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搭棚舱的拖驳
我们以前熟悉的望龙门码头，主要是市区与南岸之间的轮渡码头。朝天门码头才是重庆通往上下游各地的客货码头。朝天门也早没有了城墙城门，只剩下地名了，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地处重庆“半岛”的尖端。我们乘的是大达公司的船，一切都是大叔叔托他的航运界朋友安排好的。走到跟前才发现，我们要乘的船不是单独一条，而是两条船并排拴在一起。右边是一艘有机器有烟囱的轮船；左边是一艘低矮的没有烟囱也没有机器的船，叫做“铁驳子”，它被右边的轮船用钢丝缆索绑在一起。
上了船就听到人们谈起船的事情：大达公司在我耳朵里早已听熟了，大叔叔的不少朋友都在里面。他太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那个杨管北就是大达的总经理，爸爸又在大达公司出资办的矿石厂当副经理。那时和大达公司齐名的已在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航的还有另一家私营轮船公司，叫三北公司，这两家公司各有大大小小若干艘轮船。大达公司千吨以上的船有三艘，最大的一艘就叫“大达轮”。另外两艘那时听说过，船名都有一个“大”字。也许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大准了，好像一艘叫“大渝”，一艘叫“大庆”，但听说这些船在抗战期间都被日本飞机炸残了。后来我们到了汉口就改乘临时草草修起的大达轮，记不起我还在什么场合看到过另外两艘船在它们完好时候的照片。大达公司有一艘小轮船叫“储元”轮，那艘拖着铁驳子从重庆出发一直把我们送到汉口的就是它。人们说起它的时候都叫“储元”号，但是我们看到漆在船舷上的两个大字却是“嘉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这艘船到底有多大呢？后来根据我的记忆作了一个比较，它比那时候重庆的轮渡大一些，但是恐怕只不过和现在武汉的轮渡差不多大小。虽然小，它却是一艘尖底深水船，满载时“吃水”9英呎。有一家与大达公司和三北公司同样著名的当地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拥有许多艘“民”字号的轮船，都比这艘“储元”大得多，但是因为民生公司是专营川江（长江汉口或宜昌以上）航运的，它的船都是平底船，吃水比储元号浅。储元轮本身除了船员舱位以外，没有几个客舱，大部分乘客都被安排在那艘拖带的铁驳上。这个铁驳子好像是临时弄来的，不是大达公司自己的。它虽然低矮，但是比储元轮更长些，也更宽些。本来驳船都是用来载货的，没有客舱。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应付急需，用木材和芦席在上面搭起了临时“客舱”。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睡觉就睡在地板上，我记不得地板上铺了什么东西，但我想那时候是冬天，只有芦蓆是不够的，应该还有稻草。
那时婶婶的病还没有好，她享受了优待，带着两岁的庆庆睡在嘉定号轮船上稀有的正式客舱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驳船上，打地铺。我记得大人基本上是男女分开住的，我们住的那间舱里都是女的和我们这些小孩。胡家的人几乎占了多数；此外有一家姓李，听说是大叔叔的一个叫李云良的朋友的家属，李太太带着两个大约十五六七岁的女儿。大一点的叫李菲兰，小一点的叫李文兰，后者长得更端正秀气一些。她们说话的口音和上海话有些差别，据说是常州人。还有一个王太太，带着一个四五岁的胖嘟嘟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王盘兴。这三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叫法肯定没有错，因为我为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脚板心”，所以我相信记得很清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空军军官的太太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姓什么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天大家逗他玩，他就站着对大家行举手礼，大概是从他当空军的爸爸那里学来的。
