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知识分子中间，张熙若绝对是一个不能绕开的人物。无论治学，或者论政，甚至后来的参政议政，他都是铮铮铁骨，正气凛然，可仅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气节标准来描述他的性情远远不够，他除了敢于在公开言论中臧否人物、批评当局外，还有一般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不具有的“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可谓“学以致用”的典型，能够在乱世潜流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政治局势洞若观火，与各方政治势力“若即若离”，苦心劝告与大胆怒斥“冶于一炉”，曲径通幽与明修栈道“相辅相成”。其友朱自清曾在《论气节》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张熙若的一生可说践履了这种气节观，而践履了这种“勇猛精进”的气节观却能“全身而退”并最终能“寿终正寝”（张熙若1973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其姓名为张耘，原字为“熙若”，辛亥革命后改为“奚若”，本文一律作“张熙若”。） ，也可说是民国知识分子身世沉浮中的一个幸运的“异端”。
哲学家金岳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最老的朋友”:“张熙若这个人，王蒂 （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同学的金岳霖的这番话可谓“知人之论”。张熙若是性情中人，遇不平事往往挺身而出，对于黑暗政治从不讳言，也不藏拙，从来都是“童言无忌口无遮拦”的，这种性格终其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的社会里都是“始终一贯”的，而他的“童言”并非“意气用事”的“书生意见”，而是充满了政治洞察力的“雅言”。
1946年1月13日下午一时半，张熙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联合会学艺部宣传部之请，在联大新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作露天公开演讲。据当时参与者的事后回忆，张在正式演讲前大声说道:“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我所知道的张熙若先生》，《北大清华联合报》第2期，1948年10月11日。）张在演讲中痛斥国民党作为一个曾经的“革命党”的变质:“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这个集团现在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所谓‘为国为民’等好听的标语口号，不过说说而已，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是保护色，障眼法。说是‘福国利民’，实际却是‘祸国殃民’。这样一个政治集团，虽然他们还常常说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事实上却早已成了革命的对象，要让大家来革他的命了。”（《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转引自《张熙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在怒斥国民党的“疯子政治”的十一条罪状后，张熙若开出了两个政治处方:“我的办法虽然理想一点，不过完全是根据客观事实说的。我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理想的办法，可以笼统的说，彻底澄清政治上的恶劣空气，改变作风态度，纠正错误的方向，不能再向死路上跑去。怎样才能纠正过来?就只有彻底废止党治。……我也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办法，容易做到一点。我的办法是:也要结束党治，结束训政，不过还可以让蒋介石先生留下去，不是我们要留他，是他自己不肯走。虽然可以让他留下去，却不能完全随他的意思去做……一定要把‘最高领袖’、‘元首’或‘主席’的地位摆到法律之下。这就是法治，要大家守法。”（《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转引自《张熙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张熙若自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曲:“我们爱国家爱真理的人，不愿作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转引自《张熙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从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大学浦薛凤、顾毓、陈岱孙、张熙若、陈之迈等先后到会，依传统标准，身为教授的张熙若也算享受过“国士”之礼遇了。可就在谈话后的1941年左右，张熙若却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与蒋介石在现实中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重庆会场回到昆明。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这与民国另一大知识分子傅斯年在国民党大会上痛骂宋子文的“壮举”可堪比美，宋子文尚仅仅是国民党大员，而张所当面顶撞的可是“元首”，可见其“名士”风采。
民国时期，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也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可大都是“和风细雨”式的“进谏”，有国士之风，如胡适、蒋廷黻、翁文灏等之于蒋介石，而且民国时期敢于大胆批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到了建国后经过屡次整风和改造，大都“噤若寒蝉三缄其口”。张熙若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对当局暴风骤雨式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认可的共产党执政就“自动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确实是一个真性情的本色知识分子。195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提高工作效能，改造官僚知识分子，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揭发批评政府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张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一语道破“天机”:“解放之初，一些共产党员以为‘天下本是自家打下的’，‘老子是功臣’，对党外人士，觉得给一碗饭吃，给你官作，就不错了，你还怎么样?说的透彻一点，这只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况你也并不高明。