押犯人的牢房，日本式的环形布局，中间是圆形天井，供犯人们放风的地方，周围是大小不等的三十几间牢房。牢房的外墙是混凝土浇注的，连一扇窗子也没有；内墙除了有一米高的小铁门外，还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气窗，用2厘米粗的钢筋封闭着。每间牢房的小铁门上还有一个长40厘米、高20厘米的窄长形窗口，是递饭送水的窗口。开饭时，犯人把饭盆伸出来；饭后，这个窄长窗口就被一根指头粗的铁条锁好。
我被押送到铁力市看守所后，明白这里是插翅难逃。好在这里似乎比小看守所人道一些，所长和管教只管关押提解犯人，警戒、看守则由武警中队的士兵负责。武警兵不掌管开号门的钥匙，因此对号内犯人的监管也宽松一些，犯人可以不必盘腿端坐，同监号的犯人彼此说说话，只要不大声喧哗，站岗的武警兵也不加限制。而且这里的伙食也好多了，看守所的伙房和市屠宰场有协作关系，平日里屠宰场有些诸如清理下水道等脏活累活，就由看守所犯人无偿地去劳作，而屠宰场杀猪宰牛时所剩的边脚料，也就通通免费送给了看守所伙房。屠宰场用圆盘锯分割屠宰后的生猪，因此每天看守所伙房都能得到满满一挑肉渣。用这些肉渣炖菜，即使一滴油也不放，菜汤依然浮着一层油水，这可比朗乡看守所那清汤寡水的白菜汤好咽多了。而且这里每周固定有两顿细粮，周日还能实实在在地吃到一顿肉菜。我觉得日子好熬了一点，心情也宽松了一些。但过了半个多月后，我才领略到这里其实比朗乡要严酷得多。
二
1977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日，同监号的一个中年犯人用早饭省下来的一块窝头捏成了一副骰子，我们同号的几个犯人便在一起玩起掷骰子，赌注是晚饭的肉菜（掷一次的输赢是一块肉）。其实所谓肉菜充其量也不过是每人能分到十来块杏仁大小的肉块，通常和土豆炖在一起，但这可是令犯人们垂涎欲滴的美餐。在监号里，这种赌注已经是非常昂贵的了。当时我所在的十一号牢房里一共有五个犯人，靠在东墙边的犯人据说神经有毛病，这样的游戏他是不参加的，其余的四个人颇有兴致地玩起来。那天我的手风很顺，玩了不几圈，我就赢了十来块肉了，等于可以多享用一份美餐了。
我的兴致顿盛，正扬手要再掷的时候，号门上的小窗突然“啪”地一声打开了，一个武警兵站在窗外骂道：“操他妈，你们在干什么？”我抬头一看，赶紧把手里的骰子藏到身后。“操他妈，你……你在藏……藏什么？”这个武警兵有点口吃，他的口头禅就是“操他妈”，因此监号里的犯人给他起的绰号就叫“操他妈”。我说：“我没藏什么。”“操他妈，你……你还……还抵赖？把手……手伸出来！”我不知道厉害，乖乖地把手伸过去，刚伸出一半，号内的中年犯人突然说：“不能伸！”我马上又把手缩了回来。“操他妈，你……你还……还敢……敢不……不听？”武警兵在窗外大声威胁道：“快……快点伸！”可是任凭武警兵怎样威胁，我是死活不肯伸手了。这个武警兵气得像咆哮的野兽，结结巴巴地骂道：“操他妈，你……你等……等着！”他气哼哼地关上窗走了。
这时中年犯人对我说：“一会儿放风时，‘操他妈’如果来打你，你就大声喊叫往所长室跑，‘操他妈’就不能把你怎样了。今天幸亏你的手没伸出去，要不你可就惨了！”原来铁力看守所号门上的这个窄长形窗口也是看守惩罚犯人的刑具，犯人手伸出后，看守兵就用一个特制的小手铐把你的手紧紧铐在那根横铁条上，然后他就可以肆意惩罚你了。惩罚的花样很多，有一指缠、二龙戏珠、虎口拔牙等等。中年犯人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大开眼界。
吃晚饭的时候，中年犯人在分完了肉块后，从自己的那份里拨出两块要给我，我拿起自己的那份笑着说：“算了，算了，大家就是取乐，不能当真的。”那两个输了肉的青年犯人也没说什么，他们都感到我挺仗义的。放风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中年犯人预料的情况，“操他妈”已经下岗了，我以为这桩事就算过去了。
7月20日上午，放风结束后，走廊里突然来了许多武警兵。中年犯人说：“不好！要查号，都赶紧拾掇一下，有犯禁的东西赶紧丢到马桶里去。”果然，武警兵分成几批，开始搜查监号，犯人们一批批被驱赶到天井里，通通都被剥光了衣服手抱头站好。天井四周都是持枪的哨兵，院子中间的空地里站着一个军官在指挥，还有许多名手持藤条的打手。天井里瞬时传出一声声惨叫，原来每批犯人中都有一两个倒霉蛋遭到鞭笞。藤条打在赤身裸体的犯人身上，一下就是一条血痕。
