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至今已快一百年了。九十九年前七月的北京城,正是拳民的“天下”;–顺便说一下,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六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三年前七月的北京也正是红卫兵的“天下”,–神坛遍地,香烟弥空;黄巾红带,所向无阻,神魔大仙,招之即来;烧教堂,杀洋人,攻使馆,真是“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的威风”.可是帝国主义开着军舰、拉着大炮来了,义和团以神拳神咒武装起来的血肉之躯就成了用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强盗的屠戮对象。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气壮山河的民族主义对强横野蛮的殖民主义的抗争,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同时又是一场愚昧落后与科学技术的角力,是顽固封闭的封建帝国与现代文明和进步的对抗。

在这一对抗中,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的顽固派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组成了前所未见的联盟,以半个中国之力竟然无力对抗外国强盗的一旅之众,而另外半个中国的封疆大吏们联江自保,对他们的老佛爷只能见死不救。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实际上在清王朝灭亡之前的十年,就提前宣布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死期。这个制度即使能一时得到农民大众的支持,也不能再苟存下去了。于是在二十世纪之初,清朝统治者中的顽固当权派竟也刮起了一股“改革”之风。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也宣布了农民民族主义的外强中干。这个民族主义即使能一时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也无法使我们民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于是在北方的拳民受到重挫之后,南方的会党以反清为目标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结成了同盟。

我们不应该忘记义和团民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牺牲,所以就不能忽视这一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我们的祖先用成河的鲜血换来的,而且至今仍然有重新审视的价值。

因为这一次爱国主义的剧烈运动险些把中华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

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而义和拳还曾叫过义和会。关于义和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起于一种民间秘密宗教“八卦教”,有的说是起于山东民间的秘密组织大刀会、神拳、梅花拳。而据拳民自言,其起源也是各有来头,一种说法是:

义和拳之名萌芽于乾隆年间,入教者均自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所谓“郜老爷”,据说即是河南商邱县人郜生文,已于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

另一种说法是:

其初祖曰忧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窃诣江右张真人求助,真人谢不应;固请之,真人告以咨某洞之地仙师。即往见地仙、诉其志,地仙感其尽心为国,且悯其志之切,使其弟子十人助之,且授以金丹之秘法与拳法,此金丹者,服之则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此拳法者,熟习之则身不带寸铁、惟挥手动指即能破坚、能仆人。师受二法归乡里,渐纠同志成此义和团。(《拳事杂记》)

实际上,在山东西北、鲁直交界的广大农村中,习武练拳的民间组织很多,各有名目,平时互不统属,义和拳只不过这些组织在后来反对洋教时起的一个统一的名称。至于后来的“义和团”,不过是这些组织在被山东巡抚毓贤“收编”为“保甲团练”的“乡团”之后,认为“义和”二字较为“顺耳”,符合统治者的道德规范,所以才把它做为这些反洋教组织的统一称号。但称号虽然统一了,组织却仍然是一盘散沙,始终没有脱离乡村习武和民间秘密宗教的会社形式。那就是以独立姓较强的“坛”为基本单位,各坛之间没有严格的上下统辖关系。义和团的这种貌似统一实则分散的组织形式,很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六十六年之后在中国各地基层兴起的所谓“革命造反组织”,“造反派”是他们的统一称号(虽然都是自封的),甚至还有一些所谓“大联合”的高一级组织形式,但实际上那些小组织都是各自为政。

义和团的拳民有着中国乡民的许多优点,朴实守成,忠诚爱国,急公近义,勇于任事,但他们绝对不是当时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更不是中国的精英人物。这些生活在闭塞的鲁西北乡间,只是用乡间戏文唱本做为教育手段而受着保守的孔孟之道和落后的民间宗教双重薰陶的农民,愚昧迷信,无知守旧,极易被统治者欺骗和收买。而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在中国处于急剧动荡的大变革的时期,在封建顽固派的引导和利用下,就很容易使这些农民成为一种危险的野蛮势力,以至使他们的优点也转到了反面。