于是，有事都是按照他的办法去作，不采纳别人意见，这就是当权了。至于对群众，有时候，也是人民群众长，人民群众短，但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统战部座谈会昨继续举行》，《光明日报》，1957年5月16日。感谢戈洪伟提供资料。） 同年5月，毛泽东询问张熙若对工作有何意见与建议，他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当时的《光明日报》报道张熙若在大会上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最突出，最受人喜欢。因为，在他们看来，大的东西是近代工程。”（《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光明日报》，1957年5月16日。）虽然不像民国时期那样直呼其名地进行批评，注意了批评的策略和修辞（如用“某些人”等含混的指称），但言说的内容却仍旧是火药味十足的，彰显了张的一贯风格。作为一名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张熙若从不放弃言论表达的机会。
张熙若不仅在公共场合对于不满的政治状况时有痛下针砭之语，而且还主动参与一些杂志的工作来公开论政，对于办政论性刊物很有一套“主见”，不失为一个现代政治学者。1924年，张熙若的朋友胡适（张去国外留学前曾在上海从胡适学英文）曾有意请他回国担任《努力周报》的主编，他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谈到其设想:“我如任主撰，自应有主撰权。当权限须能实行我良心上所主张的政策，始敢接手。……我意拟将其改编如下:第一页专论重要政治或社会问题，名曰‘社论’。第二页摘述本周重要政闻，于每段之下加以评语，名曰‘政评’。第三页不谈政治，专评国内关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新闻，事无巨细，凡能作攻击及改革社会恶习之资料者皆纳之，名曰‘社会问题’。”事实上，早在1919年，还在美国留学的张熙若就曾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他对办言论性刊物的慎重（以及对其时国内言论刊物的焦虑）:“《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今日同时收到，尚无暇细阅，略读数篇，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这赞成、反对两个意思相消之后，究竟是赞成的意思多，还是反对的意思多，实在也很难说。”当时正是《新青年》等杂志如日中天一呼百应的时候，也是胡适等新文化干将引领时代潮流之时，在言者滔滔皆为赞美之词的时候，张熙若却能窥见这些杂志和文化运动的“软肋”和“流弊”，并且不怕得罪朋友，直言不讳地向胡适提出来，也可谓胡适的“畏友”之一了。1933年5月胡适与其朋友傅斯年、蒋廷黻等创办政论刊物《独立评论》，邀请时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张熙若为其撰稿。张熙若回信说:“为《独立评论》作文，本属应尽义务，不过近年来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立言颇觉不易。同时个人勇气与日俱减，遇事先其难处，结果更难下笔。《独立》已出四期，弟尚无文送上，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希鉴谅是幸。”就是这个声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治学教授从1935年开始为《独立评论》写了一系列政治观察性评论，尤为甚者，1936年11月，张熙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北平市长秦绍文等地方大员而导致杂志被政府查封停刊。胡适经与独立评论社员反复商议后于1937年3月7日写信给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即此可见，胡适也是一个敢担当的真君子，在关键时候愿为张熙若“卸责”。民国学人时因学术、政治观点“大动干戈”，朋友间也会在公开报刊上“唇枪舌剑”，却并不影响彼此的交情。例如对于胡适主张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观点，张熙若就并不赞同，并且在《国闻周报》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批评了这种极端言论的“不妥当之处”。他对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的观点也曾经著文批评过。
身为知识阶级“局中人”，张熙若却有着非常冷静的头脑，保持着一份“旁观者”的“清醒”，换言之，他对知识分子阶层始终保持一种反思的理性态度。他在1927年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的文章，认为“智识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增长智识，是发展理性，是提高思想，是传播美化”。根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他在文中质问道:“就令我们勉强承认我们有此诸界，他们的优秀分子配称具有理智者，更在那里?难道搭起一面‘实验主义’的招牌，到处晃来晃去，就能算是哲学家或哲学界的优秀分子?翻上几篇外国小说或做上几首白话诗就能算是文学或是文学界的理智分子?编卖《千字课》，瞎谈道尔顿，欢迎杜威，欢送孟禄，乱开大学，垂涎庚款，就能算是教育家或教育界的思想家?”不过，张熙若对“伪知识阶级”的批判并没有让他走上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不管哪朝哪代总是需要知识和文化的，针对当时社会风传的共产党主张“打倒智识阶级”的言论，张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他说:“讲到社会建设，惟一的大问题是智识问题，是脑筋问题。没有冷静缜密、深思远虑的脑筋，光靠沸腾腾的热心，不管你有怎样多，总是不大行的。因为如此，———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需理性、智识、才能之量之大，因为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并没有牢不可破的阶级偏见，———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个本甚可怜的智识阶级不必一定要打倒。”正因为他感叹中国的知识阶级根本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员坚决捍卫学术自由，这一点可从张申府的“抱怨”窥知一二:“1936年夏天，我又没有了职位，这次我是在清华教了五年书之后，被开除的，大学没有与我再续约，因为我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政治系有两个教授张熙若和钱端升发起运动，反对我的续约。他们说我是搞政治的，不是搞哲学的。”（〔美〕舒衡哲著，李根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同时代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发出“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感叹，发出浩荡的“到群众中去”、“到民间去”的革命口号，迅速地与社会底层势力结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王 森先生对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的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作过细致分析，见其《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一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联想到建国后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反智主义”，就不得不敬服张熙若的远见卓识。
