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8-12爆炸几天之后，电视里坐着几排身着白衬衫的中年干部，聚精会神地聆听领导传达总书记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有人还煞有介事地作笔记。
此刻，让人不禁发问，出事前你们干吗去了？出事后你们又干什么去了？直到上头发话，这些道貌岸然内心晦涩的领导才从洞里爬出，人模狗样地讨论上级的讲话。
在美国多年，至少还没从电视机里看到政府官员集中在一起开会，学习上级对突发事件的指令。一般而言，他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指挥救援，而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官员到底差在哪里呢？每个人都会想出几条，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区别还在于美国的官员是野生的，而中国的干部则是家养的。
美国人鼓励独立思考，学校只对学生传送知识，而且以理解贯通为主，以死记硬背为辅。公立学校不受任何政治组织干扰，不允许用政治路线和宗教信仰去影响学生。
然而中国则不然，培养干部得从娃娃做起，小学设少先队，中学设团支部，大学又发展党员。有不少干部就是从少先队的队长干起来的的，然后入团、入党，再当辅导员，继而成为让党信任的骨干。
这些人一旦被领导看上，就开始在政治思想上吃小灶。运动之前会打招呼，让他们预先警惕，继续成为组织依靠的对象。这些人一个个像聪明伶俐的宠物，善解人意察言观色，说组织爱听的话，做组织喜欢的事。还可以像雷锋那样，牺牲暂时利益，换取领导信任，在人上人的阶梯上努力攀登。
至于美国的学生则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在政治上，大家平等。学生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坚持自己独特的观点，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学校不能提供官运亨通的捷径。毕业后，他们必须从事某种职业，律师、医生、法官、教授、社会工作者，甚至出租车司机或建筑工人。他们必须在能够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展示领导和组织才能，遇事可以自我判断，作出选择。他们需要从底层了解百姓的需求，为百姓分忧解难，然后才会被选民看中，出来从政。
如果说美国官员的宗旨是对人民负责，那么中国的干部则是对领导效忠。把提拔和重用他们的上级领导当成伯乐、恩师，一辈子感激涕零。就像胡锦涛之尊重宋平，贾庆林之阿谀江代表。
至于核心人物的选拔则要经过元老们的权衡，元老们从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出发，按最小公倍数的方式筛选出他们所需要的总书记和常委，结果这些实权人物自然会感谢元老的赏识。既然这几个人必须同时适合每个元老的胃口，他们势必圆滑老到，遇到涉及元老利益的案件则会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由于中国的领导干部是从青少年做起的，位居高位时，他们已经在官场有了几十年历练。故而在长期的官场活动中，养成老练世故的习惯，故而容易结党营私。由于上级领导有提拔荐举下级的权利，因此下级容易对上级献媚。最终的结果是集体营私舞弊，上下相互包容。
相对而言，美国的干部必须取信于民，方能从政，而且从政的时间有限。因此他们对国家尽忠，对人民负责，兢兢业业，没有结伙拉邦的时间和必要，也不必回报上级的恩典。因此从组织上说，美国干部各自独立。没有所谓共青团派、海派、石油帮等派系。从个人能力讲，他们不当官也有正当的职业生涯，其收入或许比公职的薪水还多，因此他们不怕下岗。
由于培养干部是由小到大的长年一贯制，一旦进入官场就有了升迁的保票，只要紧跟上级，取得信任，就会有升迁的机会。这样成长起来的官吏，很容易滋生野心家，权恋家。乃至退休之后，还不甘做普通百姓，时常出没于政界，证明他还活着，还有干预实政的能力。
如果说家养干部的结果是豢养了一群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干部，那么美国的野生干部则强调实干和务实，在规定的时间里，认真负责，为选民解决实际问题。
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有绝对的权力，官员的仕途和个人利益和党拴在一起，故而他们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次要的地位，党的利益神圣不容侵犯。
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尽管竞选时争论得你死我活。但一旦选举有了结果，两党各自退到幕后，不再干扰行政。而且遇到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两党还会搁置争议，站到一起。
