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囚徒”。
老早，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囚徒”，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囚徒”的地位和境况，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还知道，许许多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是“囚徒”，并且其中有些人，他们被囚的程度和状况，比我严酷、严峻得多，相比之下，我简直可以算一个自由人。
然而，我竟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囚徒”，似乎太过于矫情和顾影自怜、自怨自艾了。
这些日子，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静不下心读几页书，连话都不想说。一种巨大的耻辱感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心上，压得我心里流血。
不为别的什么人，更不为“他们”，我是为我自己感到耻辱，为我们自己感到耻辱。
最近闹“戊戌修宪”。这本是“他们”自家的事。那“宪”，那“法”，本是“他们”的“家法”和“家什”，“他们”想修就修，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并且怎么做都会成功，都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全票通过”。这本来与我、与我们这些蚂蚁一样、野草一样的人没啥大关系。
然而，都怪“他们”执意要“立牌坊”，愣是在世人面前说：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宪法”是这个人民的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此，弄得许许多多心怀良善之意的人都信以为真，一片热心地参与到“修宪”中去，对有关权力对“修宪”的“建议”认认真真地说三道四。
照理说，如果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么，对于“修宪”，国民的热心参与就不是“寻衅滋事”，国民对某个权力的“建议”的说三道四，就不是“妄议”，而是他们在行使公民的合法、正当、庄严的权利。
然而，虽然是“厉害了，我的国”，但是，“这届人民不行”，他们太天真，太幼稚，太乌托邦，太政治浪漫主义。结果，大批人（包括我）的微博、微信被封口，发不出任何声音，一肚子的愤懑只能当“下酒菜”在餐桌上与朋友“分享”。这下子，街市平静了，人们无语了，壮丽辉煌的会堂里如潮的掌声通过荧屏和电波传输到滚滚红尘和芸芸众生之中。
2月24日那天傍晚，有个毕业生给我来电话。他说：“老师，我太难过、太难受了，一肚子的话无处说。我问您，难道咱们老百姓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吗？老师，有些话我可以跟您说说吗？您能不能跟我说点什么？”我回答说：“可以啊，有话，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其实，即使你不说，我大概也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过，我似乎没有什么话跟你说。我看，说一说不如哭一哭，咱们哭一哭吧。”电话那头，他哽咽了；电话这头，我已泪流满面。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我俩都关掉了手机。
想想看，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虽然我知道人性全然败坏，世上没有义人，世人都是污浊的罪人；但是，我老早就知道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老早就不把“他们”施舍的“好处”和“荣誉”看在眼里，老早就不把“他们”对我的各种各样的排斥与压制放在心上（例如，一个时期，学校中文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是正教授，但是，不管什么人怎样谏言与呼吁，“他们”都决不允许我参加职称评审委员会），并且清醒而主动地加以回避和拒绝，乃至为此还做了一件十分偏激的错事。
从教三十多年，我花用的是纳税人给我的薪酬；荣享的是学生给我的肯定（“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德高望重的老师”等等）；仅仅有一次，由于“他们”的疏忽，我成了一条“漏网之鱼”，当上了由“他们”授予的“优秀教师”。说起来，比较尴尬和难以讲清楚的是，我毕竟是“体制内”的人，我不得不接受由他们授予的职务和职称。没办法，我要靠讲台安身立命，要养家糊口，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
前几年，我的一位同事去世，我怀着相当愧疚的心情去八宝山与她告别。因为在她生前我冒犯了她的尊严，对她说了些相当粗暴和无礼的话。
那是2003年年末。由于我作为医生的妻子在抗“非典”的第一线工作了两个多月，由于我自愿充当了封校、护校的志愿者，系总支书记打算叫我填表报送学校，当“优秀党员”（那时，我还没有退党）。她是好心，想以此为我“正名”，因此，三番五回地找我，说服我填表。
可是，“不识时务”、“不谙世事”、“为老不尊”的我，竟然因为这种“纠缠”烦了，怒了，以至口出伤人的恶语：“我没有贪污吧？我没有搞女人吧？既然这些都没有，为什么叫我当优秀党员？”
电话里，她什么话都没说。此事就这样“不欢而散”。
