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凤凰颈是离无为县城南约二十公里的江边小镇。抗日战争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江滩上有多家木号，其中[寿记木号]为我祖父经营。文革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还到过那里，几间旧瓦房还在，院子里一颗丁香树早已不见，周围一片荒凉。因江道淤塞，凤凰颈早已搬迁，昔日繁华已无迹可寻。
顺江堤东下不到三里，左拐下坡有一条约200米长的河埂，1954年大水前住满了人家，除了并排三幢大瓦房外，全为土墙草顶的农舍，杨柳临河，南连江堤，北接天河，这就是黄家湾，是我祖居之地。北边天河渡口有黄氏祖坟，人称“老坟茔”，临河而建，巨石砌成。江堤与黄家湾夹角中的小岛是我出生之地环溪村，俗称木排墩。
无为大堤自古以来就是长江有名的江防重地，关系到舒、庐、无、巢、合、和、含的安危，记忆中的江堤实在只算一条小土埂，有坐北朝南的人家，也有大段的空埂与坟地，埂上隔一段便有一个约两间房子大的土堆，当地人称“土牛”，用作防汛备用土。这条江堤远不能与今天的无为大堤相比，小得可怜，却能抵大事，就本世纪而言只溃破三次，即1911年、1930年、1954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春夏江水上涨很容易漫过堤顶，家家在门前筑一条像孩子玩耍般的小土埂，叫子埂，这腰般粗的小小子埂就挡住了浩荡的万里长江，居民相安无事，要是在今天当局恐怕早已通知居民转移了。想如今江堤如山，而人心如鼠，江水离堤顶还有两三米就超过危险水位了，人心惶惶。这道理我也想过，除了长期战乱，人们对生死冷漠外，就是当时民间财富远非今日可比，大水来了，人不死就行，财产什么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有些堤外小块耕地和江中洲地，种几年庄稼地力就下降，破就让它破吧，让江水淹一次，淤一层肥土就会带来几年的好收成，还有鱼虾之获。
江堤上的环境实在美极了，堤外杨柳成林，树外是长江，对岸是江南群山，层次分明，视野开阔。
黄氏宗祠
小时候只去过一次黄氏宗祠，离黄家湾不到五公里，样子不是太旧太老，战前由乔松大伯主持重修过一次，乔大伯还告诉我们一个修祠堂的故事：祠堂主要结构完成后要进行内部装修，重点是祭厅里摆放祖宗牌位，按辈份分等，各就各位，一点也不能乱，这就遇到个想不到的麻烦。头一天摆好了的祖宗牌位，第二天一早就被莫明其妙搞乱了，一连几天如此，乔大伯百思不得其解，后经看祠堂的老人提醒：莫不是得罪了大仙。所谓的大仙在故乡妇孺皆知，就是指狐狸，也称狐仙。这小东西很机灵，一般情况下人兽共居互不相扰，一旦人们侵犯了它的利益就麻烦了，轻则骚扰，重则放火，有人考证，狐狸可利用粗大尾巴与木材磨擦产生高温生火。乔大伯一想可能因重修宗祠翻动了它的老窝，临晚一人站在祭厅里默默念念有词：“各位大仙，吾修宗祠乃家族大事，不敢懈怠，为此而影响仙居当请谅解。事毕后定另当妥善安排。”说也奇怪，从此祖宗牌位再也未受干扰。
宗祠祭厅庄严肃穆，我到里面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凑近牌位看上面写些什么，得罪祖先，那还了得，人们告诉我，牌位上有男无女，女儿是人家人，入的是婆家祠堂，那些未嫁而亡的姑娘们就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太惨了。
祠堂祭祖活动很规矩，司仪要熟悉一整套操作规程。光说向祖宗磕头，要严格按辈份进行，一点也乱不得。老辈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为他一个人安排一次拜祭，小辈哪怕成百上千，同辈人也只能集中挤挤一堂同拜，这里是不讲阶级成份的，天王老子也没有特权。
