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
1948年初，我进清心中学住读。
这是美国耶稣教长老会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英文原名：“Laurel Institute”。在南市大南门外陆家浜路，离那里不远就是黄浦江的市区南段。如果我自己搭车去，就由高阳路走到百老汇路乘七路电车到十六铺，再往南走五分钟到小东门。围绕上海旧城（即上海南市区）有一条环状马路，一半叫中华路；一半叫民国路（好像原先整个一起叫“环城圆路”）。从小东门沿中华路向南绕行大约半个小时到大南门。这条路两旁也都是商店，中途还有一家和国光大戏院差不多大小和档次的“银都电影院”（上海原有一家比较好的金都电影院，新开设的银都在取名上也许有攀附金都之意，但是银子毕竟比金子低廉，这个电影院的档次也差些）。南市因为是旧市区，以往不属于外国租界，极少有西式建筑，街市陈旧而杂乱，但人口照样拥挤。包括这条比较宽的环城马路（它是拆了城墙留下来的）也是如此。从旧城区的买卖推销也可以看到一些“老式”的特色。在民国路上我看到一家绸布店，门口放着两条板凳，两个穿长衫的店伙计站在上面。其中一个双手抖出一块布料又说又唱，说的是这块料子如何好如何便宜。另一个伙计和他对说对唱，好像是在那里还价。两个人讨价还价争来争去，最后那个手里拿布料的人好像无可奈何忍痛一跺脚，认了对方还的价钱。然后转向围观的路人：“×××块洋钿，便宜勿？啥人要？这位先生要勿？……哎！老太太来看看”，我有时经过那里忍不住驻足观赏一阵，就像看山东人“卖拳头”和玩猴把戏一样。
到大南门左手（也就是朝旧城外的方向）有一条比较窄的横马路，记得好像叫跨龙路。沿着条路走过去就到与中华路平行的陆家浜路，走到中途，路左边已经是清心中学右侧的围墙。有一座二层楼房的西边山墙是直接临街并和校园围墙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住读生的主要宿舍楼，叫“庚午宿舍”（庚午年建成的）。而我将要住的楼上西北角的那个房间的窗子就面临这条路，在窗口可以利用一条绳子和街头小贩做交易。从窗口望出去，马路对面有一座小的耶稣教礼拜堂，是清心中学进行比较正式的宗教活动的地方。走到陆家浜路左转就是学校南侧围墙，过去约五十米就是大门。叫做“清心中学”的这个学校只收男生，在陆家浜路对面又有一所“清心女中”它的大门在男中大门的右方斜对面。住读生不到周末决不准许出校门一步，男中和女中的学生在解放前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听说女中里面的地方比男中还大些。
我只能说学校的大门大致上是朝南的（上海的街道、房子都不像北京那样对准了东、南、西、北来建造，所以人们的方向观念比较淡薄）。姑且把它看作是朝南的，那么走进大门后，中间是个操场。东南角有一个围着铁栅栏的小游泳池，池子虽小，这还是清心的骄傲，上海一般中学甚至大学都没有。它边上有一所小房子是卖汽水、鲜桔水和各色点心的小商店。然后我们如果围着校园逆时针转动来看看全校的建筑布局，操场正东面有一座楼，叫蟾芬堂，是学校的主楼，校长、主任和教师的办公室都在这里面。从蟾芬堂右边的一条路向东走到尽头，路两旁一边一座楼。右手那座小楼就是我第一学期的教室所在，叫“东楼”，实际上楼内除了门厅、楼梯以外，楼上和楼下都只各有一个教室。我的教室在楼上。左手那座楼大一些，叫文德堂，也是楼上楼下都有教室。只记得解放以后青年团总支部就设在那座楼上。文德堂后面有一些平房围着个小院子，是单身或不带家眷的教员住的地方。那个搂的西邻，蟾芬堂右墙对面有一座精致的洋楼叫石麟堂，楼上是校图书馆，楼下好像是会议厅和会客厅。
在操场的正北面有一套花园洋房，那是当时校长王心康的住宅。西北角上是住读生的主要宿舍楼，因建于庚午年，又称作庚午宿舍。这座宿舍楼外观朴实但比较大，东山墙这边有个侧门，因为面对主校区，实际上成了经常进出的主门。朝南的正门倒成了侧门。出了这个侧门有个天井，天井西边，也就是学校的西围墙下有一排小平房，住读生多的时候也做宿舍用。天井东边，也就是天井与操场之间隔着一座平房，那是食堂。天井和食堂的南面是一座长的楼，叫思鲍堂。这座楼的两端都朝北突出，而中间一带楼上楼下都有外走廊。东边突出的部分比较大，是学校的礼堂。这个礼堂虽然不算大，但像电影院一样有楼上楼下。
四座特别命名的“堂”的名称都是纪念这所学校的先驱和前任校长的。叫“蟾芬”和叫“石麟”的两个人都姓张。“思鲍”则表示思念一位姓鲍的人， “文德堂”的“文德”是不是人名？未考。学校的历史很长了，校歌一开始 唱道：“申江之滨芳草如茵，伊谁振先声？红羊当年吾校××…………”。“吾校”后面的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文言文的词，我记不清了，意思无非就是“创建”。所谓“红羊”实为“洪（秀全）杨（秀清）”。“洪杨当年”就是太平天国时代。可见当时都有近百年历史了。操场的正南面除了大门就是一段围墙，没有房子了。这就是清心中学的全貌。
校长王心康虽然有住宅在校内，但是平时很少见到他本人。偶尔见到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肚子，前顶有点秃，西装笔挺，架势很气派。王太太倒是兼过英文课，第一学期她专门教我们发音，很有点外国女人派头。但是穿的是旗袍，梳的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宋庆龄那种发型。人长得很富态，突出的特点是蹶着一个大屁股。她教发音很认真，常常走到座位前来，几乎捧着学生的脸纠正口形。教务主任叫徐中一（他儿子叫徐玉汶，是我同班同学），有五六十岁了，个子高大，一口重浊的常熟话，不知为什么他的绰号叫“老黄牛”，我想可能因为他那地道的常熟话的几个发音很像黄牛叫，训育主任因是管品德风纪的，所以由一位宗教背景较深的陈灵生先生担任。他也有五十几岁了，身材瘦小，也戴眼镜。他经常在全校大会上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带领祷告，开头常常是：“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他的弟弟陈榕生比他高大，一表人才，有风度，是个正格的牧师，不时在我们学校做礼拜时来布道。管庶务的一个先生姓翁，也是个常熟老头，脸圆，顶秃，下巴收缩得几近“唔不哉”（常熟话“没有了”的意思），戴一副圆眼镜，整个看去颇具漫画意味。绰号“翁不老”。他也兼课，因为没有教过我这个班，记不清他教的什么课。他除了管一般庶务，下课休息时还要到小商店窗口去卖东西。那里有酥蛋面包、罗宋面包、油炸咸吐司、汽水、沙水（味道和颜色都类似可口可乐但又不是可口可乐）、鲜桔水等等，一到下课就挤满了学生，忙得他团团转。有一次打了上课铃学生们还挤在小商店窗口不肯散去，由于时间到了，情急而吵嚷抢先。把他惹火了，用他那常熟话吼起来：“面包，面包唔不哉！吐司，吐司唔不哉！烦煞哉！烦煞哉！我要去上课哉！”。熟悉常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吐”字、“我”字、“课”字都会发出呕吐般的声音。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常熟腔调的滑稽特色而且极具韵味，所以很快成为大家争相传诵的一首经典歌谣，我敢说至少在当时学生中，其艺术感染力决不逊于我们国文课上的《诗经》里面那几首。
