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车家壁花园山庄
再去昆明还得要经过重庆市内。我记得我们又在一家旅馆里住过，当然不再是已经烧掉的瞰江饭店了。记得那两天我浑身长满了湿疹，痒得受不了。爸爸妈妈在旅馆里只能用酒精给我擦遍全身。后来到了昆明还没有完全好，又弄来一种装在椭圆柱玻璃瓶子里的药水，瓶子下半是粉红色的粉状，把它摇匀了擦在身上，过了许多天才渐渐好了。最近我有一次发现，六十几年以后医院皮肤科用来治疹子之类的药还是这种样子。后来在那里还常用一种外国进口的药膏，装在直径两寸多的浅灰色扁圆洋铁皮盒子里，盒盖上画着一个长胡子的外国老头，周遭除了英文字也有中文字，写的是：“兜安氏驰名药膏”。这个药家常备用，可以搽疹子、搽癣、搽各种皮肤炎，就像万金油一样“万施万灵”，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印象里再没有见过这东西了。
离开重庆的时候，我们还乘坐过一次水上飞机。从长江岸边的水上起飞，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面飞到一个江心洲的机场边。然后从那里登上一般的飞机。听说那次坐的是德国人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身外壳方楞楞地，缺乏曲线，而且外板面不平滑，是瓦楞状的，色调也很灰暗。后来从照片上看到，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时也是坐的这种飞机，周恩来也有在这种飞机边上站着的照片。
很可能爸爸不是和我们同一天而是晚几天办完事以后再到昆明的，因为在我记忆中刚到昆明的那几个场合都没有他在。
下了飞机，妈妈和我首先去的地方就是四婆婆家，她住的是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平房。我们刚在她的客厅里坐定，从外面进来一个清秀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她一进门见了妈妈就哭起来，原来她是我的舅妈。她牵着的就是小毛（他现在稍微长大一些了有一个比较正式一些的小名叫“及曾”），我的表弟熊景弼。大人见面是那样动情，而我和及曾重逢，一开始都还有点忸怩，但很快就活跃起来了。耐不住大人在里面没完没了的倾谈，我们两个就跑到花园里去。昆明这个地方到处是花，四婆婆屋外的各种花里面有一种喇叭状的红花（不是牵牛花，它比牵牛花大得多）。及曾告诉我这种花里面有甜汁可以吃，于是我们就摘下几朵吮吸起来，果然味道甘美。那时根本想不到什么卫生不卫生有毒没有毒。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们在山坡路边摘食桑果以及其它红的酸甜的比花生米小的什么野果子，从来也没有肚子疼过。
大概是下午，我们就到外公在郊外的山庄别墅去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外公熊光琦（字印韩）那时候暂时赋闲在家，在昆明城通往西山的公路中途一个叫车家壁的地方觅了一处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造了一套大花园洋房。又从公路边修了一条支路，大约一里多路到那里。朝那里走，路的左边是一带丘陵矮坡；右边低洼，有河塘田野，大约两三百米以远有一带倮倮人(我想可能就是彝族人，因为后来我曾听到大人谈倮倮的时候说到离昆明更远的什么地方的“白彝”和“黑彝”的一些古怪风俗)住的村庄。路到山麓止，拾级而上便是石砌的围墙和园门。石板的门楣上刻着外公亲书的“默园”两个大字。这两个字显然含有退隐静养的意思，在他为其父亲，即我和及曾的祖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到，祖祖在世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此处可以说是祖祖的退隐之居。但我们去那里时外公自己也正暂时退隐家居，是因为守孝呢还是因为他自己仕途上的什么转折，我到今天也不清楚。
进门先是一座大花园，由纵横交错的鹅卵石的小路分割成方的、圆的、三角形的草地和花圃，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花园前部有一八角形的石砌水池，池中间有太湖石堆砌的假山。
