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田沈生，沈阳出生的北京人。1966年投身革命（文革），1967年高中肄业，1969年奔赴陕甘宁边区（插队），四年后革命意志衰退（回到北京），2年闲赋于市井（待业），曾跻身老九2年（中学代课），1974年混入工人阶级（电工，汽车司机），四年后搭上末班车成为知识分子（上大学），又是四年，搭机飞过赤道，在南半球深造，定居至今，33载弹指一挥间。自1988年起，先后在海内外华文报刊杂志网络上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时评等近百万字。创办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任澳洲《朋友》主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理事等。
牛传银老师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对母亲说：“体育教研室的老牛去世了，心肌梗死。前些日子遇见他，看着身体还不错呢，怎么说走就走了！”父亲感慨地说。
“您在说谁？”我闻讯跑来，突然插话问父亲。“是牛传银，牛老师，你在附中的时候他还教过你呢。”
真的？我的心咯噔一下，再没有以往听到牛老师名字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诙谐。记得1960年代初，在北航附中上初中时，由于附中的体育师资不足，牛传银老师由大学临时抽调到附中，正巧教我们年级体育课。那时我十四五岁，对体育正着迷，尤其喜欢跳高。在牛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跳高成绩不断提高，在当年校运动会上还夺得了初中组第一名。
那段时间，我与牛老师接触很多，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了解他的性格。牛老师为人和善，不爱批评人，课上总是一遍遍为我们做示范，不断的鼓励和表扬，在我们这帮学生中，牛老师的人缘很好。别看他平时言语不多，可偶尔蹦出一两句话来，不是令你深思就是叫人捧腹。
记得那是文革以后，有一回我去校医院帮母亲取药，在内科诊室门口意外地遇到了牛老师。说起来，我们虽然同住在一所大学里，可自打那年高中我考上了北京一0一中学，便离开了附中。后来文革开始，中学大学以致全国都乱了套。再往后，中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学教工奔赴五七干校，算起来也有十来年了，我一直再也没有见过牛老师。印象里牛老师黑红的脸膛如今变得有些黑黄，人也显得消瘦苍老了一些，可精神头儿还是那么足，依旧不减当年运动员的风采。
“牛老师，您身体还好吧？”我主动问候。
“马马虎虎。不瞒你说，要真好就不到这来了。”说罢，他指了指内科诊室的牌子。“您？”“可能是这儿出了点儿小问题，”牛老师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胸，“胸闷，有时感到心脏突突地跳。”“您可要悠着点儿，上课时运动量别太大了。”“上课好说，恐怕是这场文化革命的运动量大了点儿。”牛老师突然压低了声音，“你想，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运动，天天敲击你的心脏，能不出点儿毛病？”
这话有点诙谐却是真的。谁都知道文革那年头儿，全国从上到下，没日没夜地斗批改。今天大联合，明天抓叛徒，抓走资派，后天又你死我活地打起来了，几年也没消停过。就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闹到最后，清华北大的两派革命斗士也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还死了不少人。尤其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更恐怖，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一句话，就会招致大祸临头。深更半夜，一伙人突然闯进来，抄家抓人，已是家常便饭。
那年月，无论你有事没事，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没几个人能过上安稳日子。别说得病，就我们学院里没病没灾的，服毒、上吊、跳楼、沉湖的，一个接一个，往少说也有二十多人。后期通过内查外调，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几乎全都是由于惊吓过度，寻了短见。
“好在都过去了，我想我这心脏也没什么大碍。今天抽空来查查。”牛老师轻描淡写地把话题又拉了回来，我们又闲聊了几句，就此告别。
人生难料，没成想那次巧遇竟成永别。牛老师，愿您一路走好，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吧！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着。
杨发金同学
说起牛老师的名字，当年我们这帮十几岁的学生十分调皮，常在暗地里起哄。“金比银贵，牛老师叫传银为什么不叫传金呢？”还有一位同学竟以牛老师的名字出了上联，悬赏一个苹果，征求下联。要说背唐诗，对对子（注：那时不懂平仄，对着玩），那是我的强项。他的“牛传银”刚出口，我不假思索，举手答曰：杨（羊）发金。众人哗然，拍手叫好。