船上除了一些比较有钱的正式乘客之外，还有一些也是抗战时期从上海江浙来重庆在有关公司做杂工的人。据我的观察，他们在船上兼作打杂服务，顺便搭船回乡。其中我认识一个叫“祥生”的，大约三十几岁，是大叔叔公司里的工役，有一次家里宴客的时候他来帮过忙，穿一身黑色的香云纱衫裤，一口江浙话。这次上船以后，见他一直在忙。船刚刚开到江心的时候我看见他蹲在驳船边吊着的一个架子上解手，当时我还挺纳闷：船上明明有厕所，为什么他不到哪里去呢？后来我才知道，船上搭了这个架子，就是专门给他们这些人用的。
船上种种
开船以后我变得兴奋起来，在船前船后到处走，看江边的风景，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船上的情形。机器轰鸣着，江水不断拍打着船舷，烟囱不断冒着白烟，不时从它边上的一根管子里喷出一股气，同时响起“呜——”的一声长鸣。我发现来往的其他船也彼此呼应，但是音调各不相同。渐渐地我发现，船越小声音越尖细，船越大声音越浑厚，就和人差不多，小孩声音尖，大人声音沉。想来船上安装汽笛大概有规矩，光听声音就可以辨别出船的吨位。嘉定号的船尾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浪花，我大概问了谁，他告诉我那是船尾下面有个很大的螺旋桨在转，我想起来我们劳作课上做的用橡筋发动的船就是靠一个用洋铁皮剪的“螺旋桨”动起来的。在我们刚上船，人和货还没有载满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船尾后面竖着一块半露在水面上的铁板，那叫舵，舵可以左右摆动，它摆到左边船就向左边转；摆到右边船就向右边转。我走到铁驳子的船头，回头可以看见嘉定号“二楼”前方的驾驶台，透过长长的一排玻璃窗看见里面站着几个人。中间的那个人站得笔挺，双手把着一个比汽车方向盘大得多而且周围伸出几个把手的圆盘，听说转动这个圆盘就牵动了船尾的舵。我得知船上最大的是船长，还有什么大副、二副，大的船还有三副，他们都可以负责指挥，也可以亲自把舵。最有趣的是在下面的船头甲板上有一个黄脸矮胖的，头戴一顶陈旧的，飞行员那样的皮帽子的老头。他端了一把靠背椅独自坐在那里（那地方不让别人进去），不动声色地左顾右盼，不时地把手摆一摆，上面掌舵的经常注意着他的手势，好像是在听他的指挥。听大家说他是“领港”（很长时间我都误听为“领江”，因为上海话“江”和“港”分不清），是老资格走川江的船上人。抗战期间久不通大船，航道起了变化，很多船员都不熟悉现在的情形，而且日本人在江上炸沉了不少大小船只。川江本来就浅，何况是冬天。储元号船小吃水深，一不小心就会触到江底的石滩、沙滩或沉船。所以这次行船的安全就寄托在这位经验丰富，深知川江水性和近年变故的老领港身上了。不过还听说他是抽鸦片烟的，有人议论，担心他烟瘾来了提不起精神来的时候怎么办。
好像是在行船的第一个傍晚，船上的工人抓到了几条大鱼，据说是青鱼，这我以前还没有听说过。于是晚饭有了鱼吃，和我们家里烧的鱼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放酱油，但是放了辣椒。听他们好些人都啧啧称赞这餐新鲜鱼味道太好了，不过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土腥气，而且因为鱼大，油厚，有我最不喜欢的肥肉一样的东西。但是人们都说好，我就注意去品味它的“好”在哪里，果然慢慢的喜欢起这种味道来了。就连我最忌讳的“肥肉”，只要是在鱼身上的，我也不抱成见了。我认为鱼的“肥肉”不等于猪的肥肉，那不应该叫肥肉。我这个人从来是不固执成见的，这可能是个好习惯。
有一天上午，同舱的李家不知弄坏了她们自家的一个什么东西，是那个老实的大小姐李菲兰首先发现的。她大惊小怪地用一口地道的常州话对她妈妈说：“wa lo la li！”（坏了哩！）。她说这四个字的声调如果我用简谱把它标出来，大概差不多是：“1 1 6 2”，所以这个腔调很有点滑稽。我这个人从小在别的方面都很不敏感，唯独对于发现什么滑稽好笑的事情像是有一根特殊的敏感神经，可以说是敏感到了细致入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天份，它使我脑子里装着许多有趣的往日场景，哪怕有些本来可悲的事情，我也记着里面幽默好玩的成分，冲淡了它的苦涩。但是发现笑料有时也会得罪人，这一次就是的。听了她这句话我马上就学开了，于是弟弟妹妹们都跟着我学起来了。大家进进出出都像念“阿弥陀佛”一样不断念着：“wa lo la li，wa lo la li”，念了笑，笑了念。后来我一个人到船上别的地方去玩了一阵，回到舱里听说李大小姐就因为大家不停的学她这句话，羞得哭了一场。于是妈妈当她们的面把我骂了几句。二小姐李文兰倒是个精干活泼的人，长得也俊，她常常端把小矮凳坐在舱外走廊上和同船一些少年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小孩）谈笑聊天。有一个穿着一件长袍的十四五岁的男少年，叫周敦什么的，常常来和她谈天。