扶植义和团的毓贤被调离之后,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开始对义和团实行血腥的镇压,受到剿捕的义和团民便开始向河北畿辅转移。据说首先转移的是乾字拳,他们渗入到河北景州、献县一带;继之而来的是坎字拳,漫延于沧州、静海一带。坎字拳后来居上,在静海独流镇自称“天下第一坛”,直入天津,而乾字拳则由景州献县经深州、冀州、涞水、定兴、固安而入北京,而这是义和拳的两大主流。但我认为义和团的乾字、坎字之说,很可能是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为了张大势力而自己编造的,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以八卦中的另外几卦命名的团体。红灯照出现之后,有人说就是坤字拳,但也只是附会而已。

一般来说,每坛人数就在二三十人至数百人之间,“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能凑足二十五人,他就可以建立坛口,他就可以成为“大师兄”.这在散布于乡下民间时还显不出它的弊病,一到进入北京天津,又急于扩大势力的时候,就迅速地导致大量不纯成分地搀入。义和团初入北京,开始只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不久就是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了。而设坛之人,开初只是拳民,后来就是“身家殷实者亦然。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这里面自然要发生“真假神拳”的纠纷,特别是在坛口降神时,真假美猴王就要斗一斗了。天津义和团中的一个神坛请来了张天师,率拳众杀斗,不久又出来一个张天师,两个天师就打了起来,后来一个天师裹挟重金溜掉了,只剩下一个天师称王称霸了。等到大师兄曹福田来到,就把这位天师捉住杀了。

(这让人想起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当北京的中学生开始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时,那称号是他们的专利,所以当一些到京串联的外地学生也戴上红袖章时,北京红卫兵便采取排斥态度,所以当时还出现过“真假红卫兵”的纠葛。但这种正统与僭冒之争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地不仅是全国的学生(当然是红五类),连工人、农民、街道人员也都戴上了红袖章,发展到后来,那就更不好说了。)

一些主张利用义和团的王公贵胄、高级官僚、富商大贾都在自己的府邸中设坛,召来一批拳民,这些拳民的成份更为可疑,“其坛主之富厚者,更为其党制备衣履刀矛,装束一如剧中之武生”,结果这些被收买的拳民就成了为他们看家护院的保镖。北京的一些政府部门也照此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一面是和外国人打交道,一面是电报等通讯设施自不可少,义和团因其“洋气”太重,宣布要来砸烧。署中官吏没有办法,只好去请教庆王奕邼、端王载漪,庆、端二王便去找庄亲王载勋,庄亲王府邸中就设有神坛,便调去二百多名团众去保护总理衙门。烧衙门的拳众共有四百多人,但大约是联合行动吧,都是从各神坛抽调的,每坛三四人,由头领三人带着。他们一见有“正团”驻守,也就不了了之,吃了顿大碗面就开路了。

义和拳由山东进入京津,一路上发展壮大,同时自身也发生着变化,由民间的非法组织变成了半官方的民间组织,义和拳改名义和团,民间的拳会成了半官方的团练。其间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这群朴实的乌合之众得到的两个新领袖–张德成和曹福田。后来不少半传说半创作的“民间故事”和一些小说,都把张、曹二人当成义和团的英雄,我觉得这是颇值得考虑的。