花园后面背靠山坡就是那座两层楼的大洋房，实际上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洋瓦的屋顶、窗子、门框、门前的灯饰、内外墙面都是西洋式的。但楼上正面一条有红漆木栏杆的长廊，却沿袭了旧时中国楼房的建筑传统。楼呈丁字尺形，正楼的左侧拐弯向前方伸出一侧楼，侧楼有三间房的长度。那里楼下外客厅前的门廊柱子撑着楼上的一个阳台又是西式的。楼梯就在“丁字尺”拐弯的地方，旁边有一扇后门，出去再往左有一些平房，是厨房和佣人的居室。
楼房后面的山坡上还开辟了两层园子，加上楼前的大花园一共是三层花园。第二层砌着一个半圆形的池子，他们叫它“月池”，里面也有湖石砌的假山。离月池不远处有雕刻着篆字的石桌和石凳。第三层种着果树。后来我常常吃到树上结的梨子。那种梨叫“宝珠梨”，特点是个头硕大，但是肉质较粗而且带酸，够不上“宝珠”这样美妙的名字，不过吃着还算过得去。
厨房侧面一块比较平缓的坡上是一个菜园，由一个十几岁的矮壮的工役专管（他还兼管从井里往厨房挑水），因此四季的菜蔬都不必到外面去买，天天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瓜菜。整个庄园后面有绿树葱茏的层层山峦。对那里的地理背景我至今还不甚了了，那山到底有多高？山脉地带有多广？是不是一直连到西山去的？
出了庄园大门，路的左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迎面而来。索溪而上，两山之间有一座人工造的高坝，叫做“大竹堤”。大竹堤上有一条小铁路通过，我一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路上很少有火车经过，倒是有一种单节的铁斗车，铁斗中间竖着一根铁杆，有两个人对面握着，前后来回扳动，“嘁咔嘁咔”的声音在山间回旋。他们都叫它“扳（平声）车”，虽然是由人力扳动，但它在铁轨上跑得很快，现在我推想大概是路段管理人员检修铁路用的。小溪就是从大竹堤底部的一个洞里流出的，显然是从坝的另一边穿过来的。清澈的溪水在冲得溜滑的石头上流过，一坎一坎的下跌，后来我们常常在里面趟来趟去地玩。从这时候起，第二次在昆明的两年多，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战乱中的世外桃源留下了许多瑰丽的童年幻梦。
外公一家
外公矮小精瘦，脸色微黑，不蓄长发，剪的“平顶头”。（那时大人小孩有很多都是剪这种头的，不是用刀剃光的“和尚头”，而是用推剪推，留着不到一公分的短发茬。可能就是那时蒋介石提倡“新生活”时流行起来的简单朴素的发型）他戴着一副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表情严肃，很少见到他有笑容。外婆（妈妈和舅舅的继母）大概没多少文化，体态矮胖，皮肤很白而其貌平平。但是看来性情随和乐天，没有什么心思。后来经常见她去找那些村里女人串门谈家常，我想恐怕谁也看不出她会是大洋房里的老太太。她生了三女二男，最大的女儿我叫他二嬢嬢，接着是三嬢嬢，这两个当时已是少女，在读中学。二嬢嬢体态单薄些，性格温顺。三嬢嬢长得富态些，也活泼些。四嬢嬢还是小学生，有一张猫一样的宽短脸。他们这一辈兄弟姐妹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在”字，后面一个字则含有“山”。比如妈妈叫熊在岷，舅舅叫在崑，同父异母的三个妹妹依次叫在岑、在嵩、在崙。还有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男孩，叫“在ban（平声）”，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读“ban”的字怎么写。现在翻翻字典含有“山”而读“ban”的字只有一个“岅”， 但这个字过于生僻，我不敢肯定。那时候我只认得“班”字，所以我叫他“班舅舅”的时候心里是想的这个字。最小的一个舅舅是属虎的，比我小三岁，当时应该是三到四岁。他叫在岳，“山”字在下面。大家叫他“老弟”，我不管辈分大小也这样叫他。如果也要叫他舅舅我觉得太吃亏了，因为他差不多比我矮一个头。