不知是第几天，天黑了的时候听人说：“到酆都了”。于是听说起关于酆都城的事情，说酆都城是鬼住的地方。人死了就要到酆都城去，那就是地狱，有阎王、鬼卒，有滚丁板、下油锅等等。听了虽然不会真的相信这些，但是对这个地方总有点神秘感，我出去看了一下，只见幽幽的一片灯火，别的什么也看不到。
“老龟”（轮机长）遭辱
也不知道是第几天，反正是船还没有出川的时候，船上闹出一件乱子，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明白。船底层机器间里有专门的负责人，他们把干这个事的不知是叫“老鬼”还是“老龟”，按江浙话“鬼”应该读成“ju”，所以大概他们叫的是“老龟”。
好像轮机长做了什么“坏事”，被发现了，一些人便把他拖到嘉定号的船头甲板上，围着他怒吼，要他承认干的坏事。这个阵势和后来“解放”以后多次见到的“斗争会”差不多。那个人脸都吓白了，低着头好像喃喃地为自己辩护了些什么。人们不饶他。家属住在我们舱里的那个空军军官，像他儿子一样也是白白胖胖的，穿着很挺括的西装式翻领的空军制服，这个时候出头露脸了（不过我一见他出来就忍不住要笑，因为刚上船不久的时候，我看见他大大咧咧地抱起他的宝贝儿子在嘉定号走廊栏杆上把尿，结果撒在楼下人的头上了。下面还不知道撒下来的是什么，叫起来。那个军官笑着伸舌头眯眼睛作了个鬼脸，赶紧躲起来了）。他比别人更是气势汹汹，我记得他嚷着：“他一定是共产党，故意来破坏的，今天晚上把他在杆子上吊起来！”有几个人帮腔附和，大部分胆子小也弄不清事由底细的人只是轻声议论。
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吊他，而且机器房里的事大概也是少不了他。闹过之后，他还是干他的事。后来储元轮到达目的地汉口（再下去就换乘大达轮了）时，船刚刚停稳，我就看见一伙身穿短衫裤，有的头戴破旧毡帽的杂役模样的人，拥上船来，骂骂咧咧（后来我长年住在武汉，知道武汉人的“汉骂”是大名鼎鼎的特产），先到底舱把那位“老龟”簇拥出来，还嚷着要找人算账。听说那帮人是工会的。“储元号”轮机长在川江受欺负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早就传到汉口来了，轮机长虽有个“长”字，但比不得船长、大副、二副，他还是属于体力技工，而且还被蔑称“老龟”。所以这消息激怒了汉口这边工会的人，船一到岸就来为受辱工友出气了，这是后话。因为我们自己到汉口很快就下船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过三峡
船过营阳、奉节进入三峡。记得在国语书或者是常识书的某一节中说到过三峡，说船在三峡行驶时，前面看着好像已经被山封住没有出路了，但是当船走过去时忽然看见前面还是河道，永远不会走绝。江面很窄，水流很急也很清澈。两边夹峙的陡山遮住阳光，稍感阴暗而静谧。领港老头还是坐在那里，似乎更加全神贯注。一路上有好几次遇到民生公司的船，有什么民族号、民权号、民武号等等，有的从后面来追过了我们，那桅声（船上汽笛声）都显得比我们神气。还有上水迎面而来的，所以船走在三峡的时候生怕前面有船过来时看不见，要特别小心。
我们的船无法夜航，一到晚上就抛锚歇着。在三峡内不好抛锚，那个晚上是停靠在巫山，眼前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小姑姑和冯叔叔还是上岸去玩了一遭，还带回来了几个“橙子”，这里打个引号，因为这东西一般的应该叫柚子，上海人叫“文旦”。重庆的桔子又多又甜又便宜，在那里我们吃了不少。还有硬一些的，不好剥，只能切开吃，许多地方把那叫橙子，而四川人叫它“广柑”。四川人习惯把外来的东西叫“广”的，所以我想“广柑”大概不是本地产的。也许这样一来“橙子”这个名称在四川就给了柚子。后来船到了汉口时我得知四川人说的“橙子”在那里已经叫柚子了。
早晨起来船开进了巫峡，许多人早就熙熙攘攘地来到走廊和船头甲板上看峡景了。都说巫峡在三峡中是最壮观的，据说那里有著名的十二峰，其中最著名的又是神女峰，有人嚷着说：“那就是，那就是！”我把头都仰酸了，除了看到不少高耸着的，云雾缭绕的尖峰以外，他们说的我什么也没有搞清楚，但是的确感觉到了三峡的壮丽气势。
新滩搁浅