开始清查我们的监号了，我们几个也被喝斥脱光衣服，只剩下一件裤头。我们都抱头站好了，这时我看见“操他妈”手持藤条过来了。“啪”地一声，我觉得背上的皮似乎被抽裂开了，火辣辣地疼，便禁不住“啊呀！”叫出了声。“操他妈，你……你小子不……不是挺尿性么？”“操他妈”一边抡起藤条猛抽，一边骂着：“操他妈，你……现在嘴……嘴还硬么！”我被抽得乱蹦，但没有敢反抗，因为我知道那样可能得到的后果更惨。那个中年犯人也被“操他妈”抽了十几藤条，但他也一声未吭。
清查完所有的监号后，犯人们才又被驱赶回牢房。这时单独被留在院子里的，就是被清查出藏有犯禁物品的犯人了。这几个人将遭受到更残酷的鞭笞，这一顿暴打能让人半个月只能趴着睡觉。
回到监号后，中年犯人愤愤地开导我说：“你长见识了吧？每个月都有此一劫，这是铁力看守所的老规矩，这个时候连所长和管教也不靠前了。一个月的帐他妈的都在今天清算，今天就是兵痞子过年，吃咱们的肉馅饺子。操他妈！我操兵痞子他妈！”我终于领教到铁力看守所每周的这一顿炖肉可不是太好吃的呀！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同监的几个犯人也相互熟悉了。那个有神经病的犯人叫于天通，是杀人犯。他用双筒猎枪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打死了，却认为自己是开枪打死了三只狐狸精，现在还时常絮絮叨叨地说些疯话。他本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病，公安机关曾为他做过几次鉴定，也没有检查出什么所以然来，所以就这样一直关押着。他已经在铁力看守所呆了13年多了，是资格最老的犯人。那个中年犯人叫田国录，原是翠峦区的工会副主席，几个月前被翠峦区公安局定为流氓罪送到这里羁押的。田国录现在还愤愤地喊冤，说他是被人诬陷的，他只不过碰了下翠峦区副区长的“奶酪”；其实那个“奶酪”本来就和他是老相好，是那个副区长夺人所爱，倒反咬一口，还把他整到牢房里来了。那两个青年犯人则都是盗窃犯。
7月下旬，在犯人伙房做了20多年牢饭的赵师傅突然心肌梗死，他正给监号里分发窝头，就倒在走廊里咽了气。赵师傅去世后，给监号里分发饭菜的差事就由在犯人伙房里帮厨的梁大刚（化名）顶替了。梁大刚原来是翠峦区看守所的副所长，因为虐待妇女致死被逮捕，我在翠峦区羁押期间梁正是监管我的看守员，我额头上的伤疤就是他给我留下的。
梁大刚每次给十一号监房打饭时，常常不经意似地就多舀了几勺菜或多数一两个窝头。开始时，号里犯人都以为这是梁大刚无意的，后来次数多了，连有神经病的于天通都发现了，这些额外的菜饭绝对是冲着我的。因为别的犯人伸过饭盆时，梁大刚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而只有我把饭盆伸出去，梁大刚头都不抬，顺手就会往盆里多放一两个窝头。
精明的田国录看出门道来了，他问我：“怎么？你和这个梁师傅很熟？”我苦笑了，我是个不善炫耀自己的人，甚至也从未向同监犯人讲述过自己越狱的那一段历史。面对田国录的询问，我也只是笑了笑说：“是的，我们是有一点交情。”“哦，那可太幸运了，今后咱号里接饭的事你就全包了吧！”田国录说。
对于饥肠辘辘的囚犯说来，有什么能比多得到一点食物更幸运的呢？我也就义不容辞地当上十一号监房的值日生了。果然此后饭菜的数量大增，梁大刚甚至在分发完所有监号的饭菜之后，再转回来把剩余的几个窝头都送进十一号来。有此惠顾，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此后，梁大刚再来开饭时，我就微笑着朝他点点头。
四
人的欲望都是随着条件变化而逐渐膨胀的。有一天，田国录用两根指头俯在嘴上比划着说：“你可以让梁师傅给咱们弄几根‘蚂蚱子’来么，这几个月我真他妈的瘾坏了。”我当然理解田国录指的“蚂蚱子”是什么了，因为这是蹲过小号的人都懂的行话，于是说：“我试试吧。”
下午梁大刚再来送饭的时候，我也像田国录一样用两根指头俯在嘴上向梁大刚比划了一下。梁大刚看到了，但他没任何表情，仍一声不响地闷头分饭。第二天开早饭的时候，我把伸出去的饭盆撤回来时，盆里除了黄澄澄的几个窝头外，还多了一个用塑料纸包裹着的小包。打开一看：嗬，里边竟是一盒尚未拆封的大前门烟！号里的犯人几乎要欢呼起来了。梁大刚不愧是干过看守的，他怎么将烟扔进饭盆里的，连我也没有看清楚。整整20根大“蚂蚱子”！这可是监号里的宝贝呀，足够我们享受几天了。我在后来又去窗口接菜的时候，由衷地悄声对梁大刚说了句“谢谢！”
