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接内战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共还在马歇尔协调斡旋下谈判的时候，报纸上称共产党为“中共”，爸爸还买回来当时出版的两本精装硬簿面画刊，一本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本叫《抗日战争画史》，里面都有大量的历史照片，附有文字。前者从简略交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会议说起，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希特勒在戈林、戈培尔簇拥下从兴登堡总统手上接受总理任命掌握政权；张伯伦、法拉第出卖捷克斯拉夫（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慕尼黑会议………，整个二次大战过程一直到联合国的建立；纽伦堡审判和战犯上绞刑台（照片上看是仰卧着绞死的）。后者则溯源到明治维新、满清退位、日本侵华政策发展史以至整个抗战过程。主要是报导“国军”主战场的情况，但也报导了一些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动态和战功。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一些照片外还刊出了林彪、刘伯承、彭德怀、陈毅、项英、叶挺、叶剑英等不同场景下的照片。还包括一张披着军大衣的女作家丁玲的照片。
不久之后报纸上出现了“戡乱”一词。开始了内战的报道，“中共”、“共军”改成了“共匪”、“匪军”。起先常见到的是诸如：“刘匪伯诚（‘承’字常常被写成‘诚’）一股窜扰××（地点）国军予以迎头痛击，歼其大部”；“国军挺进××，匪向××仓皇逃窜”等语。后期则往往看到：“匪某部大举窜犯××，国军顽强抗击后已胜利向××转进”。这“转进”二字有点深奥，后来看多了才明白，“转进”用上海话说就是“别转屁股”来“前进”。
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
法币重返上海取代汪伪“储备票”以后物价一直是在涨的，但是起先还不算厉害。我在小说《慈母泪》里看到外国的物价也常往上涨。但是后来越涨越快，于是牢骚大盛。杨妈从小菜场回来说：“今早黄芽菜卖到××块哉！”，婶婶只有无奈的惊叹一声：“热昏！”。
最后终于到了“飞涨”的阶段，家家户户惊恐起来。商店里的东西一天可以换几次价码牌，来不及换就在上面划掉旧价写新价，有时划了又划，改了又改。几天不买东西再去商店看那价钱就看不懂了。渐渐地，买一样日用东西动辄论万，然后是十万，然后是百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大饼（上海人说的“大饼”就是我们弄堂口山东人在炉膛里烘出来的甜烧饼和咸烧饼）最后卖到三百万法币，所以报纸上谈物价时有“天文数字”一说。新出来的法币的票面当然越来越大，纸张越来越蹩脚，印刷越来越粗糙。这样还是赶不上物价，所以上街买东西要装上一大捆一大捆的钞票，据说那时有人用麻袋装钞票去买东西。我没有亲眼得见，但我想那时要买大东西和贵重东西用麻袋装钱也是不奇怪的。只此物价一项已使各等样人都是“人心惶惶”了。“等涨”使得有些商店囤积货物，特别是米店动不动关起“排门板”宣称无货，靠囤米发财的“米蛀虫”引起老百姓公愤。而“怕涨”的心情又使得老百姓拿到钱后也赶紧抢购囤积点东西在家里，不然过两天钱就不值钱了。大家都不敢存钞票（指“国币”），于是早已多年不见踪影的银元突然大量冒出来，人们得了钱要不立即花掉的话就得赶紧去购买银元，到买东西的时候又把银元拿去换钞票。于是出现了银元市场和银元贩子，交易都在街头进行，我记得集中的地方之一就是北四川路。银元贩子也叫“银牛”，因为那些倒卖紧俏物品（包括戏票、电影票）的街头“游击队”都叫“黄牛”，“黄”改成“银”更是厉害。这种非法行当警察按理要抓的，但是就和现在的许多事差不多，雷声大雨点小，紧紧松松，真真假假，老百姓眼里扑朔迷离，结果是越抓越猖獗。银牛们手掌上掂着一大摞“大小头、鹰龙洋”（即分别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头像和鹰、龙、图像的银元，虽然它们的重量和成色只有细微差别，但在那时黑市价格很有点出入。在这上面袁世凯的“大头”比孙中山的“小头”吃香，曾使我心里有那么点愤愤不平）抖得当当响，形成满街的银元大合奏。
久之银元出现了假货，辨别真假的主要方法是听声音，左右手各把一个银元托在食指肚上，互相轻轻碰击，真假之别听声音自是了然。还可以把银元轻轻捏在指间用力一吹，要是真的也会发出颤音，假的则木然。