民国时期标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学人为数众多，可能知行合一，在思想与实践中始终如一地贯彻“自由”原则的知识分子却寥若晨星，甚至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理由，都可以鼓吹新式独裁，如丁文江、蒋廷黻等。张熙若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论调的。他对自由精神的捍卫在《国民人格之培养》、《再论国民人格》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应该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底线，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民”、“国家”或“民族主义”等宏大叙述而任意地侵蚀个人的自由，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性人格的培养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格，而中国的历史总在训练一帮“听话”的依附性的奴才。张熙若在《国民人格之培养》一文中倡扬这种思想的“灵魂”:“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乡英国，全在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非国家或政府，全在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之权，说得更具体点，全在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为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所以举世皆以为是而我尽可以为非，或者举世皆以为非而我尽可以为是;因有言论自由，所以我可将我所认为是的贡献于他人和国家之前，希望他人和国家能比较优劣而为妥善的采择。我所以服从国家的道理完全是因为在我的良心上它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强迫我服从;反之，若是在我的良心上它是错的，那我为尽我作人的责任只有批评或反对。国家并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它所认为是的须与个人所认为是的在个人的良心上作一理智的竞争。光凭威权的压制是不能折服人心的，是无理性可言的政治。”早年留学美国并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张熙若自然在中西比较之下对于传统中国的弊病有“切肤之痛”，强调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一个等级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压迫性）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强调宗族、血统与长幼，个人的价值只能放置在集体的架构里被衡量，最后培养出的只能是创造力缺乏的“老人社会”和 “小老头社会”（指普遍性的少年老成）。张熙若痛心疾首地批判了这一传统现象:“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中是只有团体，没有个人的。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个人，只是构成社会的一个无关重要的单位而不是一个有独立存在的个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价值，都是拿团体做规矩做标准。离开团体，他就没有意义。离开团体，他就不存在。拿现代眼光看，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一个不发展的人。不发展的人所造成的社会自然也是不发展的社会。”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明白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张熙若一直能够做到“特立独行”，无论是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还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里，他都是一个信奉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但蹊跷也就在这里，这样一个“宁折不弯”的自由主义者却能够在民国与新中国的政治社会里侥幸“存活”下来，甚至像一个政坛上的“不倒翁”，仅仅用政治人物对其的容忍与雅量来解释似乎稍显牵强，张熙若并不算一个特别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在民国时期也仅仅参加过国民参政会这样的“务虚会”而已，本色上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学者，因此也很难谈得上要特别保护他。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一直试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而不得:“张熙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明的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笃信个人主义者，并且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然而，真奇怪，尽管他曾充当（国民党）极权主义官僚，有一时期曾经主管高等教育，但却最有效率的保存下来，他偕同他的美貌的妻子来看我们，还带了一个随时准备替他量血压的护士（只要他能让她在场，他大概就一切正常）。我们很高兴再次重逢，但张熙若滔滔不绝的谈论却言之无物。对于他曾任（国民党）高级官员而能幸存至今的奥秘，我们未获任何线索。数月之后，他死于高血压病。”（〔美〕费正清著，陆惠勤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507页。）其清华同事兼好友萧公权对张的“政治转向”（即指放弃自由主义立场）也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到了张逝世前的1970年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三十九年之后，他和端升都在所谓‘人民政府’做‘官’。‘佳人’作贼，古今同慨，这两位先生都抱着‘学优而仕’的志愿。在清华，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书，政府还不曾借重他们。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端升弃清华而就中大，可能认为身在首都，轻便活动。熙若曾一度到南京去营谋教育部的某职位，两人都未能如愿。他们‘投共’，我想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政治欲，而不是因为笃信‘马列主义’或者尊奉‘毛泽东思想’。”