宗祠里平时冷清清的，只有一两个看门老人，清明冬至一下来了千百个族人祭祖吃饭问题怎么办？原来先人已早有安排，院子里排上几口半人高的大缸当锅，平放在地上，沿缸四周架柴烧饭，陶器煮饭香味特浓，由专门厨师烧菜或自家带菜，不论穷富自由组合，没有桌椅，全部都围成大圈小圈，蹲在地上就餐。
祠堂里相互称呼一定要按尊长辈份，是不许叫名子的，即所谓：白胡子孙，开裆裤旳爷。
听老辈说按族规女性是不能进祠堂的，到我记事时这规矩已不存在了，男女一样同堂祭祀，同桌吃喝。
祠堂是整肃族规的场所，族中的不肖子弟被拖到那里，免不了一顿暴打，这打也有学问：高声呼救、大声认错求饶，可少打；不服、辩解则重打；拒不开口就可怕了，打到你开口或断气为止，就是所谓的“打闷堂”。这类似日后政治运动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认罪的份，至于有无冤假，那是另一回事了，与本官无关。
老祖宗那里来的？祠堂牌位我不敢看，家谱又看不到。当时黄家湾只有显道二哥家有一部家谱，他虽是个普通农民，却因家族世袭地位不同而拥有一部家谱，用一个古香古色的木箱子装着，严严实实地放在堂屋的香柜顶上，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一起，这部家谱谁有资格翻，我到今天也不清楚。1962年远致六爷因公外出顺道回故乡翻阅过一次，后来在文革中还被人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感谢六爷看了一次家谱，过后又写了一首诗才让我们知道老祖宗的来龙去脉，诗中写道：“看谱查家史，元末江夏人，兄名黄思本，弟名黄思诚。避兵来此地，黄湾初命名。务农为本份，一传数百人。”老祖宗不过是个六百年前从外地逃难来的农民。
黄家最后一次修谱为清末民初，我家远字辈上谱的只有乔大伯和父亲，全族人口只有几百人，从元末弟兄二人到清末不到六百年间，繁衍成数百人，基本与当时社会人口增长情况相符。历经战乱，族人仍岁岁平安，人丁兴旺。
听老人说：长毛时杀了不少乡人，是黄家湾一次大劫。逃难时如有小孩啼哭，父母只有狠心把孩子一把捂死，否则暴露了藏匿地址，全村人都要遭殃。冷兵器时代只要隔一条小河，刀枪就排下不上用场，乡民就在对岸臭骂：长毛儿热！长毛孙哉！小时在泥汊大姑母家不远的土地庙傍，还见到一尊当时的鋳鉄火炮，架子没了，只剩炮筒，笨重无比，常有孩子们骑在上面玩耍
老辈族人，乡风纯朴，尊老怜贫，视不孝为大逆，又不乏情趣。老坟茔边摆渡工永来，家贫辈高，每逢年关，乔大伯或父亲都安排我们小辈为他送米送菜。小河埂一位伯母姓肖，气质非凡，随和，爱玩笑，父辈戏称她为“肖太后”，我们小辈就直呼她“太后二妈”，叫得她笑不拢口。
发迹
黄家湾至今还不通公路，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不高，古代祖先的日子艰辛可想而知。一部分子孙到清初才逐步摆脱贫困，清中叶才有起色。大约在我曾祖父前几辈（康乾年间），一次过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夫妻俩三十晚上去光景稍微好些的岳父家，岳父母不开门在门里就骂：“又是那穷鬼来了。”小两口很有志气，转身就走，这年怎么过的不得而知，但他俩从此再也不进岳父家大门了。此后拼命劳动聚财，几年后居然小有长进，买了条木船跑起了运输。这条船好生了得，年年月月顺风顺水，财源滚滚，黄家发了。后代族人提起那条发财起家的船就充满了感激之情，子孙们不论男女没有不会划船的，以不忘祖宗创业之艰。致富之后，除了买田买地之外还做起了木业生意，到高、曾祖这代已形成了商人财主集团，黄家湾也打破了清一色农民格局，士、农、工、商门类齐全。曾祖父弟兄三人盖起了像迷宫一般数十进有风火山墙的青砖灰瓦的连片大屋，各据一个大门，号曰“三房公中”，木号林立，良田千亩。父辈们还把我家寿记木号别称“临江别墅”，兼作休闲待客之所。
祖宗、祖坟