在被囚禁的监房里，吸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虽然世界上有着数以亿万计的烟民，但在监号里吸烟绝对和在别的地方吸烟大不一样。也许在监房叫吸烟不够贴切，应该叫吞烟或者吃烟，因为一支烟点燃后，所产生的尼古丁几乎全部被吸进胸腔，而且还不马上呼出来，要等尼古丁全被吸收后，才慢慢地呼气，这样才过瘾，而且监房里不至于有烟气烟味，不容易被看守发现。
有了烟，如何点烟也是有窍门的。在监房里获得火源的方法有多种，有蹦星儿、烤电，但最常用的还是人类最原始的那种搓火，先用少许棉花捻一根细芯，再用更多的棉花把这个细芯包成一个拇指粗细的圆棒状缠紧，就可以搓火了。把这根圆棒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鞋底（最好是布鞋底）来回猛搓，等搓动产生的热量足够了，迅速将圆棒揪断，用嘴使劲吹，棉絮棒就燃着了。这一切都需衔接得非常紧凑，而且绝对要号里所有的人密切配合才行，有人搓火，有人在窗口放哨，还要有人向马桶里不断地冲水，水声越大越好。搓火是个技术活儿，十一号监房里只有自幼在少管所里长大的惯偷老尖子干得最拿手。搓火时，窗口放哨的是另一个年轻犯人，田国录去马桶冲水，我则预备点烟，只有于天通没什么事，但他也会故意把腿上的铁镣不停地弄出响声来，看来这个神经有毛病的人有时候也不“神经”。
烟点燃后，先由我吸第一口，然后依次是田国录、老尖子、年轻犯人和于天通，一支烟刚好轮两圈就吸完了。每个人虽然只有两口，可这两口烟真叫过瘾啊！大墙外的烟民们是绝对领略不到这种妙不可言的感受的，尼古丁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长期没吸了，此刻一口吞进去，身体似乎就飘起来了，头也有点晕了，什么人间的烦恼在这瞬间都消遁到九霄云外去了……
十一号监房决定吸烟的“议案”，绝对可以和民主国家议会里的弹劾案相媲美，只有在超过绝大多数成员都投赞成票的时候才付诸实施，而且每天控制在早晚两次（只有第一天例外了，吸了三次）。要是不出纰漏，这包大前门就可以让我们享受十来天的，但好景不长，还不到一个星期，这事就被“操他妈”发现了。
那天上午阳光很好，一缕光线从气窗斜射进来，室内就像有一束光的长廊，年轻犯人的一口烟没有完全吞下去，恰巧这时“操他妈”正在窗口向室内窥看，他清晰地看见一缕轻烟在充足的阳光下袅袅上升，立刻大声吼叫起来：“操他妈！你……你们在干什么？都……都站起来！”
室内的人也都看到了这缕烟气，但想拂散已经来不及了。“操他妈”虽然没有开号门的钥匙，但他的大声喊叫惊动了看守所值班的陈管教。监号内发现了可疑情况，管教是随时有权搜查的。陈管教喝令室内的人都转身面朝墙壁站好，拿钥匙打开了号门。他站在门外，让“操他妈”一个人钻进室内搜查。剩余的几支烟本来是由我保管的，恰巧也是今天早上才由老尖子藏到搓火的那只布鞋里的。“操他妈”进来后把所有的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喝令几个犯人把衣服也全脱光了，那几双鞋也搜了个遍，但什么也没有搜到。既然没有搜到什么，陈管教也只好作罢，把“操他妈”叫出后，“砰”地一声把号门锁上了。
五
第二天“操他妈”上岗后就来到十一号监房的小窗口，他手里晃动着那几支烟，问：“操他妈，这……这是谁的？谁……谁他妈……妈的放到我……我兜里的？”我见到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心里都憋不住笑了，也故意口吃似地说“我……我不……不知道。”
“操他妈”见我在戏弄他，更恼怒了，连“操他妈”这句口头禅也说不利落了，他在窗外急得像个红了眼的公鸡，“操……操他……他妈……”，说完后就气哼哼地关上窗走了。监房里的几个人都笑了。