后来教我们化学的那位先生则在庚午宿舍担任舍监，他姓俞，绰号“榆木头”。黑皮肤，矮个子，用上海话说叫做“温吞水”般的性格。凡是大家习惯叫绰号的这几位先生的大名我都忘了，这也是他们的悲哀。当然，清心中学的教师并不都是上面讲到的那几位那样迂腐或滑稽的老八股。比较年轻的先生里面很有几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和公子哥儿。
老师们都是可敬的，我刚才过多调侃了他们“好玩”的一面，是大不敬，不过没办法，那时候就喜欢记着这些。为了弥补我的罪过兹敬录清心校歌最后两句：
“蔚矣清心，茂矣清心，声教总无垠。
愿我同门敬教乐群，相爱又相亲”
同寝室的几个人
入校的时候是冬天，我穿了棉袍和长罩衫，带了一个大铺盖卷，一个皮箱。还少不了在玻璃瓶里装点“私菜”带去以防学校伙食不好，其他同学也多数如此。
爸爸还把他自己用的两样东西送给了我：一支浅咖啡色的花杆派克自来水笔和一本《英汉大字典》。那支自来水笔精巧而典雅，白金的笔尖裸露在外，书写起来非常流利。虽然那时班上已有同学用上了从美国进来的一种最时髦的的“派克51型”金笔，但有了爸爸送我的这支笔，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本《英汉大字典》有着红布包的硬纸壳封面，纸很薄，微微泛黄。这本字典伴随我大半生，从初中、高中、大学、下放农村，一直到1980年代我晋升副研究员以后，单位里一位管理图书的好心的大姐，为公家买进了几本《英汉大字典》，其中有一本薄纸的（轻便），她认为我是最需要字典的，就把这本按原价卖给了我个人。而我原来那本经过自己多次修补的家传老字典则一直珍藏着。
寝室里住了八个人，我的床刚好靠近门口，是最坏的位置，原因是什么我也记不得了。八个人都是插班进来的一年级下的学生，但是他们都比我大一到三岁不等。一方面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在别的学校上了半年或一年中学再转过来的，也有的开始读书晚，也有留过级的“老油条”。每个人一张单人铁床（不是上下铺）。进门右手靠东墙睡的一个叫步宝钧的，有一张五官端正的方脸，头发梳得很光，一条紫红色毛围巾两头搭在前胸后背长衫上。他是一家玻璃和镜子店的“小开”（老板的儿子）。他对京戏也知道得不少，我前面说到的“红生”名伶“三麻子”遇到关公显圣在他脸上扔了三把刀的故事就是后来听他说的。和他相邻而且看来早先互相就是熟人的那个白脸皮、豆芽菜体型的姓杨（记不清名字了）比他稍微小点，看来比较老实、内向。他们两个常在一起。北边窗下并排两个，一个姓袁，宁波人，鼓眼、猴腮、爆牙、厚嘴唇，在全室里年龄最大，有点像大人了。还有一个从某法国天主教会中学转学过来的，“小白脸”，纨绔子弟。睡在西北角的叫康尔琳，是西康人。康尔琳大概来上海不久，上海话还说不顺口，倒是能说一口与我熟悉的重庆话稍有区别的四川话，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睡在西面窗下有一位姓李的，年纪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但我觉得一脸奸滑相，而且确实貌如其人。西南角的那位姓黄，北方口音很重，鼻梁隆起。南墙下冲着门口的就是我了。我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大概有一年光景，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和外人相处，在昆明乾头村南箐小学一年级虽然也是住读，但由两个比我大的亲戚家的孩子带着。
这些人中间只有康尔琳和我是同班的，其他几个都是同年级不同班。
他们故意选我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嫩角色当“室长”，要我多担当一些义务差事，多少有点欺负人。开始时相处还比较融洽，他们还给我取了个女性化的绰号，这也算不上侮辱，因为在这个只有男生的学校里，至少有百分之十的相貌清秀些的同学都被赋予一个女性化绰号，有的人还乐于接受这个称呼。
那时每个室都是八个人左右，正好是一支小型足球队。室与室之间经常相约赛球，事先还贴出海报。操场比正规足球场小得多，但两边却设置了球门。我人小，体力比他们弱些，我的经常性岗位是“back”（后卫）。在我记忆中是进了清心才注意到一种新式的回力球鞋（上海人口头上还是习惯叫“跑鞋”）。回力球鞋是靴子式的，就是帆布的高鞋帮达到足腕以上。鞋帮上还拼贴出一些漂亮的曲线。特别新奇的是厚鞋底的足弓部分镂去了一块，留下一个不对称梯形的凹口，使人想象这种形状会产生额外的弹跳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足弓明显的人弹跳力强，基本没有足弓的叫做“平脚”，平脚的人不适合运动。至于鞋子造型的“足弓”能不能弥补人脚足弓的生理功能就没有人去深究了，反正我觉得这种球鞋的新颖和美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那个时候产品的花样翻新远没有现在这样频繁。所以这种新型的回力球鞋当然成为中学生追求的时尚。
进去不久，我就觉得这些比我大不很多的初中一年级生大多数都不像我那么单纯。我想除了年龄有些差别（有的已经过了青春发育期）以外，主要是因为人家的家庭管束不像我们家那么严，在外面“玩”得多些。此外，只要有一个突出的带头人，会影响整个寝室的风气，正好就有这么一个人。
小白脸 “爱尔翘”