楼上正面的中间是主客厅。那时候旧式人家的正厅常常是兼供祀的，但是外公大概是继承祖祖的新派思想，又进了一步，不再像宽巷老宅的堂屋那样设供案了。那里面只有镶着花纹大理石板的红木桌子、茶几、太师椅和几个瓷的彩绘大花盆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摆设。客厅左厢有相通的两间，其一是两老的卧室，另一间我记不清了。再往左还有一间，门向着外走廊，是储藏室，里面别的东西我不记得，好玩的是有不少枪械。客厅右厢也是三间，紧挨客厅的一间朝客厅开门，再靠边是前后相通的两间。前面一间的门朝向外走廊的尽头，几个小孩（包括最大的二孃孃）就住在这三间房里。我在那里的时候就和他们睡在一起。只有最小的老弟是和外公外婆睡一起。楼上左边拐弯过来有两间，前面一间有阳台的是外公的书房，后面一间好像是专门留给舅舅来郊外的时候住的。他在城里工作，多半时间和舅妈一起住在岳父家。他岳父姓苏，也是昆明的名门望族。楼下应该有同样格局的房间，但多数是一直关着的，后来我只知道正面有一间堆着许多书、画、画报等；侧面有一间像是个小客厅，常常是二孃釀、三孃釀的中学同学来聚会游戏的地方。其它有些房间也许通常关着，我很少进去过，记不清了。
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每天晚上一家人都聚在外公的卧室里聊天。这时外公一般都是头朝里，脚朝外侧躺在大床上。那床之宽就像北方人的炕，而且靠里面的中间放着一把像炕桌一样的矮木几，人就躺在矮木几旁。除了闲侃以外往往见他做两件事，一是烧鸦片、抽鸦片，二是擦拭枪支。昆明这个地方一向是烟多，枪多。而且烟和枪大都是从印度、缅甸等英属邻国进来的。外公的一套鸦片烟具精致考究，长方形的黑漆盘上镶着斑斓晶莹的鱼骨片花饰。烟枪也很华丽，镶银，玉石嘴。烧烟的灯上有八角形的水晶罩。还有几个形状和大小都像照相胶卷盒那样的筒子，大概是用来装烟膏的，也是银色的（至少是铜镀银的，我想），挑烟的针是银的。还有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琳琅满目。
坐在床上擦枪，是他晚上喜欢做的另一件事。当然不是指烟枪，而是真正的武器。他有好些各种各样的枪。手枪主要有两类，一类他们叫“拉其”式的，形状粗短，枪柄与枪管垂直，子弹夹装在柄内，好像就是我后来知道的勃朗宁，体积很小，便于携带，衣服口袋里就能放下。还有一类他们叫做“推轮”，也叫“左轮”，枪管比较细长，子弹上在枪管后的一个转轮内，枪柄倾斜，有点弯。此外还有一种大型的手枪，质地似乎粗糙些，扳机上面有个枪膛，枪柄下面还系着丝带或绸带。他们那时叫它“盒子炮”，后来知道一般都叫做“驳壳枪”。另外还有几支步枪、一挺手提机关枪。手提机关枪和后来的卡宾枪不同，枪管外有多孔的套筒。他们把它形象地叫做“虼蚤笼”。昆明人说的“虼蚤”就是跳蚤，大概真的有这种捕捉跳蚤的器物，但我至今还没有见过。
舅舅当然少不了也有几支枪，他曾经作为工程师参加了滇缅路的修造，在那一带奔波必须带枪防身。二嬢嬢三嬢嬢中学里的男同学不时来外公家里玩，他们居然也带着手枪。可见那时的昆明，枪械在军警以外的持有者的普遍性很可能不亚于今天的美国。
初到昆明的时候妈妈也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爸爸也办完了在重庆的事到昆明来了，他在城里办了个小公司。妈妈在四婆婆任校长的昆明女子职业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还在云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挂了个“总干事”的名，爸爸妈妈带着田田就在城里租房子住了。我一个人留在外公家里，有及曾、老弟还有“班舅舅”他们做伴。
那一年好像活在童话里
表弟及曾那个时期也住在车家壁，大概有几个月我们都没有读书，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日子。我和及曾、老弟整天在庄园内外嬉耍。及曾有一样宝贝，那是一杆美国气枪，是舅舅在缅甸仰光给他买的。它比步枪小些，但是很像真枪而且精致光亮，背着端着都非常神气，叫我羡慕死了。那时昆明街上店里和摊子上有用锡铸的玩具手枪，形状和大小很仿真，但总是假的，又不能打，而且是银灰色的，还是不像真手枪，当然没有气枪好。