过了三峡以后就听说下面会有麻烦。说有个地方叫“鬼门关”，在那里触礁翻船的事常常发生，冬天枯水的时候更危险，那几天人们都提心吊胆。到了一处可以靠岸的地方，船停了，让乘客可以走的都下船去沿着岸走一段路，为的是减轻船的重量，使船体向上浮起来一些，以免触礁。对我们说，正是求之不得 ，在船上一连困了好几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下去走走，何况是在那么一个新鲜的地方。右手是山，左手是湍急的江水。那路高低起伏，有时很狭窄，有时开阔一些，现在我推测那就是三峡纤夫走的路。走也走得不远，大概一段险滩过去了，看见船已经停靠在一处地方。谁料得到真正的危险还没有过去，记不清上船以后又走了多少时候，忽然感到一个震撼，接着就听到船上人说：“糟了！搁浅了”。都怪嘉定号的吃水太深，船底终于搁在江底石礁上了，这一片礁石区叫做“新滩”是著名的川江险滩（解放后记不清哪年把它炸掉了）。起先还想了些办法，机器停了又发动起来，打舵、倒车，企图自己挣扎出去，结果无效。大家心里都很沮丧，怎么办呢？只好等到有别的船来的时候请求帮忙了。那时来往的船也确实不多，好像当天就没有船经过，大概等到第二天有船来了，我们这里早早的拉桅声求救。那船逐渐靠近，经过我们的时候走的很慢，船上的人互相喊话了，好像结果那边表示无能为力，终于开走了。我不记得这次停了几天，曾有几条船经过，其中多数是民生公司的。有的试了一下拖不动，走了。有的大概也是自量不行，没有管。最气人的事发生了，我们终于等到一艘海军的炮舰驶来，那艘炮舰叫“同德”号，船员们都认得的。都说这下好了，有希望了。在家里下海陆空军棋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力舰”吃“巡洋舰”，“巡洋舰”吃“炮舰”，“炮舰”只能吃“驱逐舰”。所以炮舰应该是比较小的一种兵舰，同德号的确不大，好像并不比民生公司的多数船更大，特别是甲板以上的体积不像客轮那么大，因为它不像客轮那样要载很多人。但它的马力大，开得很快，鸣笛声也很威武，上上下下都是漆着银灰色的铁甲。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军，据说这艘同德号以及还有一艘姊妹舰——同心号（抗战期间蒋介石特别强调在他领导下的“同心同德”，所以常常用到这四个字）。这两艘炮舰都是英国送给中国海军的，几天以后我们还遇到了同心号。但是这艘“同德”舰对我们的呼救根本不予理睬，它迎面驶来，经过我们边上送过一阵浪涌便扬长而去了。船上的人们气得冲着远去的炮艇骂个不停。最后，还是一艘民生公司的船搭救了我们，用缆索把嘉定号连同驳船拖出了石滩。我也许记得不太准了，那艘船好像就是“民武号”，它在我们所遇到的民生公司的船中算是比较大的一艘，鸣笛的声音也很洪亮。
宜昌和沙市
出三峡不久，来到一个地方，叫宜昌。听人们的口气，这是我们离开重庆后所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船在这里正式停靠了一些时候，好像有人货上下。跳板搭在很宽的沙滩上，我们也上岸去看光景。刚刚走上沙滩，不知怎的我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忍不住只好在沙滩上蹲下来，给宜昌留下了一点“纪念”，等于是涂鸦了：“胡××到此一游”。因此，我没有走到里面更远的地方去玩。
没有想到，我在中年以后多次去过宜昌。第一次是1968年夏天，我相信那时我看到的宜昌与1945年底路过那里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中等城市，人口也不少，但是到处都是比较陈旧的也没有太多特色的平房。宜昌地处湖北省，但是语言和习俗都很接近四川。当然我已无法辨识出我留下过纪念的那片沙滩的位置。
八十年代国家一度准备划鄂西的一部分和川东的一部分，以宜昌为省会，建立“三峡省”。那时我是气象部门首批晋升的高级工程师（副研究员），当时的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来武汉动员我去宜昌筹建三峡省气象局，建成后拟任副局长。我的兴趣全在科研，没有当官的兴趣。太太的观点则是不愿意离开武汉到“小地方”去，于是我答复了罗局长，用流行的话叫做“婉言谢绝”。而国家建三峡省的事后来也吹了。但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筹备、开工，我先后多次去宜昌参加学术活动，眼看宜昌日新月异，逐渐成为一个漂亮的现代化城市。
船离开宜昌以后，江面大大地开阔起来。只是冬天的景色比较单调，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而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我们的船又一次搁浅了，那是在快接近沙市的时候。这回船不是搁在石滩上而是搁在水下的沙滩上。这次又耽误了我们不少时间，此时对于搁浅已经不感到新鲜，只觉得厌烦，所以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解脱的。