从天主教会中学来的那位老兄皮肤白净，身材匀称，眉清目秀中透出一抹油滑轻佻。衬衫、裤子、外衣无不精致考究。西装裤是用背带吊着的，当时学生中还不多见。皮鞋样式也是最俏皮的。梳着当时最时髦的烧饼式飞机头。早期的“飞机头”是在头顶前部向上拱起一个小丘，到四十年代后期时髦的是使这个突出部分不是向上，而是在额上朝前冲出。顶上的侧面观是平的，就好像一个烧饼放在头顶，而烧饼的边缘像帽檐一样伸出在额前。这和当时汽车外形的发展趋势异曲同工，即仿照了飞机机翼横断面的“流线型”。相比之下旧式的“飞机头”就显得拘谨呆板而落伍了。
我不知道他以前那个中学的校风如何，不管怎么样，这位老兄作为初中一年级生颇有点出格。当然他是不爱读书的，对上课、自习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言谈中对作弊很有一套，而且似乎理所当然。在寝室里他有称王称霸的欲望，首先拉拢两三个人在他周围帮腔，然后以各种方式压倒其他人，他可以对你使坏，叫你出丑，必要时施加威胁，成了寝室里的 “老大”。和他邻铺那个年龄大些的则世故圆滑，往往对他随声附和；北方人黄某喜欢跟着起哄；步宝钧不参与邪事，凡事中立，也不得罪人；姓杨的闷声不响不问事；李某心有主见，但是不太正派，他也不过十四岁的人，我不好用“阴险”二字，不过的确有点两面三刀。他多数事情上站在赵一边，怕牵连的时候又滑走。我是个不懂世故又看不惯其中一些事情的，在这种氛围中难免有点落落寡合，并被赵路易这样的人视为异类，埋伏了后来发生的一些矛盾。康尔琳这个少数民族区来的人（当时我不懂民族居住怎么分布，没有想到西康省有汉族人还有藏族人，不过他的名字有点怪，现在想是不是藏族的？），他比我大，体格健壮，他们给了他一个绰号叫“西康牛”，西康牛大概就是指犀牛，现在又叫牦牛。康尔琳生得圆头圆脑并有一双坦然视人的圆眼睛。他直率、有正义感，和那个小白脸界限分明，而对方也不敢惹他。后来在那人对我发动围攻的时候，只有他挺身而出站在我这一边。
有人带了头，寝室里几个大点儿的同学经常津津有味地谈女人的话题，性的话题，从电影谈到现实。评论陶乐赛.拉摩（当时好莱坞正走红的性感女星，是继伊蔌惠莲丝之后第二个以拍泳装片著名的）的大腿和屁股；认为玛丽.蒙丹（此人当时曾在上海报纸上被渲染为好莱坞“电影皇后”，但是昙花一现，不久竟偃旗息鼓。在我国封闭了二十几年之后，我听到了玛丽莲.梦露的名字还一度猜疑是不是玛丽.蒙丹的新译名，后来一看，年代不对头）的乳房特别有弹性，kiss的时候贴在你胸前是何等的舒服；谈遗精；谈“撑阳伞”（阴茎勃起）。他经常在床上做俯卧撑运动，并把这叫做“戳×运动”。那个纨绔子弟还专门在下身戴一个运动员用的“support”以防自己想入非非的时候裤子“撑”起“阳伞”来，不好看。他经常在床上做俯卧撑运动，并把这叫做“戳×运动”。他的英文签名是“L . Chao” 。于是就得到一个精彩的绰号：“爱尔翘”。 L是他的名的缩写，“chao”是他的姓。当时没有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字母，用大致相近的英文字母转译汉字与普通话的读法颇有出入，往往是约定俗成。他这个姓没有英文字母能拚得准，只有勉强拚成“Chao”，实际上读起来近乎“翘”。于是大家不用给他取别的外号，就直接照他的英文大名叫他：“爱尔翘”。这个“爱尔”即“L”。因为书写连体字时，L的小写字母形状像男人身上的“那话儿”，所以爱尔翘就是“那话儿”翘，也就是“撑阳伞”。对于他，再没有别的绰号比这个更贴切而生动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清心中学里没有女生，到清心女中去则受到严格的禁止，于是就到外面去活动。有一段时间常听到他们几个明言暗语地谈论周末去外面会“朋友”的事，意思里好像那个姓袁的给“爱尔翘”物色到一个对象。后来他们的言谈中更具体化了一点，总是提到“穿绿大衣的”，这成了一个暗语。这事情大概黄某和李某知道一些内情，步宝钧是否知道不敢确定。至少我是除了见到这些迹象之外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十四岁左右的“爱尔翘”伙同几个人处心积虑的去找上一个“穿绿大衣的”，频频夜间会面，这不像是一桩“正常的爱情”，是我偶有机缘过早地隐约见识到（并未亲眼得见）的一次上海洋场恶少寻花问柳偷香窃玉的勾当。
与他们格格不入，肯定是他们一伙后来要给我颜色看的缘由。
关系是怎么变化的，我已记不清了，不过我知道我有些脾气像我爸爸一样，很不善于圆滑敷衍，更不会随声附和，对看不惯的人和事难免心之所恶形于色。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浑然不觉，遭到报复时还不知道是因何而起。总之后来听到了讽刺挖苦，受到故意的孤立，还有不少至今已记不清的“寻吼斯”（上海话，意为：“挑衅”）的小动作给我以难堪。只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学校食堂吃饭不是分食制，而是正好一个寝室八个人一张八仙桌，四碗菜共用。同室之间有时难免为谁贪吃菜有些闲言碎语，例如对于我们室里的北方汉子黄世崑，就有人说过闲话。但吃菜这件事也被赵路易用来整人，却是一个发明。每餐饭前大家都要站起来用上海话唱一首歌：
“我们会食同声感谢，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上帝恩赐同胞汗血，诚心领受为人服役。阿们！”。
有一段时间“爱尔翘”和室里大多数人串通好了，当唱到“为人服役”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筷子举在手里，“阿门”两个字刚刚出口他们的筷子都已经伸进菜碗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菜往自己饭碗里装，顷刻之间至少是好菜已经碗底朝天，弄得我只好吃白饭。后来我也抢，就有人拦我的手，撞我的筷子。当然这样做持续的时间不长，经常这样他们自己之间都会发生矛盾，康尔琳也对此提出过指责。
