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口宅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
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随著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我才体会到，在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
◆ 一
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不提及。几年的“知青”经历使我感到，就人数之众与时间之长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於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
“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於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乾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住大中城市的医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皆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於真诚的同情，当年“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所以，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重获“解放”。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像。不过，这次征文“正入佳境”之时却不知何故戛然而止，令人不胜惋惜。好在近日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於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乾、半斤豆芽之类。费尽周折，他才凑足了票证买到一张双人铁、一把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书中还印有当时武汉市的“结婚购物证”，规定凭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宁宗一的小孩当时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破，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著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破。翁美英於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著实高兴了好几天。
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於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於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像，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只好在春天将棉花掏出作单衣穿。殷慧芬的姐姐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於殷家一时未能还上，结果亲人反目，两家人五年互不来往，形同陌路。敬一丹家里要找块好一点儿的补丁布都很困难。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於定量极少，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何满子当时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同呆过”。林希、老鬼所写关於粮票的亲身经历，读来都使人唏嘘不已……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写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若由农村人来写“没有票证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凉。
由於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即由此时始。
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著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成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 二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或许恰因为此，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复存在。
为达到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运行二十余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解散，这实际也是农民消极抵制的结果。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份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这，本是生活常识。
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夫妻在同一单位工作，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安全感。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那时每人每天都要参加各有几十分钟的“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种集体仪式“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或上学的必须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请示”、“汇报”）。葛剑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被免去“早请示”，但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表示搬、唱）但压低声音（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乾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一切非“样板”的都被严禁。人们的发型、头发长短都有严格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於几寸，著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
“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喇吧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於是，人们不得不论证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吧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於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
“常识”凡人皆有，确不足贵，然而一旦“缺乏常识”，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荒诞、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就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
◆ 三
不过，要让芸芸众生进入“历史”谈何容易。“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踽踽“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纷繁复杂，许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於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习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笔者当时从农村回城探亲，也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一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畅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这些券票的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我记得，各种问题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老头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同时，对不少外宾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导，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却有国人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导作为“文革”乃“真民主”一类的论据）。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突感其重要，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包括笔者在内）将其保留。日常生活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
更严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献”与“生活”实际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蚕根农村一辈子……於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报导，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而真实的凄惨根本无人敢记录，因为这是“破坏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这在当时不仅罪可以入狱，甚至有杀身之祸。“真实的凄惨”就这样完全为“虚假的盛大”所取代。历史留下的，就是这种“盛大”。同样，当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时“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走完“后门”却都还需要完备“正常”的手续，所以若查档案，群众推荐、表现优秀、基层组织审查批准……各种“合法”手续一应俱全。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以档案为准，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走后门”的“历史性”结论。“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形塑的。
看来，在“档案”文献之外，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
◆ 四
这种只有“宏大述事”的历史观，自然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30年拟就的《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仇敌。甚么是大的？甚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著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因为从中可以引起诸如汉代的奴隶是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记载这种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将来的史家还得靠那‘识小’的不贤者一时高兴记下来的一点点材料。”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於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提倡一种新的历史学。经过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年鉴学派终於蔚为大观，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著意於历史“短时段”、著意於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研究的传统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著意於日常生活与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年鉴学派使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从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种“史观”出发，一磅胡椒的价格、一纸通知、一个项圈……这些过去无价值、不保留的“材料”，现在都获得意义，都成为重要的“史料”。
日常生活终由“稗史”成为“正史”，“识小”者未必不贤。这种转变，意义著实不菲。
“早岁那知世事艰”。或许，只有在“当卧云”的“少年心事”渐消之后，我们才会注意到轰轰烈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背后那平淡无奇、日复一日“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只有在经历过日常生活受到严厉干涉、粗暴侵犯的日子，我们才知道、才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重要，甚至是那样地值得珍视……
中国报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