好像是过了沙市之后，船上换了一位领港。原先那个老头子不见了，另外请来一个年轻的，是什么样子我一直没有当面看清楚。他不像那个老头子那样坐在船头甲板上，而是呆在驾驶室里，就站在驾驶员旁边，大概按规矩应该是这样的。都在传说这个领港曾经犯过神经病，这倒好，领着我们这组老爷船在废弃几年的复杂水道上航行的，不是鸦片鬼就是神经病，也许不这样的话这次旅行会显得太平淡。但是据说新来的这位领港在不犯病的时候头脑很聪明，他的技术是好的，对这里的航道也很熟悉。大家好像觉得船长作这样的选择有他的道理，结果在他手上真的没有出事。
在汉口过年
我们平安到达了早就闻名的大城市汉口。我想那时候行政建制上应该是早就已经把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在一起了，但当时人们习惯上还很少用“武汉”这个名称，解放以后才改过口来。得知我们要在这里下船歇几天，然后换乘大船继续航行。有人来接我们，而且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操办这件事的是大叔叔的朋友于云峰，我记得他好像是在我们已经进了旅馆以后才露面的。这个人个子不高而且微胖，穿长袍，围着很长的毛线围巾，头上戴一顶卷毛皮的高帽子。说起话来声音比较大，看来性格很爽朗。安排我们住下以后，每次快到吃饭时间他就到旅馆来了，带我们上馆子吃饭，还请我们到他家了去了一次。一直到几天之后把转船的事情办好，送我们上船，从头到尾尽心尽力。我虽然一直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他是大叔叔的同行朋友中比较亲密的一个。比大叔叔略微年轻些，大叔叔对他很好，他也很讲义气。这个时候他正在汉口的一个办事处做事，后来也没有迁到上海去。原来他还是一个京戏票友，曾经粉墨登场。我们到上海以后他曾经寄给大叔叔一张他扮大花脸的剧照，扮的什么角色我记不清了。准确地说我那时看的京戏还少，本来不知道照片上是什么角色。但是有个印象是清楚的，那是一个威武的“架子花脸”。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叫红楼旅馆，记不清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分房间住的，只记得至少其中有一间还不小，里面还有个方桌，几把椅子。那时大概已经恢复电灯了，但是经常停电。房间里有煤油灯，还有一盏汽灯。晚上出去吃饭回来还可以见到楼下楼梯口挂着一盏“电石灯”。现在真的要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免疑惑起来。首先是“电石灯”三个字记得准不准，我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其次我对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泡在水里就能点着而且可以长时间地燃烧下去，很有些不理解。那时我还没读过什么自然科学，但似乎在心里已经本能地认为燃烧一定要消耗什么东西。水本来是不会烧的，石头长时间放在里面好像也没有少掉一点，那么火和光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后来就没有再见过这种东西，中学和大学的化学课程里也没有提到过“电石”一词。现在专门来写回忆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疑问，最后是《辞海》帮了我的忙。我查到“电石”的词条，那上面简单的写着：“即碳化钙”。于是查“碳化钙”，那里写着：“亦称‘电石’………有臭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原来如此！那石头并非“顽石”，其中的碳和水中的氢结成了能燃烧的气体乙炔。我想这个点灯的土办法可能很古老了，但也许因为“电石”是一种稀缺的东西，以至我一生只见过那么一次。
有个上午冯叔叔大概为了发一封信，带着我和仲威出旅馆去溜达了一趟。红楼旅馆外面十分热闹，原来它就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大约只有半里路的距离。那附近还有一家“铁路大旅社”。我在定居武汉之后曾经有两次顺便到大智路汉口火车站一带去找红楼旅馆和铁路大旅社，不仅不见影踪，而且，虽然我坚信那条街的格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时间隔得太长之后在感觉上好像不是那时见过的模样了。