第二学期有一件事情使这位在宿舍里不可一世的“老大”威风扫地了。他平时盛气凌人，难免与其他强者发生碰撞。有一个和他们同班的住在楼下的人，姓陈。此人身材和他差不多高，也略偏瘦，皮肤微黑，双眼炯炯有神。冬天经常穿一件黑色皮coat。那时上海男青年穿的皮革上衣有两种，短的jacket下摆只及腰，用拉链；当时被认为更时髦的coat则是短大衣式的，在腰部还有一根皮束带，不过一般都并不束紧，让它松着，把两端插在侧面口袋里，显得更潇洒些。衣领里面都系一条羊毛围巾，而且还喜欢把领子翻竖起来，不仅是为了更暖和，主要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派头。我那时曾经很向往这样一件coat，,但是已经有了爸爸给我从北京买的外有皮革内衬毛皮的厚实暖和的夹克，虽然土气一点，但不敢再有奢望了。上海人穿衣服讲究穿法，什么衣服在什么场合扣到第几个扣子，长袖衬衫在不套外衣时袖子卷到肘部什么位置有讲究，卷折的宽度也有讲究，超过一寸半就难看了。凡此种种，穿得不得体，衣服再好也是个“阿木林”。这个姓陈的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头儿”，但是人还比较正派。“Chao”与他是同班的，他们之间可能是早已有了宿怨，不知道是为一件什么事终于爆发，陈在心里已经有准备，这次要把此人收拾一下。先是两个人在楼梯上下相骂，陈马上就由几个人簇拥着上楼冲进我们房间，来势之威猛只有惯于相斗的角色摆得出。他走来就对着赵的肩膀上重重一掌，接着一连串的：“侬想哪能啊？哪能啊？哪能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接着就把赵的右手抓住，顺时针方向一扭，这只胳膊只好处于背部，变成一根“操纵杆”。被扭住的人完全被控制住，要你朝哪个方向就得朝哪个方向，要你弯腰就得弯腰。好在几个人拉着不让再动手，陈在那里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想不到平时潇洒倜傥油嘴滑舌的人竟讷讷语塞，无以应对，脸都吓白了。直到这场戏看够之后，几个人才给双方一个台阶下，把陈劝着拉出去。这一下，不可一世的“爱尔翘”翘不起来了，他感到在寝室里当着大家的面“坍台”坍足了，竟一边哭一边赌咒发誓，一定要给陈某人颜色看，扬言要到外面去打架，把陈“摆平”。当然这话都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找回一点脸面，说说而已，从此以后赵的气势收敛了不少。到第二个年头我们换房间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的又转校滚蛋，不知到哪里去了。
新学期白相城隍庙
第二学期（升初二）开学时还是夏天，到校那天发现又来了一批初一的新生，学校安排他们住在庚午宿舍南面的平房里。我忽然发现新生里有一个塘山路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叫季关钰，在小学时绰号叫“搛块肉”（只有在上海话里这三个子和他的名字谐音）。他家里在百老汇路旅顺路附近开一家门面不算大的“大来钱庄”，钱庄“小开”当然是很有钱的。他这个人体型宽，挺胸凸肚大大咧咧的也有点老板、小开派头，不过性格还比较爽块。相遇之下，我们都感到惊喜。我是跳了一学期进来，他是等了一学期进来，所以我们差了一个年级。我带着他到舍监“榆木头”那里去办了住宿等手续，时间还早，没有事了，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就一同去城隍庙玩。
清心中学就在大南门外，而上海旧城本来不大，所以从学校西边跨龙路往北走到中华路再从一条老城的窄路（好像叫方浜路）走进去一里多就到城隍庙门口了。平时因为不许出校门，所以这是第一次去玩。南市区（主要部分是老城区）未曾划入租界，虽然在近代也有所变化，但是仍保存了中国旧城市的基本面貌，窄街，中式瓦屋，老式店面，没有汽车电车，商业凋敝，人也显得懒洋洋的。城隍庙本身是个小庙，上海人所谓：“白相城隍庙”，指的是在城隍庙附近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片比较繁荣的街市，相对集中了一些江浙土产、传统点心吃食、工艺品等特色东西。以“九曲桥”为中心，周围许多茶楼、酒肆、饭馆。茶楼上还有卖唱的，当时政府没有刻意在那里营造什么景观，任其自兴自衰，人们要去“白相城隍庙”只是由于它和其他市区有些不同，而且还有传统的旧名声。那里又叫“老城隍庙”，因为还有一个“新城隍庙”，我们一家人到上海不久也去玩过，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已记不清了，因为后来“新城隍庙”这个名称似乎自然而然没有被人提起了，那里也没有庙，只是一个小街小店但是比较繁荣的商业小区。从大南门到老城隍庙那条小路上有一家上海有名的甜点心店-乔家栅的分店，那天我们去品尝了豆沙棕子。
说到白相城隍庙我又想到白相“大世界”，是那个时代上海最兴旺的大众化游乐场所。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某个大人带我们去玩过。在跑马厅东南面“法大马路”北面，连环结构的屋群。大门进去，门厅里第一眼看到的是竖着许多古怪的大镜子叫做“哈哈镜”，任意凹凸弯曲的镜面把你照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变形人，博得指手画脚哈哈大笑。里面的大格局有点像现在的购物广场，围着一个露天广场的许多楼房以“天桥”或走廊相通。楼上楼下各个场子都有舞台，都不算大。京戏、南北地方戏、滑稽戏、评弹说书、魔术杂技、跳舞唱歌样样齐全。当然还有各种叫卖的。种种嘈杂混成一团，摩肩接踵人头拥挤。进到里面只有挤来挤去东张西望，坐定看什么是不大可能的。看跳舞那个地方“洋琴鬼”吹得“咕”啊“咕”的，吸引我们从台边座前挤过去。很窄的台上一排光腿大姑娘手挽着手整整齐齐的在甩大腿，我们挤过时脚尖差点都快踢到我们头上了。这种“舞”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上常有，大概就是国人说的“大腿舞”。
穿来穿去到了最感兴趣的“滑稽戏”场总算挤到个伸长脖子望得见台上的地方站定了。那里正在演“山东马荣贞”，我在“无线电”里听到过。据说是不多几年前上海滩上的一桩真人真事。山东汉子马荣贞是个练把式（上海人叫“卖拳头”）的，有真功夫而且性子率直讲义气。带着班子跑码头来到上海滩讨口饭吃，遇上一伙流氓地头蛇，为首的叫“白癞痢”。敲诈勒索碰上“不买账”，他们惧怕马荣贞的武功就用了毒辣诡计。一次打上门来，一个迎头抛一把石灰刺瞎了马荣贞的眼，另一个就举“小斧头”（这是上海流氓常用的武器）朝头上砍去。马荣贞冤死，戏里有一段给他妹妹“托梦”时悲愤凄惨的唱词。后来智勇双全的妹妹马素贞女扮男装来上海追寻冤家为兄报了深仇大恨。我们站定看戏的时候正好是“白癞痢”带着爪牙们来到马荣贞住的客栈“拜访”，跟班的介绍：“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白癞痢老板”时，“白癞痢”把帽子一揭亮出一头癞痢。看了不一会儿实在挤着太热我们又挤出去了。