“三房公中”即曾祖父弟兄三人，我曾祖排行第三，后人称曾祖父、祖奶奶为男太太、女太太，或称大脚太太、小脚太太；祖父弟兄五人，我祖父排行第四，想当时可谓人丁兴旺，财源茂盛。往上数，祖宗已遥不追，祖宗牌位上第一位是观三公，这一世祖比我显字辈大十一辈，按古例三十年为一世，应为明末人士，约在江夏逃难弟兄三百年之后。第四位是文质公，乾隆初年人士，可能是当年先富起来的“万元户”。这位文质公却为后代做了件大好事，黄家湾闻名的文质小学就是这位先祖遗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村里学童都出自这所小学。
黄家湾黄氏有它自成一系的班辈，不论天涯海角，两个姓黄的一叙辈份就知道自己的根。班辈制定应在黄氏鼎盛时期，人人耳热能详，这是黄家湾黄氏的基因密码、防伪标志，也是一首四言诗：大庭吉兆、万世荣昌、永远显达、德后光明、家声克正、孝友贤良。我们为显字辈，我见到最长辈为昌字辈，人人称其“小昌奶奶”，莫看她是位穷老太太，谁见到都热情招呼，到谁家都待为上宾。我见到最晚辈为明字辈，六十年前我们这辈在黄家湾就是老祖宗了。
按班辈命名，早已淡出历史，后人如何对待，那是他们的事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清明上祖坟是孩子们的节日。曾祖坟我去的最多，多为子良、乐圃两位老辈带我与显硕去的为多，上坟的高兴劲叫我终身难忘，一路连蹦带跳。曾祖坟由专人看管，靠坟主人提供几亩耕地生活，负责看管维修坟墓，另外每年给扫墓人招待一顿丰盛的饭菜。
祖父母的坟我只去过一、二次，由乔大伯带我们小辈去的，坟墓在一个村子旁边，背山而建，墓前还有一些石雕，气势远比曾祖坟阔气。看坟人家即为旁边农户，没有饭食提供给扫墓人，说明入土时的家庭实力不如上一代了。
1945年春共军李先念部在河南宣化店被国军包围，远致六爷奉令突围去苏北盐城，化装成回家奔丧的布贩子潜回黄家湾，由显煜陪他去上父母坟。看到坟上种了庄稼，六爷心中不快。提出：人家祖坟上怎么可以种庄稼。看坟人以为他是国民党，说：回主人话，这不能怪我，这是共匪为发展生产强迫我种的。六爷哭笑不得。在坟前，六爷焚长诗一首，说他当时处境和心情是：“便服乔装懒见人”。在战争中遭遇到“太行深处抛孺子，鄂北秋山别伊人”的不幸，最后向双亲表示歉意：“时人回家有黄金，不孝坟前诗一首”。时人明显指当时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权贵们。
我父母坟都葬在义冢地上，也就是乱坟岗，是黄家出资购买旳一块供穷苦人入土为安的慈善亊业，远非祖上可比，今天更是早已无迹可寻了。每逢清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看到家家扫墓，不由暗自伤心。
老三房（三门公中）
清末民初是祖上最荣光的时候，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发迹已奠定半个多世纪基业，当时的“三房公中”即曾祖兄弟三人富甲一方，三幢由风火山墙、青砖、灰瓦建成的十多进大宅（一进有天井、堂屋、厢房多间组合而成），画梁雕栋，屏门隔扇，如保留到今天的话，完全可以作为一处旅游景点，尤以大房每进正厅中堂都悬有匾额，制作精致，书法雄健，可惜当时年纪小，内容一概不知，只记得落款处有什么谷旦、仲夏等等。想为大户人家及官宦所赠，家中还有八抬官轿。
曾祖母姓杨，身有残疾，跛腿，她寿诞之日开的是流水席，来者入座，上不封顶，亲疏贫富一视同仁。远近乞丐则广搭粥棚，施粥数日。
三房公中解体应在清末民初，各家贫富迅速拉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我记事时，小五房中的二、三房已和普通村民一样住在茅屋里，建国后，土改中他们无一例外被划为地主，打入社会最底层。
小五房
老三房应为黄家鼎盛时代，盛极必衰，到我祖父这代晚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族人良莠不齐、分化，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了。
祖父弟兄五人，亦称小五房，我家排行第四，一姑奶嫁薛家，抗战中逃难至黄家湾，靠娘家周济渡日，土改中成为祖辈中唯一的贫下中农。