张德成,河北白沟人,以操舟为业,是典型的走江湖的流民。他的加入义和拳是在义和拳传到静海之后。他因为行舟到了独流,见人们练“神拳”,就大言说:“你们的神拳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于是装神弄鬼一番,用一套戏法骗得拳众的信服,而缺少组织的拳众居然就都捧他成了“大师兄”,他也大言不惭地标榜为“天下第一坛”.张德成这人很会投机。1900年5 月,几个直隶道台要到天津述职,路过静海,被一伙团民捉住,带至神坛。张德成问明白都是大官,就把他们放了,然后表演了一番自己的神术,让他们捎信给直隶总督裕禄,请饷二十万,以灭洋自任。几个道台不孚其望,果然到津之后上书裕禄,裕禄立即檄召德成。德成自高位置,不肯赴召,说:“我又不是官吏,他凭什么以总督的威严凌压!”昏庸的裕禄此时真是礼贤下士,立刻派八抬大轿去接,然后大开中门相迎。裕禄设宴款待,宴中德成忽然昏睡,叫也叫不醒,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哈欠醒来,从袖管里掏出几个大炮零件,说是元神出窍,从敌营中偷来这些东西,敌人的大砲再也打不响了。从此张德成就成了裕禄的座上客,每日除了装神弄鬼之外,就乘着大轿来往于总督衙门。

在义和团民与洋人血战的时候,张德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眼下找不到可靠的史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天津城破之后,他带着一大笔钱逃跑了。他跑到王家口,还象在总督衙门一样摆臭架子,连二人小轿都不肯坐,村里没有大轿,只好把关帝庙里抬关老爷的大轿借来抬他。村里设宴招待,他又嫌粗陋,推席而起。村人气急了,把他捉住,说:“让我们试试你真能刀枪不入否!”他便叩头乞求饶命。结果村民们一阵乱砍,张德成就成了一团肉泥。

天津义和团的第二号人物曹福田,则是天津静海县人,本来是清军中的一个兵痞,因为抽鸦片抽得无以自存,所以趁着义和拳红火,就跟着进了天津。到了天津,他问人租界在何处,当地人说在东南方,曹福田就趴在地上朝着东南方磕了一阵头,然后起来说:“那洋楼已经让我给烧了。”此时正好东南方起了一股黑烟(有人说这是恰巧一家民房着火,有人说是曹褔田派人安排放的火),于是拳众立刻把他当成神人。与洋人开战之后,他倒是上了一次战场:“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稭,”一边走一边对道上的人说:你们跟着,去看我打仗吧。可是走到马家口(接近法租界的地方),他说前面有地雷,便绕道而归了。此人不敢与洋人打仗,偏能与聂士成的武卫军内哄。天津城破之后,他便改装逃跑了。直到半年之后,他在溜回静海时被人捉住,送到官府里处死。

张曹二人的际遇在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并非个别现象。天津的张曹是巴结官府,北京的义和团首领则直接向西太后献媚。义和团的广大团民尽管对康梁变法并不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持反对态度,但对光绪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所谓“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我皇悔过弱转强,御封长老坐帅堂。”(均为义和团告白)可是北京义和团的首领被慈禧召见时,却公然声言“愿得一龙二虎头”,用与光绪皇帝“划清界限”来讨好老佛爷,这些首领的动机已经非常可疑了。

不仅如此,这些义和团中的败类还要与义和团的“兄弟组织”划清界限,那就是用出卖、屠杀“白莲教”换取封建统治者的信任。不少文献都记载了北京义和团捕杀“白莲教”的残忍情景,他们为了得到统治者的宠信,甚至不惜以屠杀无辜平民做交易:

六月二十九日,菜市口杀前拿获之白莲教男妇七十余人,内有伪皇帝、皇后、东西宫、军师、提督等名。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沿路看热闹之人,填塞街巷。哄传此白莲教又名圣贤教,又名一炷香。为首者张某,曾作炉房生意。先是看邪书画符咒与人治病,因兵灾事急,劝人入教烧香可免枪炮之劫。人皆趋吉避凶,随教者不计其数。哄传有纸人纸马,撒豆成兵,实无确据,皆众人随声附和之谈,何人亦未亲睹。且所杀男女,半多永定门内外居民,率皆粗笨之人。是真乎,是假乎,实难逆料也。(庚子记事)

拳匪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庚子国变记)