下午放风的时候，我再没有上次的侥幸了，“操他妈”把我截住，拿出一副手铐指令我伸手戴上。因为是在室外，附近就站着武警中队的队长和看守所的所长，我心想，有这个军官和看守所所长在，谅这个“操他妈”也不能把我咋样，顶多我就是挨几藤条，因此也就顺从地把手伸出去了。没想到，“操他妈”把手铐并没有铐在我的手腕处，而是铐在了我手掌的虎口处。“操他妈”使劲一捏，我就疼得“妈呀！”一声拼命挣脱，便想往看守所所长站的方向跑，可是没有跑出几步，就被“操他妈”撵上踹倒了。天井里的几个武警兵都围上来，把我按住了，“操他妈”扯住手铐链把扣在我虎口处的手铐又狠狠砸了几下，我手掌的骨头仿佛被铐碎了似的，钻心的痛让我忍不住骂出了声：“法西斯！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我的怒骂更惹来这几个武警兵的一顿暴打，而看守所所长和那个武警军官就近在咫尺，这暴行显然是在他们的纵容下施行的。不到几分钟，我就鼻青脸肿了，但我并没被打服，嘴里的一口血痰还是故意吐到一个武警兵的身上。这个年青的士兵举手还要殴打，看守所所长也许是怕闹出人命，这才过来制止说：“把他押到独拘去吧，好好地治治这小子！”这次吸烟的特殊享受使得我领略了“独拘”的滋味。
六
“独拘”是铁力看守所的零号牢房，位置在看守所环形走廊的出口处。零号牢房本来是看守所的储藏间，里边装着镣铐等物件，岂料这个牢房的右下方，还有一间用水泥砌筑的特小的房间，长宽高都只有120 厘米，简直就是一个正方体的水泥棺材！人进到里面无论站卧，身体都无法伸直，只能像狗一样地蜷卧在里边。我就是被几个武警兵像拖死狗一样拖到零号牢房塞进去的。门关上后，锁死，一片黑暗，我抬头伸腿触到的都是冰冷的水泥墙壁，只有门的下方有一个半尺见方的小孔能透气和递水递饭。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留下的监狱里竟还有这样的东西，也许是日本人当初用来关狼狗的狗圈吧？在铁力看守所，只有最“操蛋”的顽固犯人才有“独拘”的“特殊待遇”。我后来到了革志监狱服刑，得知该监狱也有“独拘”小号，而且尺码还小一点，横竖才100厘米。监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最頑冥不化的“反改造分子”才会被关“独拘”，而且时间最长不能超过72小时。据说要是关了一次“独拘”，最頑冥不化的“反改造分子”也会开化了，以后再提“独拘”，他的腿就发软。
当时虽然是盛夏季节，但东北地区的气温在夜间依然很低。我蜷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感到一种痛彻骨髓的凉，心里除了彻骨的凉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半尺见方的小孔外有人送饭来了。我只觉得浑身都在疼，根本就不感觉到饿。饭原封未动地又被端走了。没有人来过问。第二次又送饭来了，我还是没吃。一连三天，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独拘”的号门也没有被打开过，仿佛我已经被遗忘了似的。第四天的上午，“独拘”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冷酷的声音吼道：“出来！”我爬了出来，刚想站起来，可是我的两条腿仿佛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歪坐在地上。
这是我在十余年炼狱中一次最特殊的遭际，起因竟是因为吸烟。这也是我几十年顽固保持吸烟陋习、不戒不弃的缘故。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曾说，他所在的北京看守所待他很人性，他得到了人格的尊重。我不质疑刘先生所言，因为我所讲述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倘若现在大陆的囚徒们，都能享受到刘晓波先生所说的那种人性化管理，这绝对是一种可贵的进步。我想铁力看守所和各地监狱里的“独拘”一定都是拆掉了的。
2010年12月8日于法国
作者注：我的文章《越狱》在《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以后，世界各地的读者反响强烈，诸多网站纷纷转载。有善良的读者阅过后给我留言，鼓励我把自己的炼狱遭际都如实写出来，为史存据。虽则撕裂自己已经结了痂的疮疤给人看是件很楚痛的事，但大义在肩，由不得推诿，只能欣然从命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