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我1934年农历10月22日戌时生，出生时浑身白净，乔大妈说是粉胎子。五奶奶向父亲道喜，父亲说：又多了一根讨饭棍。
我生母姓刘，无为城内人，教师家庭，我一岁多她就去世了，恐怕还没听到我叫她一声妈妈。对生母我一点印象、一点感情也没有了，罪过！
三婶是我妈妈，我妈妈就是三婶。
母亲死时姐姐淑清、淑澄、哥哥显邦都不到十岁，我还在吃奶，不能没有人抚养，好心的三婶成为了我的妈妈。她是人间给我恩惠最多的人，我虽年逾古稀，床头墙上还挂着妈妈的照片。生母不在了，奶还得吃，妈妈就将自己空奶让我吸吮，致使乳头长期溃烂。夏天在外面趁凉，我躺在妈妈怀里，整夜为我搧扇子、赶蚊子。我小时第一道不解的话题就是：妈妈怎么天天整夜不睡觉。
妈妈姓叶，外婆与我奶奶是姐妹，从小常到我家走亲戚，对我家上辈掌故了解超过所有妯娌，连我曾祖母也见过。我祖母生性刚强，爱好喝煮茶，曾祖母说煮茶颜色和药一样，祖母听了不高兴，没好话回答：药，就是给你老鬼喝的。
生母早逝，刘姓外婆家少有往来，我却有福，有了叶家外婆。叶家是大族，数不清的舅舅、姨妈，还有一个外号叫蒋介石的舅舅。我大姑母嫁叶家，也属舅妈，亲连亲。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泥汊，一条六公里长的小河，东通长江大堤，西通离黄家湾三公里的姚沟。去泥汊就沿着这条小河，走到头就到了，这条小河河岸很高，夹岸不断茅屋农家，柳树成荫，几乎覆盖了深深的水面，水边上不断传来妇女槌洗衣物的声音，单调幽深，还有回声，虽为河网圩区，却有深山幽涧的韵味。小河南岸是外婆家，舅舅身高一米八、九，人称“大个子”；舅母姓谢，壮实、直爽、嗓门大，人称“炸辣子”。几间矮小的茅屋，典型的穷苦农家，世代务农，农闲时就“放卡子”搞点小鱼。河北岸是姑妈家，高墙深院，青砖灰瓦，一座很有气派的富家大宅。进院门右拐大门外有一株多年的桂花树，天井边有一株多年的葡萄，枝叶繁茂，葡萄品种不好，小而酸，对馋嘴的孩子也没吸引力。相比之下，对岸舅舅家的小茅屋就太可怜了。夏天每逢暴风雨来到前，舅舅默默地把一杆秤挂在屋檐下，一脸的严肃，我也不敢问，后来听人说当地人把暴风雨叫“龙过”。龙在天上路过自然威力无比，有一杆秤挂着，龙王可以足下留情，不会把茅屋掀翻。
跟妈妈到泥汊是我最热闹最高兴的日子，吃玩不说，那一路行程就够有趣的。泥巴路行人多了一到晴天路面上有一层几分厚的溏灰，每个行人小腿肚子都沾上一层灰土。口渴了随便到路边哪户人家讨口水喝都很平常，妇女们要方便也在路边人家解决，行人赶路天黑了也可以到附近人家去借宿。隔一段路还有一个小茶棚，卖几样零食，喝茶是不要钱的。
很小的时候是跟在妈妈后面走或妈妈搀着我走，稍大一些妈妈走路就没有我快了，她脚小走不快的，我则可以想快就快，要慢就慢，高兴时还可以跑一段，超过妈妈时就高兴地在前面等，等到了再重复一遍，有时也埋怨她走得太慢，妈妈无任何表示，始终用一个速度不慌不忙的走着。
妈妈的本家姐妹很多，叫不尽的姨娘，我喜欢姨娘不大喜欢舅舅，甚至还有点怕，姨娘们常在妈妈面前夸我长得有福相，聪明，舅舅们就不说这些恭维话。一次去亲戚家做客，也不过三、四岁，话恐怕也讲不周全，饭桌上清一色女客，我胆子也就大了，大人们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我竟稀里糊涂评论起来，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赢得满桌喝彩：这孩子聪明，知道咸淡。主人还根据我的话添盐、加醋，我得意极了，妈妈一旁嫌逊的说：不要听小伢子瞎扯。
一位姨娘住在江边，江南就是获港，路上要坐船，穿过湖滩、沟汊，船行驶在一片菱角、荷花中，孩子们在小船上折荷花、采菱角，折腾得小船晃来晃去，险象环生，满船笑声、惊叫。我家虽也在长江边，但那是夹江，离大江和主航道还隔两个小洲，第一次到了大江边上，一上江堤，哇！江水浩渺，一望无际，渔船白帆来往如梭，轮船机声隆隆，好不热闹，好比第一次到了上海南京路的感觉。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长江边渡过，童年第一次来到江边最深的印象就是热闹。
妈妈和我交流不用语言，有时菜饭不对味，我不吃也不说，她也不问，只顾吃她的，吃毕，也不问我要吃什么，无声无息给我另做，那肯定是我最爱吃的。
妈妈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好像她永远没有脾气。记得只有两次惹火了她，第一次痛在我身上，第二次痛在我心里。一年夏天，我口渴要水喝，她给我拿来凉开水，我不喝，要热的；又给我烧热了，我不喝说烫了；再给我用两只碗倒来倒去，说正好一口喝了，我还不喝，说不热了。妈妈火了，哪有这样不讲理的孩子，把我拉到天井石板上站着，太阳正毒，石板又烫，妈妈从扫帚上拽了几条竹条，朝我遍身抽打，我被打得像猴子一样乱蹦乱跳，从此我再也不敢对妈妈无理取闹了。另一件事好像很伤了妈妈的心，也让我非常羞愧丢人。我上学时第一天上的国文是：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因为父辈们年青时在江西做木材生意，也多少有点江西知识，在课外知道了江西省的简称：赣，比起小小猫、跳跳跳来，这赣字简直太难了，成了我骄傲的本钱。一天一个亲戚到我家来，中学生，我当许多人的面要考考他，中学生当然不把我放在眼里，有意捉弄我，故意装不认得赣字，我更得意忘形。这事被妈妈在隔壁听到了，多次教训我，好像很伤心的样子，人家骗你，捉弄你，你还得意，也太丢人了。虽没有打我，但比竹把丝打我更厉害，一句话：不晓得丑！童年没有比这句话更让孩子无地自容的了。