法国天主教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是日风霾晦冥,见者冤痛,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而不分首从,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应饬刑部详谳分别以闻。”疏入,狱已具;时赵舒翘长秋官,未虑囚,遽结正附成其狱,法司为失职矣。(崇陵传信录)

义和团的某些首领堕落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说他们是“义民”了。

对于最初入京的原始团民,当时一位北京市民有所记录: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纪事)

原始拳民的朴实淳厚、迷信无知、没有领袖欲,很容易让狡狯流民钻空子,而义和团特殊的组织形式又很容易让这类投机份子占据大小领袖的位置。这些流民份子的立场是变化无常的,基本上是唯利是图。京津城破之后,有些曾经活跃一时的拳民甚至大师兄一级的人物,或者打着“大日本顺民”的白旗招摇过市,或者出卖自己的弟兄讨赏(有名的“大刀王五”就是被混进义和团的痞子出卖而被杀的),或者以顺民的面貌反诬仇人为“拳匪”.这些大都是入城之后出现的新拳民,因为那些来自鲁冀乡村的拳民此时根本无法在京津立足,除了被出卖被杀戮之外,只有逃回老家一途。

二、扶的什么清

“扶清灭洋”是最为后人称道的义和团口号,用一些史学家的解释,似乎是义和团在外敌当前的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枪口一致对外,有些话虽然没说出口,但意思已经很明白:这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性质差不多。

我不知道这一口号是在什么时候和由谁提出来的,但即使这口号不是由清朝统治者授意或是由一些投机者提出,它仍然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

义和团扶的“清”不是主张改革变法的光绪皇帝,甚至也不是那些搞“洋务运动”的大臣,而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当时拳民中有“一龙一虎三百羊”之说,龙指光绪皇帝,虎指庆王奕劻,三百羊则指诸京官。谓京官可勿杀者只十八人,余皆可杀。一种说法是北京的大师兄面见慈禧,声言“愿得一龙二虎头”,这二虎是在奕劻之外加了个李鸿章(一说为礼亲王世铎)。

义和团的归附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起因正在于顽固派对他们的收买。义和拳等民间组织历来就是清政府严厉镇压的对象,只是到了光绪间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的时候,这位清廉正直的清朝大吏出于对受洋教欺压的山东百姓的同情,才改剿为抚,并试图利用拳民来对抗外国侵略势力。但李秉衡的政策并没有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清政府对拳民的政策一直是忽剿忽抚。到了光绪皇帝利用康梁推行新政失败之后,慈禧企图把已经被软禁的光绪帝废黜,另立新傀儡,而这一计划立刻受到各国使团的坚决抵制,并且以武力相威胁。这时慈禧为了维护顽固派的权力,彻底打垮革新势力,便决心与列强为敌。但在中日海战大败之后,她对清朝军队已经失去了信心,而适当此时,山东拳民势力渐大,让她感到这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于是才开始拉拢义和团。

义和团虽然昧于对形势的了解,但对朝廷内慈禧与光绪两派的斗争还是明白的,一个频送秋波,一个投怀送抱,义和团的首领对慈禧不仅表示了灭洋的决心,也做了与维新派誓为死敌的承诺。

所以义和团广大团民即使有多么强烈的爱国热情,这“扶清”的热情最终还是归到了拥护顽固守旧的慈禧上。

在山东主抚义和团的巡抚先为李秉衡,后为毓贤。朝廷内力主招抚、利用义和团的主要是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这些人中,只有李秉衡算得上是个清正廉平的好官。其他人大多是顽固腐朽的旧派官僚。

义和团与封建统治者中的顽固派在一点上有着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反对面向世界、反对开放改革,通过向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来使国家强大起来。

义和团极端仇视一切新的科学技术,不仅铁路、电话、机器,包括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都在扫除之列。那扫除的办法还是中国的老传统,–拆、砸、烧!