杨发金是我们小学的一位同学，由于家庭困难，劳务繁重，学习渐渐跟不上，小学毕业便辍了学。虽然他没有上初中，当时他家还住在学院里，时不时大家还能见上一面。就是到现在，许多同学并不知道我和杨发金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友情。
当年，我与杨发金同在一个学习小组，论年纪，他比我大一岁。说到学习，我就比他自豪多了。我是班里的优秀学生，而他几门功课同时不及格。因为我是组长，老师指定我来帮助他。别看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对老师的委任却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帮他渡过考试的难关，也算不辜负老师对自己的信任。
说到杨发金，他也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听我母亲讲他老家在山西，由于家里穷，父母从小把他给了人。现在的养父是一位年老体弱的工人，养母又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一家人仅靠养父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生活十分困难。
听杨发金后来对我讲，从十岁起他就肩负起全家的洗衣做饭和全部家务劳动，还要照顾多病的养母。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起床，做好饭以后才能去上学。由于家里穷，舍不得买煤，做饭烧水几乎全用柴火，烟熏火燎不说，柴火也全是靠他到校外几里地的土城上去砍，然后一捆捆背回来。冬天，常常见到他手背上一道道裂口和一条条荆棘的划痕。问他痛不痛，他总是憨厚地笑笑说，没事。那时，我常听母亲感叹地说，都什么年月了，恐怕整个学院里也就他们一家还在烧柴火。
也许是久病在床的原因，他的养母脾气古怪，尖酸刻薄，只要是他在家，就把他指使得团团转，一刻也不得闲，动不动还对他又打又骂。有几次我都看不过去了，可他总是一声不吭，逆来顺受。“我不恨她，把我拉扯大，他们也不容易。要不是他们，我还在山西农村，那里怎么也比不上北京城啊！现在我就想快点长大，能去挣钱就好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这样想，这样说，着实令人感动。
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杨发金学习再努力，成绩也很难提高。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下决心去帮助他。
下午放学，我先陪他回家，由我出面告诉他养母，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要在学习小组里完成，我是组长，所以要去我家做作业。见我这么说，他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我俩顿时像挣脱缰绳的野马，抡着书包向我家奔跑。那段时间，我俩几乎每天在一起复习讨论做作业，终于他顺利地通过了期末考试。
漫长的暑假来临了，妈妈把我送到城里的大姨家和表哥表弟他们一起玩。杨发金却一天也没有闲着，除了家务，他养父还给他找了份挣钱的差事，回收铁钉。那些年，学院里提倡废物利用，凡是大小弯曲的旧铁钉，用榔头敲直，皆可卖给院工程科，按斤付费。每天忙完家务，杨发金就提上起钉锤和一个洋铁桶，满院转悠。墙壁上的，木板上的，凡是不用弃用的废旧铁钉，不论大小，一个个启出来，再一个个敲直，等攒足一小桶时，像端宝贝似的送到工程科。一个暑假下来，他卖了四块多钱。那年头儿，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十元，这些钱在他眼里就像个天文数字，乐的他咧嘴大笑。当然，钱大部分交给了父母，他也偷偷地留下一小部分。
暑假快结束时，我回到了家里。杨发金闻讯，急忙赶到我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能不能帮他个忙。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一分两分的硬币其中还有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他告诉我这些钱是他挣来的，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发现说不清。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想买一副绒线手套和一双胶鞋，留冬天砍柴时用。
我听了二话没说，把自己的那个存钱罐拿出来，交给他。我知道罐里是空的，我存的钱暑假早花光了。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数着往里塞，嘴里在不住地叨念着：一毛，两毛……总共是一块六毛二分。完了，还工工整整地用笔写了一张小字条贴在罐上：1.62元日期1960年8月**日。他把存钱罐交给我，我将它放在了柜橱里。
从那以后，杨发金隔长不短地跑到我家里来，有时只是捧着存钱罐摇一摇，听听响，有时往里放上一分两分钱，然后在字条上写下新的数目和日期。