有钱有“路道”的人还可以购存和投机买卖黄金美钞，黄金实物的形式是“条子”（一指多长的金条）和“小黄鱼”（小金砖）。爸爸是没有“条子”的，我只见过一枚“小黄鱼”收藏在大衣柜打开最右边那扇门上面第二个格子（平时放钱包和贵重东西的地方）里。不过我有时星期六下午坐三轮车回来，到他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听到他打电话常常讲的是美钞价格、股票价格等。解放后他自己也“交代”，在公司做一般业务的同时也和别人一样做了点美钞证券等的“投机买卖”。其实那时候除了真正的“赤贫”，许多人家都要做点这样的“投机买卖”，以免辛苦得来的钱很快变成废纸。
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
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事我直接知道的实在极少，但从报纸和传闻中可看到社会动荡不安，新闻层出不穷。学生示威游行（有一次为什么事抗议英国政府，把外白渡桥下英国领事馆建筑和铜牌上都涂了柏油，直到解放后多年还铲除不掉），工人罢工（最大的一次是申新第九纺织厂的大罢工）商人请愿，舞女冲击社会局。有一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示威，市长吴国桢（抗战胜利接收初期市长是武人钱大钧，后来到快解放时一直是文人吴国桢）出来调解，挨了一顿打，报纸上说吴的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了。
这当中又发生了轰动全上海的著名越剧女伶筱丹桂自杀案，报纸上、电台上长时间一片沸沸扬扬。事情的主角除了自杀的筱丹桂本人还有戏院老板张春帆，另外牵涉到一个据说是筱的情人叫冷山的。越剧界同人（那时唱“绍兴戏”的都是女的）把张春帆告上了法庭，这事涉及当时“戏子”与老板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由于发生在名伶身上，又出了命案，把许多事都抖出来了。越剧界的“姐妹”们几乎全部站出来联名上告，为打官司演戏募捐，领头的是袁雪芬。“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当时毕竟还很小，只记得这场热闹。最后好像是张春帆无罪释放，筱丹桂冤沉海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平。其中的复杂过程和牵扯到的方方面面我看不明白也没有记住。我倒还记得这么一点小情节：在舆论界一片激愤的情况下，是哪家报纸登出一则小消息，标题是：“冷山偷铁”。其中写的冷山是警察局抓到的一个小偷，也可能实有其人，却偏偏和筱丹桂案中被人们同情的冤方之一的冷山同名。小偷到处都有，本不值得专门写一则报道，而且用那么一个醒目的标题使“冷山”这个名字卑鄙化，这个记者到底是“轧闹忙”（凑热闹）插科打诨还是故意搅混视听，不得而知。
袁雪芬解放初就作为戏剧界进步人士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主演拍摄了根据鲁迅短篇小说《祝福》新编的同名越剧电影，声名大噪，几乎家喻户晓。文化大革命前夕尚未出台就被禁演的电影片《舞台姐妹》里的主角竺春花身上就有袁雪芬的影子。而由上官云珠演的那个因人老珠黄被遗弃而自杀的演员（我不记得在影片中她叫什么名字）则部分取材于筱丹桂的身世。这个电影里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我想不是没有来由的。在这些声势浩大的社会事件中都贯穿着和当时炮火战场平行的政治斗争。
上海还是不夜城，上层社会还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切照旧。有一个女歌星兼电影明星白光正走红，她的影片我没有看过，她的歌到处收音机都在播送，女低音，特色是词调淫荡。流传得最广的是她演的一部电影（不记得片名了）里面的插曲“假惺惺”，歌词还记得一点：“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正经。你要看，就请看，不要那么样的做作，不要那么样的××………一本正经，吓坏了人！………”。我说过，那时清心中学里都是男生，同学间喜欢取女性绰号相戏谑。解放前不久曾和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叫金以光，就因为名字里有个“光”字使他得了个“白光小姐”的绰号，可见当时白光名气之响亮。