也许应该从张熙若的政治智慧高人一筹这个角度才可以为这个理论上存在的“困局”（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存在!）提供“合理之逻辑”。从张熙若的文章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等现代价值准则有着充分的认可，也在各种文章中为之“鼓与呼”，这种行为成就了张“四方形”的棱角分明的性格，他曾是英美自由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经常和他的学生说:“每个人都说胡适中了美国的毒，但我只比他差一点。”张曾告诉一位学生，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表达意见，那他最好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写;但另一方面，张熙若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只会隔靴搔痒谈谈政治的书呆子，他对社会时局有着准确的洞察和判断，他的民族主义热情经常压倒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不像1920年代丁文江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好人政府”，主张“少数人的责任”来领导政治，因此，他在时局的角力中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立言方式”，顺应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大势，当然这种转换也许不能仅仅用“政治智慧”来解答，或许他也像中年以后的闻一多一样已经完成了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到“人民至上主义者”的“脱胎换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孙敦恒先生就持这种观点:“其实张熙若也和闻一多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1948年春天，在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且马上将决出胜负的时候，张熙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这样循循善诱地告诫学生:“中国今日是正在经过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时代，一切思想都要与此革命事实和精神相配合，配合得好，所有努力才能成功;配合得不好，或违反这个革命事实，任何努力都将变为蠢动，都将得到历史注定的失败。……你们思想的方向和技能的应用，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才是前进，才是合理，才是道德的;不然，便是开倒车，反理智，罪恶的。……今日所有徘徊歧路的所谓‘智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中间路线者’，都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孙敦恒:《张熙若先生生平事略》，见《张熙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这与写作《国民人格之培养》等文章的张熙若简直判若两人，自由的个人开始全面地让位于掌握了历史真理的“人民”和“领袖”，个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事实”和“革命精神”，不能有质疑、彷徨和逃避，否则就是“罪恶”!更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张熙若与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都积极参与了民主运动。范宁回忆说:有一次“闻先生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叫我送到北门书屋，请他们给张先生送一份《新华日报》”。张熙若阅读《新华日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倍加称赞，《新华日报》成了他最爱读的报纸。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曾说“像张熙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高兴得向家人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式的历史现象?作为“思想异端”的张熙若为何向“人民”转向如此之快，以至不再提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除了政治智慧外，也许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思想根源。张熙若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法国思想家卢梭。金岳霖曾在回忆中说:“张熙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书里头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区，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张熙若在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课堂上甚至公开宣扬卢梭是“革命教主”、“自由之神”。卢梭一向以标榜公意、人民意志而闻名于思想界，这种公意极容易与“国家”、“革命精神”、“人民利益”相互置换。张熙若在其名著《社约论考》中指出:“卢梭社约之作用全在得人人同意，造一公意公我;公意公我成，而政治社会生。政治社会之为物，与人无异，以其为多数个人联合而成，故曰公人。卢梭曰:此公人昔称城市，今称共和或政治团体。当其静时，称之曰国家;动时，称之曰主权者。与其他同类团体对峙时，称之曰强权。与约之人，自其全体言之，谓之人民;自其个人参与主权言之，谓之市民;自其屈服于国家之法律言之，谓之国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许从张熙若的思想根底可以管窥他中年以后的“思想转向”，早年的学识和耳濡目染为中年后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因此，从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立场转向拥抱“人民”和“革命”的阶级立场就并非“历史的断裂”，而成了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嬗蜕”，所谓弃暗投明洗心革面是也。
随笔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