打气枪之前先把枪管和枪柄连接处折起，把铅弹塞在枪管后面的孔眼里，然后猛力还原，就可以射击了。但这个操作对我们来说比较费力，一个人弄不动。于是我们就一个握着枪把，一个握着枪管，学“班舅舅”教我们的那样，一起喊着：“one，two，three，four！”同时猛一用力就折起或扯直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去认真考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它叫“气枪”。顾名思义好像是在折弯和还原的过程中，使枪膛里上足了压缩空气，靠空气的膨漲力来推动子弹。但这个推测也许是自作聪明，也可能我们使那么大的劲无非像拉步枪的枪拴一样，仅仅是压缩了弹簧，简单靠着弹簧来弹射。我们一心想打树上的老鸹（乌鸦）和斑鸠，可是我记得从来没有“得胜斩获”，幸而也没有闯什么祸。
我们在花园里捏泥巴玩，还在围墙外面土坡上爬上爬下，扯狗尾巴草来斗输赢。那里长满了粉红色的蔷薇花，我那时特别喜欢蔷薇花，可是它的茎上长着很多刺，常把手指和腿刺破。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们两株大丽菊的苗子，我和及曾一人种了一棵。这以后常常去浇水和视察。它往上拔高的时候一次两匹，一次两匹交错地长出新的叶子。我们好几天都兴致勃勃的念着这件事，我记得我那一株长得比及曾那一株宽些，就好像那时我比他长得胖一样。但不知从哪天起因为别的好玩的事分了心，就此把它们忘了，也不知后来开了花没有。
有时玩着玩着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肚子就饿了，于是便蹭到后面厨房里去张望。这时饭已经蒸好了，菜还没有炒好，于是厨房里的人就把蒸好的饭里加上一点盐和猪油给我们一个人捏一个饭团，叫做“mang mang（平声）砣”（云南、四川一带对小孩说话常把饭叫“mang mang”）。这个时候吃“mang mang砣”比在饭桌上正正经经吃饭香得多。
最引人入胜的是我和及曾、老弟到后山捡“宝石”的事情。我们多次沿着门前小溪上溯，向大竹堤走去，再爬到大竹堤靠我们庄园那一端的山上。那上面多半是四季常青的松树，长着松果，有不少松果掉落在地上，树根还长着菌子（蘑菇）。我们在家里经常吃到的有两种，一种是淡青色的叫“青头菌”，放在清汤里。另一种是深褐色的“牛肝菌”，炒菜吃。以后我在别处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的菌子，但1994年去昆明舅舅家的时候又吃到了，可见这是昆明的特产。它们不仅味道鲜，而且吃起来有质感和脆感，和一般嚼着有点海绵感的蘑菇大不一样。
但我们自己爬上坡去的目的和兴致所在不是这些，而是山上的石头。我到现在还奇怪，那里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迷人的石头。云南的确盛产大理石，在房屋家具和用具上常常镶嵌着有天然山水图纹的大理石板，但我们在那里的山上看到的石头更是五光十色，奇妙无比。最多的是一种晶莹纯白的或白中泛蓝的，它的质地也比较脆，像不透明的玻璃，但是断裂后不割手。拿起两块互相撞擦的时候，霍霍然发出白色的火光。到晚上我们找到一个漆黑的角落，猫着腰蹲在那里咔咔的打起来可以把一尺以内的东西照亮。还有粉红的、玫瑰红的、绿的、黄的、杂色的。那些质地比较坚硬的，用力碰也能溅出火光，但没有白的、脆的那种那么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挑选其中最好看的，捡了很多回来。有的放在抽屉里，有的堆在房间墙脚下。
后来被胖外婆看见了，起先她说：“这些东西拿回家来堆得乱七八糟的干什么？拿出去丢了！”。见我们不听她的，她忽然很热心而且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你们还不知道吗？这些石头可以变成真正的宝贝，快点把它拿去扔在花园的池子里，过几个月以后，白的会变成玉，蓝的会变成蓝宝石，绿的会变成翡翠，红的会变成玛瑙。到那个时候比现在好看得多，而且值钱。快去，在这里放久了就不灵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主意，我们照着做了。