解放后白光当然被看作旧社会腐烂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后来见一篇文章说白光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她的影片和歌曲是特意用来腐蚀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就不知是真是假了，反正这个人是逃到台湾去了。想不到的是前几年突然看到电视台转播台湾的一个具有纪念性的歌唱会的节目，居然有年逾古稀的白光出场，受到台湾歌迷狂热的欢呼，说明这个人到台湾后还是长期活跃在艺坛上，还在“腐蚀麻醉”着我们“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不过看看如今国内娱乐市场的情况，当年白光的“黄色”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了。
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
在物价已达到天文数字并且还停不住涨势的情况下，法币钞票在百姓眼里已经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南京政府突然宣布进行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元券”。这个名称取得很好听，使人似乎感到钞票的背后是亮光光硬梆梆的“金元”。政府确实也信誓旦旦地宣称新币有可靠的黄金储备做保证，不管有什么议论，我感觉到当时在老百姓中是引起过一阵兴奋和好奇的，老百姓即便半信半疑也总是期望真有好事降临，就像现在人们一年复一年地看着“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用词上每一次“与时俱进”了一下，有点新意，那么就期望着“这一次”能够真正奏效一样。
终于看到新钞票了，果然形象不凡，纸张挺括，印刷精美，“蒋总统”的头像第一次出现在钞票上代替了国父孙中山的头像。据说这批钞票是早就在美国印好了的，那时老蒋还没有正式当选总统（曾经闹过一场“竞选”，是由程潜出来扮演老蒋的竞选对手，结果自然是预先铁定的）。我那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一个财政数字概念，我记得宣布首次发行金圆券的总额是二十亿元，也记得官方宣布了一个金圆券与美金的比价好像是二比一，但我却不记得要拿多少老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可能是因为那时法币的币值本来就天天在变，如果新币确如所宣布的那样稳定，那么在兑换的限期内兑换比价应该是天天变动的。究竟如何我想只有当时懂经济的人记得了。金圆券发行不多时马上就有风潮，流言纷纷，人心依旧惶惶。记得政府动用警方采取高压手段不许市场上再涨价，谁再兴风作浪要杀头的。但是隐隐然一股潜流似已不可遏制。我虽然懂得很少，但也感觉得到国民党政府那时就像对打仗已经失控一样，对经济，对整个社会都基本失控了。
这时蒋经国来上海了。蒋经国虽然没有什么显赫官职，但是以其“太子”的身份加上早已为人熟知的一些传奇经历和个性格外引人注目。记得早在重庆黄桷垭夏夜乘凉的时候，小叔叔吹得天花乱坠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在江西受训（他在司法部门当过书记，那时所谓“书记”只是纪录员）时经常见到蒋经国，说他是个朴素、随便而胆大的人，经常和他们学员生活在一起。学员凌晨天未亮就出操，多次看见有一队莫名其妙的人也在远处操兵，但是天色一亮就无影无踪了。这事情引起了惊恐，因为这一带历史上有过多次大战，当兵的战死无数，大概是冤魂不散。在一次出操时大家把蒋经国拉来看，果然又看到了，蒋经国只是用他的宁波话冷淡地说：“对，格（这）是赤佬（鬼），是赤佬，上操，上操，勿用去管其（它）”。
“小蒋”到上海后，以铁面包公的形象在上海刮起了一阵旋风，打了一些“老虎”。他带来一批年轻人在他手下办事，撇开那些原有的官僚。接待上海各阶层的人来访，直接了解民情。大叔叔回家来讲过一件事，说他的一个商界朋友去见蒋经国，事先因为听说小蒋很朴素，他也不敢显得奢华，特意穿了一条麻膏布（当时也算流行的一种白色掺麻，质地较硬挺的面料）的裤子去。但是到那里一看，小蒋穿的是黄斜纹布的裤子，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穿的还是太讲究，在那里还是局促不安。
如所周知蒋经国此次行动最后是灰溜溜地收兵回朝，不了了之。据说是碰到了硬石头，在孔、宋两家太岁头上动了土，宋美龄告了枕头状（虽然不会有人在“枕头”边听见，但人们总会这样设想的），被老蒋金牌召回了。后来共产党的文章则用阶级分析说蒋经国此行无非是为了反动政权的苟延残喘欺骗麻醉人民玩的一个花招。观蒋经国到台湾以后，特别是继任总统以后的表现，他还是有一些去除弊政改良强国的抱负和作为的。金陵梦断的时代蒋政权整个说来已是腐烂透顶，十个包公也无法力挽狂澜，这是小蒋的悲哀。