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
那个夏天我的身体不大好，也许因为那个暑假过得不大轻松。在小学快毕业的那个秋冬之交，妈妈生下了弟弟，按全家男孩顺序取名季威。几个月后长出样子来了，大家说和我小时候照片里的样子长得很像，因此都叫他“小伯威”， 几个月他长出样子来以后非常好玩，所以即使后来老大之后仍脱不掉一个“小”字，一直叫到大都没有改口，所以他的正式名字只有外面的人叫了。
有个小毛头家里添了不少事，到第二年妈妈又大病一场，那时对胃病有了更具体的说法，叫胃溃疡。妈妈每次的胃病发起来都很厉害，以至进食很困难。暑假里她正病着，护理工作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做的，而且她只喜欢我来做，那就是给她买面包，烤面包。对她来说面包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但普通的面包天天吃顿顿吃，谁也受不了。妈妈喜欢吃一种“鸡蛋面包”，用鸡蛋、糖和面粉烤的，外形有些像我们中国的一盘红烧扣肉，一个面包是由许多片粘合在一起，面包皮烤成发亮的棕色，芯子是鸡蛋黄色。一般食品店买不到，要走到苏州河畔四川路桥下一家西式糕点店里才有。爸爸早出晚归，杨妈这时许多家务事脱不开身，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走几里路到那里去买，买回来以后又是由我来烤。买来一个铁丝做的烤面包夹子，手握着面包夹的把子在煤球炉子或者电炉上烤。妈妈就喜欢我烤的，也是因为我做事最有耐心。必须把夹子举得离炉子远一些慢慢的烤，这样烤出来又香又脆，而且表面不太焦糊。许多时候我还要抱小弟弟，学会了给他把尿，换尿布。我还记得田田在重庆用的尿布就是把一些破床单撕了折成正方块，再沿对角线折成等腰直角三角形，包的时候直角在下两个锐角在两侧，拢到肚子前用一个别针一别就裹起来了。在上海用的尿布改良了，是长方形的几层布用“洋机”踩在一起，其中一个短边两侧钉着两根布带子，长方形前后一兜，带子一系，不用别针，既简便又避免了被针戳着的危险。夏天换尿布一定要先把下身揩干净，还要在凹处搽痱子粉。有时我还帮忙洗澡，洗了澡也要全身搽痱子粉。
暑假里还有假期作业要做，休息时我把席子铺在地上看小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总之记得那个暑假我常感到头晕眼黑，开学那天在礼堂开会，人很拥挤，天又闷热，我站在楼上后排的地方，越站越不舒服，突然眼前一黑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我已记不清那时怎么乱了一阵，来了图画老师华弁英先生，他弄来了冷水毛巾放在我头上掺扶着我在礼堂楼上后面的外走廊来回走动，然后休息一下就好了。华先生年纪也比较大，是绍兴人，戴的眼镜总是往下滑，样子有点滑稽。他教我们图画，其中还教我们木刻画。一种专供木刻用的纤维细致的木板是他发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还得去买一套粗细不等的，半圆弧凹槽形或尖角凹槽形并带有木柄的刻刀。有一幅木刻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两个苗族人面对面坐着，头上裹的头巾还突出一个尖角。华先生为人忠厚，后来我离开清心前夕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词，不料他用钢笔在上面给我画了一幅丰子恺式样的画（我指的是具有国画风格的漫画）。画的是一个挟着雨伞背着布包的长途跋涉者，有山水作背景。还题了：“登高自卑，行远自邇”八个隶书的字。
也许我这时候是开始发育需要营养了，家里给我买了鱼肝油精丸吃，我吃鱼肝油从来不用开水吞服，直接在嘴里嚼碎了吃。
“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
中学每个班仍旧有一个负责的先生，那时是叫级任还是叫班主任我已记不得了。从进入清心一直负责我这个班（应该说是我一直在他负责的班内）的先生叫陈拱龢。他还很年轻，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十足的“洋气”。他个子不高，皮肤白里透红，血色超常。整个脸并不宽但是腮帮明显突宽，每天刮得很光也遮掩不住络腮胡根影。头发棕色，连眼珠也带棕色。除了鼻子不是特别高，眼眶不是特别凹，其他各方面都像个白种人，但整个长相看起来仍显得英俊。夏天他喜欢穿布料精致色调俏皮的花格子衬衫。冬天常穿的那件棕色皮夹克厚实而不显僵板，款式优雅。正如前面说的，拉链拉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大约在脐上两个扣子的地方。上面随着身姿的改变开阖自如，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并时隐时现地露出里面雅致的羊毛衫。一个人的身姿和步态很难用话语描述，就像不能用数学公式描述一样。如果要说这位陈先生，不妨仅以潇洒二字给人们留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在这上面他几乎臻于完备。不过有几个颇具个人特色的习惯还是值得一提：在教室里上课时他喜欢像美国人那样随意地坐在讲课桌上，或者边讲边走下讲台踱步，走到哪个学生的课桌前高兴时就往那课桌上一坐，继续侃侃而谈。