有一次，我父亲在柜橱里发现了这个存钱罐，问其缘由，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父亲叹了一口气：“这孩子也真是可怜！”说罢，翻出兜里的零钱，一股脑塞了进去。从此，家里不管是谁，见到一分两分的硬币，都记得塞进这个存钱罐。
冬天来了，存钱罐上的记录是1.96元。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一九六零年的冬天很冷很冷，席卷全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外省就不提了，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们也不得不在呼啸的寒风中一次次勒紧裤带，抵抗着饥饿的袭击。那时物资匮乏，商店里空空如也，充斥货架的是锅碗瓢盆，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就这也必须持有工业劵等票证才有资格购买。
说到副食商店就更惨了，除了大缸或瓶装的酱油醋，散装的粗细盐，连一根咸菜也见不着影儿。有时排上一天队能买上一斤干海带，或是一两棵腌白菜就算万幸了。
据说这是对首都居民的特别优待，当然，没有购货本或是购货本丢了，你就是祖宗八代住在北京也没有用。那时，有钱没有票证是买不到东西的。有好事者统计过，当年居民手中的各种票证多达几十种。如果出门不小心拿错了票证，肯定是要空手而归，白跑一趟。
那年冬至的前一天，杨发金来了，我看见他手背上又出现了裂口和荆棘的划痕。一进屋。他就抱起存钱罐摇个不停，最后小心翼翼地将罐子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出来，全神贯注地一分钱一分钱地数开了。看他庄重的神色，似乎每一分钱都在牵扯着他的心。也难怪，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的血汗钱哪。
“你打算去买手套和胶鞋？”我在一旁一面看，一面问。他轻轻摇摇头，没有回答，继续数他的钱。“那你取钱干什么？”我奇怪，又问。“我……”他欲答又止，还在不停地数着。
“咦！”他突然叫出了声“这钱不对数，怎么多出来啦？”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罐上的记录，纳闷儿地说：“明明是1.96元，怎么数两遍都是2.73元呢？”我笑了笑，开始敷衍他：“你没听说过银行存钱是有利息的吗？”“真的？在你这里存钱也会有利息？”他将信将疑。
“不对！一定是你往里放了钱。”他回过味儿来了，说着就要往外数钱。我见瞒不过他，一面拦住他，一面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好一阵才对我说，改天一定来向我父母致谢。说罢，拿着钱，急急地走了。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杨发金，他也没有再来过我家。
寒假快结束了，有一天我在院里遇见了他。他左手拿着小钉锤，右手拎个小铁桶，东张西望地在寻找旧铁钉。“杨发金，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一个寒假也不露面？”我有些不满地说。“我……”他支吾着。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是他家里出了点儿事。
冬至前几天，他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大他两岁，从未见过面的哥哥，从山西老家一路讨饭来到北京。那年头儿城市按人口供粮，本来家里就困难，再凭空添上一张嘴，养父母自然不会高兴，勉强留宿一夜，第二天就要打发他回去。只见他哥哥“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大声哭了起来。原来四个月以前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入冬的时候母亲已经饿得起不来床，临终时才告诉他，还有个弟弟在北京。“妈顾不了你了，你有命的话，就到北京去吧，兴许还有条活路。”
哥哥已经是家破人亡，如今这条道也被堵死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真是走投无路呀！
哥哥的遭遇，杨发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除了陪哥哥哭以外，他又能做什么呢？这时他想到了那个存钱罐。兄弟俩分手时，他流着泪对哥哥说等他挣到钱就会给他汇去。
哥哥走了，尽管天寒地冻，杨发金还是拿起了钉锤。
我初中毕业时，听说杨发金已经工作了，好像在山西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他早已不在学院里居住了，所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文革后期，听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说起杨发金，他已经死了，好像是在文革中，是病死的还是武斗打死的，谁也说不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杨发金的消息了。
新三届2019-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