蒋经国走了之后金圆券就像溃堤一样一泻万里，不多时物价又到了天文数字。无论如何从实际结果看来，发行金圆券一举，是又从老百姓头上残酷地刮了一大把。绝大部分处于中下等地位的人（包括我们家）统统被坑了。只有那些裹挟大量黄金美钞的人毛发无损。
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留下一箱子军装
报纸上频频传出内战形势日益“吃紧”的消息。原先被吹捧为英雄的王耀武在山东被打垮了；刘峙、杜聿明、卫立煌一个个风头一时的大帅级（行辕主任）人物都成了败军之将。记得报纸上从未明确报道王耀武、杜聿明被俘的事，却大事渲染了“郑洞国壮烈殉国”的消息。至于郑洞国实际上已被俘投降的事我已记不清是解放前就知道还是解放后才得知的。
有一次周末回家，妈妈告诉我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从东北逃回的军官，他和妈妈的“小六叔”（就是在重庆黄桷垭来我家里住过的那个“六公公”）是在一起的，好像也是云南人。装备精良的王牌新六军在东北溃败了，不知道他是随军撤退还是离队逃跑，反正是带了“六公公”的介绍信路经上海来我家。妈妈说的其它情况我记不得了，只知道他离开时把一个箱子撂在我家里，装的都是军服，他拿着累赘，而且也用不着了。后来这个人从此杳无音信不知去向。解放后已经不可能物归原主了，妈妈从箱子里拿出那些军装，因为那时我的身材已经和那个人一样了，看看我能不能穿。有一套正规的黄呢制服，裤子差不多正好。看了上衣，妈妈说：“这个人是个短手杆儿”，要把袖口放长一点，并染成黑色。我一生没有买过和做过新的呢制服，这件衣服我当作呢中山装穿了很长时间，可惜军装和中山装还是有区别，腰身细（为了束武装皮带）口袋形状也和普通中山装不同，只好将就。还有两件美军的夹衣，一件是浅草绿夹克式的，里子是薄呢的；一件是深草绿短大衣（coat）式的，夹里内穿着束腰带。这些衣服在抗战后社会上也流行着，解放后还有人穿。还有两件美式军衬衫，一件黄卡叽的，一件草绿薄呢的。“香港衫”式的翻领，只是在两边领之间，里面横着一片，看起来好像衬衫里面还有一件一字领的内衣一样。这也不用改，可以直接穿。所以我年轻时代省了不少置外衣的钱。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件衣服本来就可以对付许多年。何况我那时的处境也无需和无法去讲究衣着。
重庆号巡洋舰
战事日紧，国民党在长江一带开始布防。有些天黄浦江上来了一艘巡洋舰，叫“重庆号”，据说是英国来的（不知是英国送的还是从英国购买的）人员也是在英国训练出来的。中国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军舰。小姑姑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姓焦，他也是个耶稣教徒，好像是福建人，我记得除了据他们说是“共产党”的江叔叔和李孃孃以外，焦叔叔也当过我们几天“家庭教师”。他的哥哥就在重庆号上服役。有一天焦叔叔带我们坐小汽艇到重庆号上去参观，它比黄浦江上停过的最大的美国军舰小一些，但是和大叔叔带我们参观过的中兴公司的当家海轮“中兴号”差不多大。焦叔叔的哥哥比他体格宽、壮一些，带领我们参观了舰上炮台、鱼雷和发射装置、漂亮的餐厅、卧室，他很自豪。解放前不多时只听说重庆号被炸沉在海上了，后来知道重庆号上有共产党发动了起义，是起义投共以后不久就被国民党派飞机炸沉的。一直没有听说焦叔叔的哥哥怎么样了。
“逃难”遇难
国民党在徐蚌和东北两大战役大溃败之后，周围开始听到“逃难”之议。清心有几个同学不知不觉再没有见到了。我确实知道的是我们班上一位姓陈的，应该说和他还是比较熟，但现在怎么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清心同学里叫彼德、约翰、保罗、摩西、雅各的都有，他好像用的也是一位圣徒的译名，他是乘江亚轮去台湾的。江亚轮在招商局“江”字系列轮船中本来是比较大的一艘，所以走海上。这次“逃难”大概是因为装载太重，沉没在海里，船上人没有听说有生还的，那位同学当然也是遇难了。这是那年震动全上海的大事件，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亲友，传媒大噪，电台上唱“滑稽”的还专门编了“哭江亚轮”的一唱。解放后许多年，江亚轮被从海底打捞出来，船身已断成两截，割裁以后重新焊接起来比以前小得多了。不久以后又有一艘小一些的“太平轮”也是在载客逃往台湾途中沉在宁波附近了，于是又有“哭太平轮”。