他在我们班上任课最多的是英文文法，教文法在黑板上除了要写字还要划线条做图解（diagram）。他在黑板上写字划线时不用背过身去对着黑板，仍旧面向学生，中指食指像夹香烟一样夹着粉笔，大拇指在尾端稍微扶着点，就可以用右手在身背后黑板上随意写划了。如果发现正讲课时有同学在下面交头接耳或者做小动作，他会不动声色地从盒子里捡起一节粉笔头，以漂亮的手法准确地扔到那个同学头上，当被击者惊起抬头时，他只是淡然地丢一个责备的眼色便继续讲下去。他甚至在用戒尺打犯规同学的手心时动作也带着点儿cowboy的潇洒。但是，他这个人虽然很讲究外观修饰，却并非一般浮华纨绔之辈。我能感觉到他在上述各方面表现出的外观的洒脱均来自内在的睿智。他的课讲得很精彩，本来是最枯燥的文法课，他能讲得令大家听着入神。他的英语发音很漂亮，而且至少我们看到他在人文方面的知识也很广博。有一个学期他教我们的世界史课，那是大家听得最享受的课。特别是能在历史事件中贯穿着精彩生动的故事。印象特别深的是讲到古罗马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恺撒、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佩特拉之间的传奇故事。要知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四十年代末，而伊丽莎白?泰勒拍“埃及艳后”是六十年代的事。可见他的故事并非来自好莱坞影片，很可能是来自他常常看的英文书籍。
他对我们这个班的管理应该说很尽职，而且比其他班都严。许多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犯了错是要责罚的。那时至少是初中生还有体罚，就看老师的脾气如何。马虎的根本就不管，陈先生可要定时算账，打手心、“立壁角”（在墙角罚站）。调皮学生很有些恨他，因为他脸很红，同学们背后常叫他：“红面孔”，恨他的人干脆叫他：“红屁股”。其实他严过之后也会好好讲道理，叫人心服，我们这个班的确也让他整顿得风气比较好。他和部分同学也建立起一些友谊，学生到他寝室去还可能受到款待，他有钱，出手大方，有时班里面需要花点钱的事就由他掏腰包了。直到解放后第一年我们这个班竞买“胜利折实公债”，名义上是全班同学买，实际上是他出的钱。
他带这个班是由初一上开始的，所以我一去就听大家说他最喜欢班上两个学生，一个叫张权申，瘦小个子，特别是头小，绰号“小头”（上海学生俚语中“小头”有一层邪乎意思，和“爱尔”同义），另一个叫柳如浩，清秀斯文。这两个都很用功，品行端正。陈先生和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同学显然亲密得多，就是下课后也常相伴。于是有人说闲话，说他两个是陈的“过房儿子”（其实年龄差别不过十来岁）。
不过，他对班上学生的管教中还采用了一套值得争议的办法。教室里每一竖行被陈指定一个“组长”，负责维持风纪，还要把一个星期内有作弊、打架、骂人以及其它不守课堂纪律行为的人的名字记下来，下个星期一交给他算总账，这是一种同学间的监察和公开告发。选择的“组长”都是他认为品学兼优的人，于是我这个插班生在第二学期（初二上）也当上了组长。我自己整个星期一点不犯错误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别人的事情有时我也看不见（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坐在前排），自己的事情则不会不知道。所以头一个星期我交给他的名单里头一名就是“胡伯威”，因为我上课时和后排的人说话了。陈拱龢先生这次又表现出了大将风度，对我，手心照打不误，打得丝毫不比别人轻些。但打过之后很严肃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对我的为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将来能成事者就是我这样的人。其中许多道理其实我自己当时根本不懂，他是把诚实和聪明联系在一起的，里面隐隐含有“权术”的成分，就像曹操马践麦田之后割须自责一样（虽然他当时并没有举这个例子，但是有这类意思）。实际上我当时头脑里极其简单，我受《爱的教育》、《苦儿努力记》这些书以及类似的父母说教的影响很深，只知道人要正直、要公平、不隐瞒真情、不撒谎，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很自然的认为检举了别人独不检举自己，道理和良心上都上说不过去。
解放以后陈先生还在清心教书，到了1957年听到消息说他和我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了。那时他在什么单位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听来的。不过我想他这样受欧美式教育熏陶很深，聪明而又心高气傲的人本来就是个“右派”的胚子。
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
这里我联想起另一件事。也大致就在那个前后（当时我们的教室在思鲍堂楼下，我记得两件事情的背景都是在那里），国文老师李彬之先生讲解一篇文言文（题目和作者都记不清了），其中一句有：“慎言、寡言、讷于言”这几个字。他为了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三个词的含义，就举了我们班上三个同学为例。他认为“慎言”的典型就是胡伯威。这当然也很抬举我，因为“慎言”者是聪明人；“寡言”和“讷于言”者不是呆板、懦怯就是迟钝。但是李先生如果知道胡某人长大以后的故事不知将作何感想。实质完全不同的类似表象很容易被看混淆了，那时才十三岁的我，什么叫“慎言”？如果把“慎”字理解为认真严谨，那也许说对了。但后来我知道，现实社会里“慎言”大都被理解为城府深，善于自我保护。我要真有这种“慎言”的功夫，这一辈子就太平无事了。而我恰恰是因为有太认真的这种“慎”而失去了自我保护的那种“慎”，以致一生命运多蹇，这也许是李先生当时想不到的。
说到李彬之先生，他也是清心中学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师，他是宁波人。我已经说到了许多不同籍贯的老师，归总一句：那个时候凡是江浙两省的教员无论在课堂上、下几乎都是乡音不改分毫，因为江浙（除温州、金华等少数地方外）话上海人都听得懂，无需改腔。李先生说的当然是宁波话，朗读在那时是国文教师的基本功底，听李先生的朗读有如听音乐。课本上选的文章都是精品，文言文除古文外还有清代姚鼐、袁枚等脍炙人口的散文；白话文有胡适、徐志摩、朱自清等开创文字新风的代表作。文章好，诵者如痴如醉投入其中。诵即是唱，有腔有调。就像造房子打夯喊号子一样，各地有各地的腔调，也许还有门有派，各有千秋。李先生的师传当然来自宁波，用“贼骨挺硬”的宁波话进行儒雅斯文的唱诵，其效果竟然出人意料。演滑稽相声的说，宁波人说话像唱歌，那是揶揄调侃。意思是说宁波话里面都是“do rei mi fa so la xi”。但是李先生用宁波话让我们听到了真正美妙的音乐，他的调门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拿在班上朗读，写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提到了在寝室的床上看到中秋的月亮。多少年来已经不讲究文章唱诵了，“摇头摆脑，抑扬顿挫”，成了耻笑迂腐老学究的贬义词。其实唱诵的确有助于充分发挥文章的音韵之美，习学作文还是要借鉴老祖宗的熟读熟唱，自然达到潜移默化。十几年前我在看了女儿用的语文教材后简直怒不可遏，小学生、初中生学语文去搞那么多枯燥繁琐倒胃口的“分析”干什么？不知道这些编书的蠢材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是受了哪个蠢货的指挥非得这样搞不可的？现在的语文教育远不如过去的八股先生。