大叔叔和爸爸的另一位朋友也请我们到他家去吃了饭，他的名字和作家老舍一样叫舒舍予。只记得他是个白净脸，西装穿得比较雅致。住的是一所市区里的那种洋房。虽然那时只去了一次，搞不清东南西北，现在看来这样的住宅只是在江汉路到胜利街这个抗战前的洋人租界区段内才有。汉口虽然经过几年沦陷，复归不久，整个城市建筑面貌还是略胜于重庆。
在那里我们还正好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过年。街上可以见到很热闹的民俗游行场面，这个我以前在昆明和重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有狮子舞、龙灯舞、蚌壳精、旱船舞（有些名称当时叫不出，是后来知道的）。印象特别深的是踩高跷，因为那天我们正在一家饭馆楼上吃午饭，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来了，几个穿着红绿衣衫装扮成各种故事人物的男女走到我们楼上窗子跟前来探头探脑的，倒叫人吃了一惊。原来他们双脚都踩在很长很高的棍子上，不但走得很自如，还能表演各种动作，我们几个小孩真是大开眼界兴奋不已。
为了换船我们这次在汉口大概呆了一个礼拜，当时何曾想到以后我还要回这里来，在大劫大难中从这里进入成年，从这里孤孤单单走进社会，在这里耗去我一生绝大部分光阴。在这里虽然我也和许许多多人一样经历过喜怒哀乐，但是始终摆脱不掉的主旋律是内心深处的无奈，我有太多的理由不大喜欢武汉。
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久闻大名的大达轮的“上层建筑”全被日本飞机炸光了。为了满足千千万万迫不及待回乡人潮的急需，匆匆做了修复。那船的确比我们从重庆一路下来见过的船都大，但是样子实在不雅。和我们原先乘的驳船一样，就是在船壳上面盖了一座大木房子，也是用芦席盖的屋顶。那时我没有特别注意观察过驾驶台是否也是临时搭的。不过我们住的船舱是小间，里面有双层木床。木床和木头板壁都是没有油漆过的。除了这种小舱以外还有“统舱”，那就是一个大舱里挤着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还听到了带“黄鱼”这个话，那就是有人不买票，私下塞几个钱给船上的某个船员，由他带上船来藏在一个地方，可以躲避查票，一直混到目的地。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没见有人过问。这是我第一次耳闻在我们中国社会上行事的一种经典而垂永的方式（现在叫做“潜规则”），尽管轮船公司还是私营的。这次只能说是耳闻，因为我一直到下船也没有看出谁是“黄鱼”，毕竟他（她）们身上并没有长着鱼鳞，没有被放在竹篓子或木条箱里，甚至也没有像我那时猜想的那样是成天躲在舱顶的隔板上。
船开出汉口以后江面愈来愈宽阔，我心里惊叹长江有那么浩大。但是从此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了，只记得船到九江、安庆和芜湖都停过。于是我知道了九江有瓷器卖，安庆有辣酱卖，芜湖有剪刀卖，因为每停靠一个地方小姑姑和冯叔叔都要下船转一圈，而且买回来一些东西。可恨的是每次到地方都在晚上，都不让我和仲威跟着下去玩，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妈妈、婶婶、“新婶婶”则各自带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孩，也都不能离船，于是每次都是小姑姑和冯叔叔代表我们大家去观光。
大概是在过了安庆以后，船上传开了一桩险情，说这一带岸上有“新四军”，有时碰上了他们要开枪扣船，还有其它等等。乘客有些紧张，但终于平安无事到了南京。
好像记得他们说大达轮还要继续一直开到上海，但是我们就在南京下船了。因为大叔叔已经做好安排，到南京改乘改乘火车去上海。在南京又有他的同行朋友用小汽车来接我们，到一个公司办事处休息吃晚饭，然后送上夜间的火车去上海。我童年时代只坐过两次火车，第一次是滇越铁路的火车把我带到逃难的终点——西南抗战大后方，那次坐的是货车车厢。第二次是京沪铁路（后称沪宁铁路）的火车把我送到回乡的终点——上海，坐的是卧铺车厢，是有门的小房间，就像现在的“软卧”，但我记得没有“软”床，里面也有点乱糟糟的。
到上海以后大家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从重庆出发最后到达上海，正好用了一个月时间。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