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了，突然从乾妈那里传来噩耗，冯友真乘“空中堡垒”（B29飞机）飞台湾中途失事身亡了。他当时还不是自己“逃难”，他这种大人物到时候随时可走，那次大概是去安排中央社迁台之事。不久后官方在上海为冯友真举行了盛大的丧礼，我们那天先去到他家里，乾妈在那里已哭肿了眼睛。他对妈妈说：“平时对他有很多怨气（以前偶然也听她诉说过对冯的不满，这些事我不懂，现在想来冯身居高官，在那时官场风气下，年轻时代的纯情有变，怨气之来可想而知）他一死，这几天我只想得起他的好处，想不起他的坏处来了！”。丧礼在静安寺举行，我一家和乾妈坐一辆小车到那里，静安寺门口已经人山人海，我们往里走的时候新闻记者的闪光灯不断闪烁，乾妈好像早已见惯这种场面，低头走进去时本能地伸出手掌去遮挡镜头。追悼会上是什么大人物讲话我也不清楚，完了以后由军乐队开道从静安寺路向着南京路开始丧礼游行。我们就送乾妈回去了。几年前（已经是21世纪初了）中央电视台利用存档和搜集的大量历史资料，编辑和播放了一套大型的解放战争历史录像片。播放到上海解放前夕那一部分时，那天晚上我眼睛尖，在一个画面上看见一张报纸有一条大标题：“中央社上海分社长冯友真今日公祭出殡”，显然就是那天的报纸。
过些时之后乾妈迁往香港，我大概因为住在学校没有去送。她到香港好像是做服装生意，曾寄给我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红色的钻头翻领的羊毛衫。还有一支红色的“原子笔”（解放后叫“圆珠笔”），在那时还是时髦稀罕的东西，用好材料做得十分精致，装潢外观不亚于派克51型金笔。乾妈与妈妈的书信往来一直维持到解放后，事情结束得既可笑又必然。我那时满怀革命激情以诚挚的态度给乾妈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宣传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分析批判”了冯友真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劝导她和冯友真彻底划清界限，回到上海来为人民服务，一定有光明的前途。想来大概她接到我的信之后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不敢来信了，从此后消息完全断绝。
“和谈”期间透过来一些“那边”的消息
在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许多人都会紧张地考虑自己怎么办，傅作义在北京投降以后人人看清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部分人对共产党究竟怎么样并不摸底。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在台上和共产党和谈。家里大人想的事，商量的事我在学校里一概未曾与闻。隐约知道曾有过“走”的议论，还收拾过东西，后来没有下文了。但我从看报纸感觉得到，“和谈”这段缓冲时间有一个解放后的报纸书刊中也未被提到过的效果，那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思想转折的舆论环境。“和谈”以前在蒋介石政府“戡乱剿匪”方针之下，报刊舆论受到的控制虽然不及后来毛泽东控制舆论那样干净彻底，但对共产党解放区实际情况的报道是被严格封锁的。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虽然薄弱而空洞，引不起太多的注意，也起不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至少共产党被称为“匪”，还加上人们半信半疑的“共产共妻”、“杀人如麻”、“人海战术”之说，人们或多或少心存恐惧。而在几个月的“和谈”期间，报纸上的语言有明显转变，不仅口气缓和（例如“共匪”又改成了“中共方面”），而且出现了一些对解放区情况的客观报道，至少是人们从中看到共产党还不是那样青面獠牙，还是有点人情味。还有报道甚至提到解放区的朴素廉洁风气等等，这和国民党那时的腐败透顶一比之下，还使人产生一定程度的期盼。我早两年曾受过江叔叔、李孃孃的影响，对这些报道更为敏感也容易接受。
清心中学有一些学生（主要是高中生）看来是有些“地下活动”（在解放以后肯定得知了这一点）。在庚午宿舍里常常有同学放开喉咙唱歌，特别是在盥洗室洗衣服的时候练嗓子。中外电影歌曲、流行歌曲都有，但是还听到一些新鲜的歌，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虹彩妹妹哎哎哎唷，长得好呀么哎哎哎唷…………”这样一些朴实的民歌以前在上海是不大听到的。特别是有一首歌唱的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耕地呀，没人为你做牛羊，………”。因为那时候报纸上看到一些透露解放区见闻的报道文章，这个歌里面“山那边”的好地方很像就是说的解放区（解放以后唱起来就把“山那边呀好地方”改成“解放区呀好地方”了）。那个支教官沉不住气了，他没有直接指责和禁止，而是在一次公开训话里说有人在宿舍里大声唱歌，吵嚷得大家不得安静。还挖苦说：有人喜欢在厕所“蹲坑”的时候放声高唱，那叫做“臭唱”。