地理老师叫王笃信，从他的名字可知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家里也很富裕，年龄也和陈拱龢差不多，而且也是一表人材，仪态也很潇洒。但两个人之间显然各有特色，如果说陈或多或少有点cow boy气质的话，王则具有正格的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脸庞端正饱满，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穿西装且打领带，或者穿一件款式正规的短大衣，他的潇洒融合在端庄之中。除他们两个以外清心中学还有一个风雅才子叫方文滨，是教国文的，穿中式长衫，面皮白净，五官清秀，举止飘逸，又是独具一格。此外还有一个姓屠的年轻教师，据说家里也很有钱，但此人相貌平平而且缺少风度，连说话都有点吐字不清，是在解放以后因为表现积极进步，那时我才对他有点印象的。
王笃信先生讲地理课要求我们打格子画地图，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不仅练习了制图技巧，而且经过自己画地图之后，脑子里的地理位置印象非常深刻。他还想出些巧妙的记忆方法帮助同学记住一些比较繁琐枯燥的地理事实，例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原来的东北三省（老百姓常叫做：“东三省”）划分为九省。原辽宁省分为辽宁、安东、辽北三省；原吉林省分为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原黑龙江省分为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 ，他用九个字使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新设的九省，这九个字是：“老哑巴，桔松核，黑良心”，用上海话念起来和“辽、安、北、吉、松、合、黑、嫩、兴”这九个字的音很接近。解放以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立即改了，除恢复原来三省的建制以外，还把黑龙江西部一大片划归内蒙自治区。就是因为王先生的这九个字，我到现在还对那短暂实行的九省区划记得一清二楚。
作为教会学校，清心中学的英语教学应该说是不错的。除了陈拱龢以及王校长的太太以外，教阅读欣赏的主要是一位苏州老先生，叫钱秉良。秃顶和戴金丝边眼镜使他显老，实际可能不到五十岁。选择的课文都是一些有趣的经典故事，有两个薄本书，还有Arabian Night（天方夜谭）的一个节选本。此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故事有“King of the golden river”，“Robin Hood and Allen?A?Dale”，“Allibaba and Forty Robbers”。但是我始终对英文本身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兴趣，因为那东西主要是靠死记硬背。我继承了自己在小学时候已经形成的特点，喜欢思索，喜欢探究，讨厌背书，讨厌死记的东西。我的兴趣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追求知识没有现实目的。虽然干妈曾说过初中毕业后要送我去美国留学，但那时候我平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也就完全没有想到为此要下功夫把英文学好。相反地，对一道几何难题倒是舍得废寝忘食去想，好像解得出解不出与我命运攸关似的。
音乐课是在礼堂里上，因为钢琴放在那里。老师是个广东人，好像是姓蔡，戴眼镜，上课时也穿大衣。用的一本音乐教材全部是欧洲著名经典音乐家及他们的代表性歌曲作品的介绍。有巴赫、韦伯、海顿、汉德尔、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茨、舒伯特、门德尔松等。我对五线谱感到极大的头疼，因而对它有排斥心理，看着五条横线上丁零当啷挂满的“豆芽菜”心里就发麻，到头来只勉强能够慢慢读出C调。好在解放以后读高中的时候就从五线谱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从清心那时候起我已经形成很不错的嗓音，而且唱起歌来颇有表现力。
体育老师王焕刚我已提到过，他除了体育以外还有音乐才能，他会拉钢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市里面的中学团体操比赛，清心中学的团体操从编曲子、编动作到全部组织、操练都是他一个人包下来的，有些来参加的同学比较散漫，这件事搞下来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火气大，为此发了不少次脾气。
凶神恶煞支教官
学校里还有一个军事教官，名叫支蔚钧，后来听说他是朝鲜族人。此人黑瘦高个，眼神犀利，络腮胡虽然刮干净了还可看到腮帮发青，常穿一件深色的大衣。整个形象有些像解放以后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契卡”总头领捷尔任斯基，而且他们干的也倒有点类似同行。他不是一般教员，来这个学校是另有背景的。他除了教一节军事操练课（不过是一般的站队、步伐等）以外，公开的说主要是管学校风纪，实际上还有政治目的。当时内战开始加剧，上海市内有各种社会风潮。支教官有时突然到庚午宿舍查房，表面上是查风纪、查淫书，实际上是查学生地下政治活动，查共产党书籍。这是我在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和我同年级不同班，而后来考进上海中学才和我同班的邱善昌告诉我，他有一次在交通大学玩的时候正巧遇上国民党特务在那里镇压学生运动，他亲眼看见支蔚钧和其它特务一起在那里挥鞭子打学生。由此看来平时派在各个学校的这些“教官”之类的人物都是隶属于特务机关的。