说完这些话，我就后悔了，并且此后一直因自知亏理、失礼而惴惴不安。
几年后，得知她病了，患上了乳腺癌，我心里一惊，打算找个时间和同事一起去看望她，也想借此向她道歉。可是，一直拖拖拉拉，没有成行。没成想，由于病情迅速恶化，没多长时间，她就去世了！
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不仅十分震惊，而且十分痛苦：她是一位工作认真、待人热忱、热爱学生的教师，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我曾错误地对待过她，对于她的“职业行为”和“职业语言”缺乏同情性理解、宽容和尊重，我失去了当面向他道歉的机会，悔之晚矣！
在八宝山告别大厅，在她的遗体前，我深深地三鞠躬，心里默念着对她的道歉，请求她的怜悯与宽恕。
这件事，也特别地告诫我：心里的仇恨、怨毒、幽暗、不宽容、不厚道等等才是一个更为严酷的囚笼；在荆棘遍地的社会生活中，不得自由的“囚徒”们，可不能再在心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污浊、腥秽、冷酷的监獄！
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在风霜雨雪的红尘之中，我的确是个“囚徒”。
子明先生去世，遗体告别那天清晨，我早早地起床，与一个朋友一起赶赴殡仪馆。可是，刚走出校门，就被几个自称国安的陌生人劫回，关进学校的收发室。无论我们怎么讲道理，他们也坚决不放行。我们跟他们说：现在不是要求依法治国吗？你们怎么执法违法？他们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我们不知道什么依法治国，只知道按领导的指示办事。
如此，我们没能参加子明先生的遗体告别。想想看，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紫阳先生去世，遗体告别那天清晨，我起得很早很早，手持治丧委员会发我的“通行证”，与妻子和前一天就从外地赶来北京、住在我家的准备参加紫阳遗体告别的朋友一起，赶赴八宝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刚走到校门口，我和那位朋友就被不知从哪里突然冲出来的八、九位黑衣大汉塞进没有任何警车标志的黑色汽车里，之后，被风驰电掣地拉到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房间关了起来。我跟他们讲法治，讲法律，我拿出治丧委员会发我的“通行证”给他们看，我要求他们给我个说法，结果，完全是“对牛谈琴”，换来的是“不许将抓你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出了车祸我们不负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答复。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在我们家房门的钥匙孔里注满了速干胶，使我们只好请来解锁公司的工人破锁才得以走进家门。
想想吧，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2014年5月，我们十五位朋友在一个朋友家聚会，纪念和研讨“风波”发生二十五周年。结果，其中的五人被抓捕、遭关押；有关方面人员也几次（有时还是深更半夜）到我家“询问”、“做笔录”，还给我拍录像，要求我在“承诺书”上签字。想想吧，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我的大学同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危和去世期间，我写了一些文字，发在了我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其中一篇文章《同学刘晓波》发在了香港的一份杂志上。这立即招来有关方面的“严重关切”，向我发出“严正警告”，“勒令”并要求我此后再不可“说三道四”，并且封了我的微博（永久）和微信朋友圈（一个多月）。
前些时候召开什么“十几大”，有关方面又一次向我发出“严正警告”，不许我“乱说乱动”，并且要求我填写包括妻子、女儿情况在内的“重点人物登记表”（我成了他们的VIP！）。我当即严词拒绝：我不是你们党的党员，你们召开什么十几大，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重点人物”？所谓“重点人物”的标准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把我定为“重点人物”？对此，他们全然不予理睬。
每到一个“敏感”的日子，每逢一个“敏感”的事件，有关方面都要特别“关照”我，弄得我既战战兢兢（我胆子小），又无可奈何（我没智慧）。
这个“有关方面”是个什么东西？它像奥维尔《1984》里的“老大哥”一样，成为我的梦魇！
想想看啊，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说起我的“囚徒”生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似乎可以与朋友分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朋友和同学印红标（文革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介绍，我结识了蒯大富。从此，我们交往得比较多，比较频繁。我们一家曾去当时他在山东蓬莱的家和后来深圳的家里做客。他举家迁来北京工作，我们也曾帮他安置家。他每次来北京，几乎都要来我家与我交谈。他的夫人和女儿来北京，也曾吃住在我们家里。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东北一个小城市的造反派头头，曾非常敬佩蒯大富。历经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自身的反省，我特别希望蒯大富也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从思想和精神上走出文革梦魇，写出留给历史和后代的反省自己、反思文革的“见证”。因此，我很愿意花时间和工夫与蒯大富交往。他每次来北京，我都要招呼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朋友与他相识和聚谈，力图影响他的思想和精神。