我是后来明白的，当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教官”的政治背景，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些话的用意。我想那些唱的人是明白他的弦外之音是在下警告的。
我想不少人在这期间对于如何接受政局变化，心理是有所调整改变的。到最后时刻工商界的人走了一些，但相当多的人留下来了，虽然心里或多或少还惴惴然。
我们没有走
我家为什么没有走，或者说爸爸和大叔叔为什么决定不走，当时我一无所知而且长时间都没有去想过、问过。爸爸不走的原因。直到爸爸去世后，才从他的“交代材料”中得知其大概。爸爸在东南公司的地位撇开头衔不谈，实际上他是负责具体经营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叫王启华。但他们都算不上是老板，大老板主要是交通银行信托部的屈用中，还有几个大股东（即常务董事），爸爸在里面只搭了一点小股份，凡有重大决策变迁他都作不了主。商界的关系结构复杂交错，金融与实业、此公司与彼公司、官办机构与私人股份公司交叉渗透盘根结错。我分析了爸爸写的几分材料，能否起决定作用，一是要看有没有官方权力背景和社会关系，二要看是不是资金的所有者。没有这两条，尽管爸爸当了经理、副总经理，都是替人跑腿的。局势急转的时候屈用中决定结束东南公司，把资产转到香港在那里重起炉灶。棉花、青海羊毛等大宗货物全部南下。还有一艘5000吨的“福南”轮（从国外买回时是爸爸到香港去验收的，所以船到上海后就带我到船上去参观过），其中东南公司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连带屈用中的个人股份原来都归在屈用中名下，船由重庆时期主持过大达公司的杨管北为总经理的益祥轮船公司经营，此时随益祥公司去了台湾。东南公司已结束，这艘船实际上只与屈用中有关了。爸爸在材料里说：“曾经想过跟别人去香港”，跟谁？按当时情况只有屈用中，说明曾有过此议，可以被带出去，家里一度收拾行李就是在“想过”的那个时候。最后他自己决定不去，是因为自己没有实力（主要是没有足够的钱），对去那里的前途没有信心，宁可留在上海等解放。实际上东南公司走了的只有大老板屈用中一个人，其他全部留下了，而留在上海作为善后的资金只有三百块美金，以及东南公司的办公用房和用品，还有东南木行的几所木房子。
大叔叔为什么没有走，我知道得更少了。解放后1949年冬天他代表上海航运界赴北京参加全国航务会议后被政府派往香港向已迁去的私营航界人士传达人民政府对私营航业的政策，劝告动员他们连公司带船回大陆来。据说此去是有成效的，至少他自己所主持的裕中公司和船全部回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得知特首是董建华，那年九月我去上海时大叔叔才对我说起，他那次去香港时董建华的父亲（他们在上海时是同行老友）反过来劝他去香港发展。为什么他没有听呢？他说一方面他自己有两个家，七八个孩子，在上海是分两边住的，到香港怎么办？另一方面看到当时的香港情况不好，去到那里前途难卜。如果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真诚和稳定的，还是留在上海好。我想这也就是他在解放军打进上海前就已决定留着不走的原因。
炮声中的安宁日子
解放军过江了，仗就要打到上海来了，学校里上课的人逐渐七零八落，倒是我们这个班还济济一堂。有一天化学课，“榆木头”先生进来一看说：“嗬！你们这里还是人丁兴旺啊”。在陈拱龢先生的管理调教下，我们这个班的班风是比其它班严整些。等到上海已听到炮声的时候记不清是学校停了课还是家里不放心（学校离家很远）我就没有去学校了。
守上海的总指挥是汤恩伯，他一向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常败将军”闻名。这次他又称宣称“誓死保卫大上海”，“上海城防固若金汤”。利用报纸、电台、街上标语等大造声势。一两年前在上海热热闹闹竞选“国大代表”的方治、潘公展也上电台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一些地方筑起了钢筋水泥的碉堡，包括南京路在内的不少马路上用装满沙的麻袋堆起了街垒工事。看到了戴起钢盔的兵。