我父辈开始，黄家湾除传统的农民、商人、财主外，族人开始由土向洋、由民向官转化。大房的老大和老小，一土一洋，老大梧亭凭他的道德、文化为族中掌门人，是个很有声望的乡绅，为实际上的族长。据说他年青时中过秀才，后让给他一个同考的叔辈了。乡邻大小事件由他管，有首儿歌唱道：“黄梧亭，面子大得很，坐在上面把话论：这个事情难得很，要找达武和达文”。达武、达文是我的晚辈，年纪比我父亲还大，族里管事、跑腿的。梧亭酷爱诗文，写一手颜体字，不参政，算是那个年代的正派人物。族里大小都怕他三分，他治家不近人情，重男轻女，男孩打女孩不准还手也不准逃避，理由是：让他打几下不就算了。反对女孩读书，说女孩上洋学堂等于往妓院送。夏天晚上一边散步，一边放声吟颂古诗，声音浑厚，抑扬顿锉，让人不解。村民称他疯子，他的行为不知可是古代所谓“踏歌”、“行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八卦洲见过他的诗集，还记得一首：
我学做诗已十年，十年应有好诗篇。
试翻旧稿从头看，只是昏昏睡欲眠。
梧亭的儿子显扬是个新老过度人物，除传统文化外，家中藏有林语堂、周作人、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作品和新编杂志如《拓荒者》、《人间世》等。春节拜年，人们已习惯口头上打打招呼，意思意思。他见长辈，依然躬身下拜，让长辈赞叹不已，并数落我们：你们拜年就嘴上喊喊，看人家显扬大哥，真磕头！
老小阶平与我父亲同庚，因大月份，我称之为四伯，是黄家湾第一个新派人物，曾就读于上海大学，接触过国共双方上层人物，我听过他介绍瞿秋白唱国际歌的情形：“瞿秋白肺病，身体不好，唱国际歌上气不接下气，脸胀得通红。”文质小学的校牌也是他请于佑任写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辈们还穿前清长袍时，他已西装革履，手拿文明棍。他没有完成学业是因父辈令他回家完婚，他抗婚不成，父母对他婚事无价可还，说：你不要，我要！他终于回家完婚，养了六男三女，如今多逾古稀之年，个个齐全、平安幸福，为人间少见。建囯前我见过他给乔大伯从南京寄来一封信，介绍显煜考高中情况，字写得不咋的，名词不少，“望穿秋水”和“名落孙山”，就是我从那封信里学来的。一年春节，他一身洋服来我家贺年，客厅里挂有方孝儒和康有为的字，方孝儒字为中楷，内容记不得了；康有为是一付对联：“南国有奇士，雄才识霸图”，士字两横差不多长，阶平大声吟诵“南国有奇土”，当场受到老兄弟们的嘲笑。阶平死于饥饿，临终前念了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老二槐亭死得早，我记得是个瘦老头，有一男二女，儿子有精神障碍，小女儿显文在大跃进中因为饥饿搞点吃的，被逼投水身亡。
老三乐圃，胖老头，我们称之为胖三伯，有趣的是他老伴非常瘦弱，也被我们称为“胖三妈”。他是父辈中少有亲近孩子的人，喜欢我，一碰到就摸我的小鸡鸡，一次在我家，我拿小炸招待她，不小心跌破了头，到今天我右额上还留有疤痕，算是我对这位可亲长辈的纪念。乐圃生有四男三女，为有福之人，富有福相，姑娘们出嫁都由他背上轿，看到一个个小辈出嫁，有时不禁怆然泪下。土改前我与他同桌吃饭，胖三伯指着满桌菜肴说：“吃，马上就吃不到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由吃得到到吃不到，再到吃得到，令人有“河东河西”之感。他儿子显经，清华大学毕业，也是黄家湾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胖三妈高兴地告诉人，他儿子书念完了，没书念了。显经后被划右派回乡，郁郁而终。