文革时社会上曾经传播过一首毛诗，其中一句是：“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可是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传人自第三梯队以后几乎都是在猪圈和花盆里长大的，比如窝囊了十年的胡锦涛和那几位与他同代风光的清华辅导员们。
由于裙带、师生和派系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的选拔标准，一个系统的官员往往相互包庇，有错不咎，有罪不惩。于是经过江、胡二十年的执政之后，整个官场几乎滥掉。到了后来，中纪委的狙击手们几乎是打一个，黑一个。以至于让他们两眼一摸黑，不知道下一枪该打谁了。在美国，恰恰相反，官员之间除了公务，一般没有利益关联，加之执法部门独立，对那些贪污犯罪的官员则是黑一个打一个，决不拖延。这几年，伊利诺和佛吉尼亚的州长都先后被判重刑。后者因为收受了仅仅１０几万美元的礼物。
由于各级干部都曾经被当作宠物培养爱护，这些干部里自然不乏应声虫、跟屁虫、马屁精。因为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福利越多，所以干部把不断提升当作仕途的第一追求。为此，他们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想方设法揣摸上级领导的业余爱好。领导爱财，则敬献金银；领导爱色，则送美女上门。周永康、徐才厚之流的堕落与这些溜须拍马投其所好的下层干部不无关系。
因为家养干部的培育过程很长，因而他们自然成为党和政府的宝贵财产。这些干部一旦踏上仕途，金饭碗到手，一般都会乐得死而后已。如果说美国的政治是一个属于人民的独立的舞台，一茬茬官员组成的剧团在不断流动；那么中国的戏台和剧团都由执政党的掌控，党派来的剧团不管唱得好坏，都会永远占据舞台，赖着不走。在美国，官员们要想重回到舞台，必须真刀真枪，亮出绝活，让观众认同。在中国，持有铁饭碗的剧团则会意志消沉，人浮于事。故而中国的官场如一潭死水，久而久之，必生蚊蝇。
中国的官制也受了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仕为知己者而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封建礼制。当官的为了自保，往往需要培育几个贴身心腹，遇到麻烦，结成死党，患难与共。
一般来说，美国干部在公职期满后不会恋战。因为法律的约束以及道德素养的熏陶，他们在职期间不大可能谋求私利，不会把子女兄弟姐妹强行拉到领导岗位。因此，退下来后，他们没必要凭借实力干预朝纲，去保护家族的利益。
此外，美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不强调党员对党的忠诚，思想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愿意站到哪一边就心安理得地去站到哪一边。前总统里根就曾由民主党改入共和党。民主党没骂他不忠，共和党也没说他不孝。至于国会议员改换门庭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为什么中国的官员要遵循宠物培养制，而不是任人唯贤的选举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党专制的政体缺乏法律依据。这样的政府对人民心存芥蒂，生怕某年某日，有人觉醒，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取代。因此，自中央以下必须靠灌输栽培的办法选定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从小开始，对党忠贞不二。
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深知载舟覆舟的深刻哲理。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相信群众。他们相信的只是亲手喂养的这群猫狗。这些猫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因此为了捍卫党的利益他们宁可亡国在前，亡党在后。说来说去，源于一个私字，一己之私，一党之私。
反过来问，为什么美国缺少家养官员呢？原因有多方面。一来因为多党轮流执政，每个党不能保证连续执政10年以上，一个党花大力气和钱财培养的官员可能派不上用场，要么干脆被执政的反对党留用，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二来，美国对官员有许多要求，比如居留时间和职务年限。弗吉尼亚的州长任期之后不可能空降到明尼苏达理政，也不能直接被任命为副总统。何况，美国政府不提供官员事业保险。家养的官员大多没有官场之外的谋生能力，因此年轻的学生也不敢有一辈子当官的美梦。
最后, 美国行政机构人员精简，很少虚职，故而官员人数有限。美国不会办党校，大规模培养官员。因为毕业之后，党校的学生很难找到职业的饭碗。
9-19-2015 《雁阵惊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