一般人对上海市内的斗争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当时以“扰乱经济”、“扰乱金融”的罪名枪毙了一批人。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枪毙“银元贩子”王孝和等的新闻，还登出了王孝和临刑前昂首挺胸的照片。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哪张报纸，也记不清楚我自己是在解放以后才知道王孝和是领导地下工人斗争的共产党烈士还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有所知晓 。但是却记得在看到这个连同照片的报道时我已经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这个人不是什么“银元贩子”。很可能这份报纸在报道“枪毙银元贩子”的消息时配上这张照片就是用心良苦的。国民党虽然有“新闻检查”，但还从来没有做到过毛泽东时代那样彻底的“舆论一律”。和谈”时期能冒出明显不同的声音就是一例。
终于听到远远的枪炮声了，仗已经打到上海了。早两年有一位从德清乡下来上海，经大叔叔介绍在上海工作并长时间住在我们家的亲戚，他叫胡炽麟。和爸爸他们是堂兄弟，比爸爸小些，比大叔叔大些。所以我叫他“炽麟叔叔”，而仲威他们就叫他“乡下大伯”，连田田和季威也跟着他们那样叫。季威当时还还说不好话，叫成了：“阿呜大伯”（上海小孩叫老虎就叫“阿呜”）。结果除了我以外他们都反过来跟着季威叫起“阿呜大伯”来了。这可能有道理，这个叫法虽然滑稽，但在季威的新发明之前叫“乡下大伯”，对人家更不恭敬。他说一口和祖父祖母一样的德清乡土话，而且口吃得厉害。但他又特别的话多，还喜欢说笑话，所以听他说话是很过瘾的。苹苹在解放前后都曾一套一套地学他说话来开心。他又很随和，在我们家里和大人小孩都处得很融洽。那几天炮声越来越近，我们常到屋顶露台上去听，我听着那声音主要是从浦东方向来的。有一天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窗玻璃都震颤起来。“阿呜大伯”正在祖父母的房间里坐着说话，听到这一声，马上抱着方桌子的脚往下滑，蹲坐在地上，口里喊着：“啊呀du——du——du——m（他叫我们祖母叫‘大伯母’按家乡话就叫成：‘du m’），勿——勿——勿——得了！”。后来这句话又是苹苹连学带做，叫大家开心得食欲大增。
还有一样使居民恐慌的事，就是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闯到街道里弄骚扰抢劫，有的还拿着枪，伤兵都是脾气特别暴躁，横了心不顾一切的，所以最叫人害怕。听说也有的伤兵是来强要平民衣服，把军装换下来逃走的。我们家侥幸没有被光顾。
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迎来“解放区的天”
大概是在解放军进来的前两三天，电台上宣称“国军”在“大上海保卫战”中取得巨大胜利。街上张贴标语横幅，店家挂出国旗，庆祝战事“大捷”。就在这时候东长治路上看到十轮卡载着一车一车的“国军”开过，不知去往何方。此后就寂静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庆祝大捷”是汤恩伯退出上海时用的金蝉脱壳计。那是仲春时节，我到许多年以后才从报纸上的回忆录和纪录影片上知道，解放军占领全上海那一天，市区里发生过剧烈的战斗。但是我家所在的虹口区没有战事，一个静悄悄的夜晚在平常一样的睡梦中过去。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有人来说马路边睡着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不敲门、不进屋、不扰民。白天打开“无线电”，里面播出来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一首兴奋欢快的男女大众齐唱歌曲响彻街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记得第一天是一个明朗的五月天。
我快要满十四岁了，那些日子“啊呜大伯”总是取笑我怎么最近说起话来像个“破毛竹筒”，发育阶段嗓音变得特别粗。也就是说正当国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候，我恰好在结束儿童少年时期，进入青春时期。
我将迎来一个火红的青春，然后。………后话再叙。
（连载完）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