拆铁路,挖电线杆,烧洋房,热情之高,效率之高,使人想起一九六六年的“扫四旧”(又叫砸四旧、破四旧),只不过是把“洋”字换成了“封资修”。涞水团民数百人,先在铁路的枕木上泼上煤油,然后约定时间,一起举火,火借风势,从长辛店到丰台数十里内就成了一条火龙。

以至当时就有了这样的传说:义和团烧屋不用火,只要用刀往墙上一插屋子就着火,插路则路毁,指车则车焚而人死,以大旗前导则火即随之而行。

北京城内的教堂、电报房、洋货店、医院、药房,包括天主教徒的住宅,都在焚烧之列。最为惨烈的则是前门外大栅栏的一把火:“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火,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计东面烧至前门大街路西为止,后路以东株连;南面至粮市店、王皮胡同口为止;西面至煤市街,大齐家胡同口为止,观音寺至小李纱帽胡同为止,杨梅竹斜街至万福居为止;北面西河沿排子胡同口为止,西月墙至城墙为止。按地面官保甲牌,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幸火起在白昼,仅伤二三人。各行货物并皆灰烬,真从来未有之奇灾也。”“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庚子记事》)

就是学生用的绘图器具,甚至洋纸、洋笔也都在扫除之列,更不用说什么洋书、洋机器了。

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总理衙门,因为是与洋人打交道的,都想要烧掉,那还有什么洋东西不可灭除呢?如果有一样,那就是洋钱,纵观现存的有关记载,尚没有发现义和团毁洋钱的事。

但有一些东西尽管起于洋人,但已经为老百姓的生活所不能缺少,比如洋油、洋火之类,对付此类物事的办法就是改名。说起义和团在词汇上的创造性来,真要让我们这些六十六年后的子孙汗颜,我们那时只不过弄些“反修刀”、“反帝条帚”之类的小把戏,而他们呢,“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这就生动得多了。而商店招牌的“革命化”也是那时的发明,什么“义和昌”、“义和兴”、“义和泰”,都是当时时髦的铺名,而且改得浑然无迹。至于街巷的改名,仅把东交民巷改为杀洋鸡鸣街,把西什库改为杀鬼巷而已,其规模和气魄就远逊于后代了。另外义和团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酒曰降神汤,烟曰救睡药,棍曰二郎神,靴曰黑脚裹。呼水曰雷公奶奶洗澡汤,饼曰老君屎,箸曰小二郎神。”迹近于江湖中的“海底”黑话,再有就是“改洋字为□(左洋右火),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左扌右清),其意盖谓扶清也。”虽然貌似离奇,但它前有古人,武则天发明的那几十个怪字,后有来者,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把“万岁”的“万”字排成四个“万”字叠罗汉,把要打倒的人的名字写成四脚朝天,可见还是不能专美于千古的。

一面是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排斥,另一面则是对邪术的迷信。义和团中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穷乡小民易受邪术的蛊惑自有可谅解之处,可是当时相当多的朝廷大员竟然比平民百姓还愚昧无知,他们对邪术的推崇迷信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请看这些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们的高明见识:御史徐道焜上言:洪钧老祖安排了五条龙把守大沽口,龙背一拱,洋人的炮船就会立刻沉没。

翰林院编修萧荣爵上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御史陈嘉上言:说他从关圣帝君那里得了一件帛书,书中说你们不要怕洋人,洋人很快就要自己消灭。

吉林将军长顺言:有两个童子,不是凡人,所至之处,教堂自焚,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慈禧听了大为兴奋,认为这是神仙降临,下令将此奏折公布天下。

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镫之属,能役使鬼神,把海中的洋船尽皆烧坏光,并能居一室之中而斩首于百里之外,而且还不用兵器。慈禧听了就更兴奋了,马上亲自祷祠,请这些神拳赶快来到。