支教官上教练课的时候很凶，对同学责罚的时候更凶，当然这些公开的责罚并不涉及政治，都是针对一般的“过失”。吃过苦头的同学自然恨他，有人不叫他支教官，而叫他“骚教卵”。我这个规矩人偏偏运气不好，在他手上触了一次霉头。就因为出了一次校门，在校门口附近买东西吃，记不得怎么会被他知道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一根专用的板子，打了十记手心。他打手心可不像陈拱龢打手心那么容易受，我的手肿了很长时间，有人叫我用砚台压在手心上感觉凉一些就疼得好一些，但我试了，并没有多大效果。
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
一般星期六下午家里的三轮车会来接我，有时直接回家，有时先去爸爸公司，等他公事完毕后再一起到逸园（又叫“跑狗场”，在上海西区）去看足球赛。爸爸是个足球迷，那段时间我也被他带动着对足球感兴趣了。我记得那时上海最有名的篮球队一个是东华队，一个是青白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海足球队好像也叫东华队，而它经常的对手是侨居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西联队。西联队有个号称“铁门”的守门员叫麦尼地，我喜欢看他非常精彩的扑球动作。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叫张邦伦，也是很厉害的，比起麦尼地来则稍逊一筹。前锋主将是张林根，后卫还记得一个韩尼波，还有一个号称铁脚的李尧。说到铁脚，抗战时在重庆我就听说过李惠堂，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的球王。据说他弟弟是一个很出色的守门员，不服他哥哥。有一次要找他哥哥打赌，李惠堂在十二码处（就是发点球的位置）射门，弟弟守门，结果一球踢在弟弟的肚子上送了他的命。这才叫“铁脚”。不过回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可靠的传说。
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星期天下午回校后，有时要在学校西边的小礼拜堂做礼拜。平日除了吃饭前用唱歌代替饭前祷告外，早自习课之前还有一次祷告。有时由学校请一些著名的牧师，也包括外国牧师来学校礼堂布道。记得有一个美国牧师讲道时曾用“嘀嘀嗒，嘀嘀嗒……”的无线电导航来比喻上帝在冥冥中指引着我们的心灵和人生途程。那次是由王心康校长亲自担任翻译。有时还集中几天时间在校外礼拜堂举行“奋兴大会”（“奋兴”两个字不知道我写对了没有，当时只闻其音未见其字），通过集中布道发展一批新教徒，接受洗礼。听讲道我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我喜欢唱诗班的赞美诗合唱。有一个大约十来个人组成的唱诗班，唱的那些赞美诗我都耳熟能详了（许多我在重庆黄桷垭做礼拜时就听过）。合唱的时候一律穿围着白领圈的黑袍，其中有一位是学校的年轻教师，叫李摩西，由于他穿那样的唱诗班衣服，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剃头师傅”。
我一生中除了在重庆曾受婶婶、小姑姑、冯叔叔的影响，接触过耶稣教，相信过一阵子，也许因为我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长大些后和什么宗教也没结不上缘。但是我从来倾向于对世界对人生采取理想主义的、真挚的、肃穆崇敬的态度和感情，至少前半生是这样，哪怕曾被主流社会遗弃和摧残过。我不信圣经故事里的耶和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就像不信如来佛、观世音和太上老君一样，但是基督教音乐却能够在我内心引起震颤和共鸣。实际上这是人类自己的东西，是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舒伯特在内的欧洲古典音乐家贡献于人类心灵升华的创造。1990年我去美国科罗拉多的Boulder遇见曾在北大一年级和我同过班的陈章昭和他的太太赵燕曾（她是比我们低几届的同学，是解放前后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的女儿），他们定居在Boulder附近一个法国名称的小镇Lafayette。他们，特别是赵燕曾对耶稣教的信仰可以说虔诚至极。在那里的时候对我热情款待，离开之后曾和我保持了好几年的书信联系。很自然地离不开信仰的话题，我曾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信教太难了，而且我现在就是在哲学信仰上也完全在迷途中，对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有一大堆疑问，连对曾经多年深信不疑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感觉到不少破绽了。但是我说我对基督教音乐，对赞美诗情有独钟。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就一起听他们的录音带（那时在国内还很难听到）。赵燕曾也爱好音乐，共同爱好使我们更接近。当时她就选录了两盘磁带给我，后来又陆续邮寄了两次，还包括复印的歌单。这些年我们家里几乎每年圣诞夜入睡前都要放他们寄来的圣诞歌曲录音带。后来听到一些CD碟片，我还发现，在音乐中应该是最保守的基督教歌曲也在“与时俱进”。有一部分已经或多或少离开了纯古典风格，掺入了jazz甚至pop的味道，对老歌作了新的诠释。所以归根结蒂宗教神圣的东西还是人自己的东西。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