这件事在几天之内还引起了我的沉思：一种东西怎么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也许不止是由于这一件事。好像更早一点我就想过；什么东西都可以破碎、碾细，甚至成粉，比如面粉和土。而这些细粉合在一起又变成另外形状的东西，连颜色都会变，也许完全成了别样的东西。那么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由无数极小极小的一样的颗粒，按照不同的样子粘集在一起的，就像我玩的同样一盘积木，可以搭成这样的房子，也可以搭成那样的房子。而构成各种东西的“积木”是极小极小的，这些细小“积木”是同样的，但拼起来可以是我们看见的五光十色，各种各样的千种万种东西。后来我知道，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古希腊先哲德莫克利特大而概之就是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最早的原子论。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好像在重现人类的成长过程，所以一个在童年曾经孤独过，从而养成沉思习惯的人，那时就会产生这些想法也不足怪。在德莫克利特的时代没有任何实验科学的知识，一个喜欢冥想的人只要根据对很普通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就可以做出这些猜想来。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那时我还是喜欢缠着大人问，但是像小磨滩的周伯伯那样的人不多，在这里我的好问常常招来善意的取笑。那时正好有个美国电影片叫《科学怪人》，于是他们传开了，说：“伯威是个小科学怪人。”
现在还得回过头来交代把石头丢进水池以后怎么样了。没有怎么样，胖外婆承诺的是“几个月之后”，可是那时候好玩的事情太多，几个月之后我们早就把这个事情远远丢在脑后了，谁也没有去找她追究兑现。
已经上学的“班舅舅”有时也和我们一同玩。举例说，后来在我们到公路去的那条自家修的路的中途右边（即倮倮村对面那一边）丘陵坡上又来了一家人修建了洋房和围墙，还造了一座西式的园门。大概是出于对新邻居的好奇，有一天“班舅舅”带着我们一起溜达到这家门前坡上玩，希望能碰到几个新朋友。后来看到从里面出来大概三个年龄差不多和我们相仿的，可惜都是女孩子，我们有点泄气。一伙男孩和一伙陌生女孩碰到一起难免表现得不大友好，因为彼此玩耍的兴趣不一样。先是不答理，然后男孩一方偶尔会有些挖苦揶揄甚至带点挑衅的话语或举动，女孩一方则报以鄙夷不屑的神情。正在互相憋着劲的时候，记不清其中一个女孩子手里有个什么东西（是一颗糖还是一颗玻璃珠，反正不是值钱的东西）掉落，从坡上滚下来了。“班舅舅”毫不迟疑坐着从坡上滑下去一把把那东西抢到手。女孩中有一个就说：“呸！比狗抢屎吃还快！”看到她们嗔怒之状，我们几个则乐不可支，嘻嘻哈哈凯旋而归。
前面我说过楼下正面有一个房间有时打开，里面堆着些书和美国画报。画报里有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漂亮的别克小轿车。其豪华靓丽并不亚于近几年上海GM制造出厂的新款别克车。只不过两个时代造型艺术风格迥异。那时候的豪华不同于现在的豪华，车里面不可能有各种奇妙的电器、电子设备。
有一次包括“班舅舅”在内我们几个在那个堆书的房间里面玩，还翻出一张彩色的西洋女人裸体画（也可能是一张印刷的大照片），躺着，只在羞处搭了一点薄纱。“班舅舅”嬉皮笑脸用手指逐一指点女人身上的几处特别的地方，每点一处就：“叽布哩，嗒布噜……”地吐出一个他自己瞎编的“外国话”。我记得他那时有十一岁了，现在想来他到这个年龄开始有一点“新鲜感觉”了。
我为什么记得他那时十一岁呢？大人给我们几个小孩都做了英丹士林布的背带裤（工装裤），记得有一次我要换干净裤子，二孃孃从五屉柜里拿出一条递给我。一看：“好大啊！”，原来是“班舅舅”的，二孃孃說：“当然喽，他十一岁了，你要过几年才穿得”。为什么我又特别记得这件事呢？因为我那时突然起了感慨：“我也会长到十一岁的”，如果我也变得那么大了，想想有点吓人。虽然我早就懂得人会长大，但平时很少想到这个事。习惯着“我”好像总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觉得从七岁到十一岁多么遥远漫长！一旦想到我会变成班舅舅那样大了，不知怎么的好像心里突然觉得有点恐慌。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