大学士刚毅说:只要把使馆攻克,洋人就灭绝了,天下自然太平。

尚书启秀说:各国使臣不除灭,必为后患,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攻。

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就立刻献计:请引玉泉山水来灌东交民巷。

御史彭述道:现在洋人的大炮点不着了,可见义和团的神术有验。

王龙文还上书推荐“三贤”,这“三贤”一个是山东和尚普法,本来就是个妖人;一个叫余蛮子,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再一个叫周汉,是个神经病。

大学士徐桐则上言:洋鬼子就要投降了,我们万万不可答应,必须要他们纳贡献地称臣,再赔偿兵费数万万。徐桐还列出了十项条件,说洋鬼子必须全部应允,我们才能接受投降。

在朝廷上就是这么一批昏聩无知的大臣支持着义和团运动。两相凑合,共同挖掘着中国旧文化中那些陈腐落后的东西,而且虔诚地相信这些东西是所向无敌的。

据《拳事杂记》记载,义和团在练拳时,教师先画一圈于地上,受教者站入圈内,先作三揖,然后闭目;教师附其耳念咒语,咒语很多,其一为:“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某等、(其名不一定,有:猪八戒、孙悟空等名、随意呼之。)见枪弄枪,见刀弄刀,听我号令,即便施行。”此咒念毕,受教者如翻身仆于地上,则可教;否则为不可教。还有一个咒语是:“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弟兄惊动李君王,李君王惊动杨二郎,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其胡说八道只有近年来的“法轮功”可以相比,而他们的“灵应”也与“法轮功”宣传的邪术一样:练拳之时,聚无知童子数人,立向东南,传教者手提童子右耳,令童子自行念咒三遍,其咒言为:“我求西方圣母阿弥陀佛”数字。咒毕,童子即仰身倒地,气几不续。迟即促令起舞,或授以棍棒当刀矛,两两对战,如临大敌,实则如醉如梦。久之,师向该童子背心用手一拍,唤童本名,则豁然醒,立若木鸡,拳法亦尽忘,与战斗时判若两人。

还有一种“红灯照”,被拳民渲染得更是神乎其神。“法用十许岁之女孩,立水池之旁,师诵咒喃喃数周后,孩即步行水上,鞋底不濡,手执一灯,腾身渐高,灯亦渐多,至腾数丈外,灯影可至数十。据云习此艺术,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义和拳的前身本是一种民间宗教,封建迷信的成份已经不少,但到后来在天津北京装神弄鬼到了一团妖气的地步,和张、曹二人为首的江湖骗子的鼓煽也有很大关系。

张德成在静海时对拳众说:我刚才打了个盹儿,元神出壳,到了天津租界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开妇女的肚子,把肚子里的血污涂在楼上,准备厌胜我的神拳。过了两天,他又说:我的元神又出壳了,到了洋人兵营,把他们洋砲上的机管都给摘了,他们的大炮点不着了。然后他又率众围着独流镇转了三圈,用手里的棍子画着地,说:我画的第一圈是土城,第二圈是铁城,第三圈是铜城。洋兵就是来了,也别想攻进这三道圈。

到了天津,他们让老百姓家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头五个,铜钱数枚,再预备一根秫稭,放在供桌上供五天,这秫稭就成了神刀,临阵之时,只要朝着敌军一挥,敌人的脑袋就自己掉了下来。他们还有“闭火门神咒”,写成帖子粘到大街小巷中,其辞为:“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砲火不能来。”他们让居民们在焚香叩头时用拇指搯住中指不放,这叫避火诀,碰到敌人放枪,不但枪子不能伤身,还能把敌人的枪砲憋炸了。

这种蛊惑人心的妖言,把义和团民的反帝热情迅速转变为宗教狂热,把义和团民为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转化为对神灵妖术的依赖,神通一旦被事实证明是胡言乱语,团民的精神支柱就会立即崩溃。当时的人们曾经为北京义和团兴起的迅速感到震惊,过了不久,他们就更震惊于北京义和团崩溃的迅速了。

中国报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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