二祖父后代住江堤上，一子名远举，另一子名远鹏，有二女，一嫁姚沟肖家，一嫁西乡水家，早寡。在远鹏身上发生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他年青时不守本分，与凤凰颈码头上流氓帮会有来往，本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恶迹，但家族长辈们也决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这位逆子很少在家，人们也对他无计可施。有一次外出归来，被几位长辈得知，把他堵在屋内，年青人当然不肯轻易就范，拼死夺门而出，一头轧进江滩上的水塘里，长辈们分别乘几只小船，手拿一根几尺长的铜头烟杆，追杀年青人。只要见到他冒出水面就照头一烟袋打去，水面上血水一翻，几追几打，年青人终于被打死了。死后还不准家人收尸，暴尸村头，以警族人。家人不敢吭声，谁教自己家教不严，出了这个败类给家族丢人。当局对此不仅不出面干涉，还对黄氏家族族规之严表示敬意。这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但它的份量却使几代人毛骨悚然。
还有一件与此维护旧礼教性质相同的事，此两家又为近邻。我一位族伯奇山不幸病故，他妻子平时好像不守妇道，为族人所轻，在丈夫丧事上竟与和尚道士调笑，如此伤风败俗之人谁知竟趁人不备吞烟土自杀殉夫。消息传来，大家谁都不信，认为笑话一件。及至证实后，无人不大吃一惊，至肃然起敬。火速通知娘家，娘家闻讯后感到家中出此烈女，无上荣光，立即派众人守住尚未断气的未亡人门口，不准人抢救，以全其节。婆家认为人命关天，不能见死不救，两家人为救与不救展开一场恶斗，结果娘家人胜利了。出殡之日热闹非凡，两口棺材女前男后同时出门。县官亲自登门公祭。
三祖父生有一男二女，大女儿嫁城内卢家，我称之为“六姥姥”，乔大伯之女、即我大堂姐为他家儿媳，我在读初中时常去这位姑妈家去玩。姑父书法好，为人严厉，使人望而生畏。他还是敛财、节俭高手，他家大院就是他平时在外面拾碎砖砌成的。我家男佣张老头去他家办事，来回四十公里，这位姑妈还不忘让这老佣去城河挑担水。三祖母是续弦，江南人，儿子笑话她说：“江南嫁到江北”。被认为是族中不孝之人，这就是远定佬爷。听显煜说，远定临终前还提到我，说不是我他早死了，可我一点也想不出缘由；另一女嫁吴家，早逝，其子与我中学同学。
四房即我祖父，见：《四匪人家》。
五房为我家近邻，关系最亲，五祖父早逝，五祖母守节抚孤成人，为族人所重。五房有一男一女，女嫁吴家早逝。男名子良与我父亲同庚，因长月份，我称之为子良大爷。在父辈中子良是惟一会做家务和爱和孩子们玩耍的长辈，又是大孝子。青年时带母亲去上海、南京、九华山等大城市或名胜区去旅游，这在当时农村是罕见的。夏天晚上趁凉，小辈们都围在他身边听他讲《西游记》、《聊斋》等神话鬼怪故事。入夏，趁下河洗竹床时边教我们小孩游泳。他也不口授，一把拖住我就按入水底，任我挣扎、呛水也不松手，到火候他一松手我拼命往上划，几经反复，水性很快就熟了。他煮饭、烧菜、打毛线、打芦蓆样样精通。父辈找不到第二个人像子良那样勤劳，经常带孩子劳动，聚了一点财富，带给他是一场厄运，建国初他死于劳改队。
抗日战争中子良有一好友为新四军负责人张克如，曾有数十名战士在他家用餐、休息。这些战士年轻活泼，多来自农村，不乏腼腆，吃饭速度极快而不出声响，有时饭后即赴前线。张会武功，曾伸出胳膊发功，让孩子们棍打、刀砍，但不能用刀来回割。我曾用棍子打去，碰到皮肉时感觉又硬又有弹性。土改时子良入狱，他劳改农场的顶头上司即为农建五师师长张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显煜在省城见到张克如，张说：当年子良与他是好友，抗日中也曾帮助过新四军，但现在子良有难，因政治关系，他无能为力，共产党不同与国民党，政治高于一切。张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愧疚而无奈。
小五房祖父五人，我一个也没见到，祖母只见到三祖母和五祖母。
堂叔伯中与我们小辈关系最融洽的当为良大爷与胖三伯。带我们上坟，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游泳。我喜欢和胖三伯一桌吃饭，菜好、人好，小辈们无拘无束。见到其它长辈都敬而远之。至于那位在我出生前就被长辈处决的堂伯，我暗自同情。此事对族人有极大的威慑效果，令人不寒而栗。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