有一次蒯大富来北京，正逢印红标第二天就要飞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做访问学者，我们便决定招呼几个眼前的朋友在我们学校的“万年青”宾馆饭店聚餐，为印红标饯行。可是。谁也没想到，那天，竟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了好几个“计划外”的“不速之客”。
魏京生是蒯大富在青海服刑时的狱友。当年，同一个牢舍里有五个人：除魏京生、蒯大富之外，还有韩爱晶（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航“红旗”战斗队头头）、孙蓬一（当年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战友）、许青（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儿子，曾驾机外逃），其中，魏京生与蒯大富的关系最好。那天，魏京生本来是去另外一个朋友家，路过我家敲门跟我打个招呼，听说蒯大富来家，便想见见老蒯这个老狱友。那天，魏京生由于有事，跟老蒯和大家打过招呼、说了一些话就提前走了。
那天，王丹给我打电话请我参加他日后的生日聚会。通话中，我问他想不想见见蒯大富，他说很想见见，于是他就很快地赶过来了。
袁红冰那几年常常来我家聊天。那天，他照例不打招呼就过来了，正好赶上了这次聚会。
刘晓波那几年也不时地来另外一个朋友家和我家“侃大山”。那天，正好大学同学徐敬亚、王小妮夫妇从深圳来北京，刘晓波便陪他们一起来我家坐坐，恰巧“躬逢盛宴”。
这些“不速之客”之间，不少人都是“但闻其声，未见其面”的“熟悉的陌生人”（例如大多数人与蒯大富、魏京生等都是第一次见面），席间的语言交锋、思想碰撞，大概也是“小试牛刀”的“第一次战役”（例如刘晓波与袁红冰的争论）。
这真是一个极其“豪华”的“群英会”。但是，又的确是一个毫无策划、纯属偶然（也许是“天意”吧）的朋友聚会。然而，由于参加者中好几位都是极其“敏感”的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因此，这次聚会很快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认为是一个“很有预谋”的不小的事件。
从此，我们学校的保卫部门便奉命为我安排了专门的“保卫人员”，负责关注我的行踪和交往。后来有一年，我被评为“最受学生喜欢的师”和“优秀教学成果奖”，惹得这位专门的“保卫人员”大发脾气：“你们为什么叫我监督这样一个优秀教师？我再也不干了！”
这位“保卫人员”前年因病去世了。生前，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过这件事。
听了这个故事，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囚徒”，是什么？
我们是“囚徒”。这是确凿无疑的事。但是，我们要努力做一个自由的“囚徒”。
1968年“布拉格之春”。8月21日拂晓，苏军的坦克开进了金色的布拉格，逮捕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武装到牙齿的军人包围了布拉格电台。可是，处于汹汹狼群之中的女播音员却气定神闲地向全世界广播说：“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在美丽的伏尔塔瓦河两岸，在捷克国歌《我的家乡在哪里》的旋律中，失声痛哭的市民们听到这位女播音员坚定的声音：“我们永不放弃，永不！”历经八天八夜，苏军查禁了捷克的所有电台。然而，在这八天八夜中，以幽默著称的“好兵帅克”和卡夫卡的同胞，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听到了那足以穿透千年历史的伟大声音：“记住这天发生的一切，把真相告诉给孩子们”，“让我们的思想保持飞扬”，“我们的语言还在空中，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
是的，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自由的声音；同样，他们的子弹更无法击落我们自由的灵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要我们的灵魂飞翔在真理的天地间，我们就是自由的“囚徒”，就能够战胜那囚禁我们的内在和外在的铁牢深獄，就能够在腥秽如血、漆黑如铁的严冬之夜，歌唱出一曲明媚如阳光、璀璨如山花的《自由的“囚徒”》之歌。
自由的“囚徒”们确信：大地上的传奇，就是这么炼成的。
这些日子，我的耳畔常常响起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俄罗斯》（1908年）那苍凉、沉郁、坚毅的诗句：
……
只要头巾下晶莹的眼睛
刹那间在道路的远方闪亮，
只要马车夫低沉的歌声
唱出牢狱里的忧伤，
漫长的道路就会变得轻松，欢畅
……
听雨者2018年3月7日记于京北香堂村荷斋
作者微信2018.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