冬天睡觉前把袜子放进裤筒里，早上摸黑起床也不怕找不到袜子，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我小时候妈妈教我的，我一生都这样做，还教过小辈。
妈妈养我当然不是为了养老，但我日后的不幸竟成了对她的回报。一个小脚老人多次去右派劳教的铜陵矿山探望我，无论酷暑严寒，矿山周围几十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天黑了就坐在树林里靠在树边上坐等天明再走。妈妈从不提多累多苦，她对我说：最累最困的时候前面就好像听到我旳声音，这时再累再困也不知道了，在矿山上他看到和我一样年轻的右派们，干苦活，遭斥骂，不解的问：人对人为什么这样狠。
当我从狗屎堆变成人的时候，妈妈已看不到了，命运，你也太残酷了。
父母之死
父亲去世我在身边，看到了全过程，母亲去世我也在身边，但什么都不记得，太小了，只能日后听别人说。
1936年夏，母亲死于阑尾炎，在乡间叫断肠痧，绝症，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家人只有让她吞鸦片止痛，并派人去县城请当时名中医刘先生，县城离黄家湾有二十公里，全是小路，来回至少要八小时以上，医生还在路上，人就死了，其实即使这位医生到了，仍不免一死，今天阑尾炎是个小手术，乡镇医院也能做，那年代只有大城市才能做这种手术，乡下人得这个病，必死无疑。小姥姥告诉我，母亲死在她怀里，两个人的衣服全湿透了。当时正值炎夏，外公家闻讯很快来了一班人马，因为死得突然，外公家怀疑是否为非正常死亡，当时社会上为家庭不和妇女寻短见是常有的事，来的人多，多少带一点准备动武的准备。外公来到，家人立即打开棺盖，按当时风俗，未经娘家人检查遗体前不得钉棺，1979年在铜陵四姐告诉我：外公爬上丧凳，伸手就摸母亲颈项，看看有无伤痕，当确诊为病故之后，一场触及两家命案的纠纷也就自然了结，但对我家自尊心也有一些伤害。在家养伤的五爷当时颇为生气，母亲对我有生育之恩，给予我生命，但过早离我而去，没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父亲死时我已十岁，记得非常清楚。他年青时即患肺结核，时称肺痨，1945年春末一天，他嗓音已完全失声多时，躺在靠椅上，没有任何动静。乔大伯、大姑母坐在一旁神态黯然地议论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一刻很快就会到了。一会，人们把他移到床上，头朝西右侧身而卧，我想别人死后都平卧在床上，父亲为什么不是这样，弥留中的父亲好像慢慢地自然调整姿势，很慢很慢，当他平静仰卧和所有死人一样的时候，全家才从静静地等待中爆发出嚎啕哭声。同辈哭、晚辈哭，最凄惨的要属五奶奶，老人由人掺扶颤巍巍地进门，“桂宝子乖乖！”，五奶奶大声哭喊，叫着父亲小名，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不幸向苍天悲号。
出殡之日显邦兄不在家，由我披麻带孝捧灵牌，因年幼脚力跟不上抬棺人的速度，人们把我扶上棺木龙杠上坐着，父亲生前自知阳寿不长，三十多岁就为自己准备了一口“三元”寿材。“三元”寿材四周为三块杉木做成，档次仅次于“对墙”。漆黑的棺体，前面有金色漆绘古亭，出殡路上引起不少老人赞叹，有人还说，我日后能睡到这样棺材就好了。
到了坟地，一个风水先生手拿罗盘定了方位，事毕，殡葬用具全部由人用力向远处扔去，越远越吉利，只有抬棺材的龙杠带回来仍旧放在小学校里，那是族中公用的丧葬用具。
父亲和母亲都葬在义冢地里，相隔不远，当时为什么不合葬，我至今不明，义冢地是黄氏家族出资为社会所做的慈善事业，无偿地为穷苦人提供墓地，由乔大伯立碑记事，那时碑已残破，倒在乱草丛中。乔大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弟弟也只能葬在这乱坟岗上。父亲的牌位在四爷健全之后，是子良大爷写的，全文是“春林公之位”，是祖宗牌位上最后一位，第一位是观三公，明末人。
卢姓后娘也在当年出走。
其时，半年后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新四军北撤。
鬼子轰炸
1938年农历3月13上午，两架有日本太阳旗标志的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当时飞机轰炸全靠目测地面目标，手工操作，一般在空中都要经过盘旋侦察，确定攻击目标后再俯冲扫射、投弹。这次可怪，飞机才飞临上空，全家还未反应过来，几颗炸弹就在房子东面爆炸，一阵扫射过后飞走了。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时烟雾弥漫、瓦砾四飞，白昼如同黑夜，全家一片惊恐。我在烟雾里被三爷抱起逃生，四爷抱走显邦，当时我不到四岁，轰炸时最深的印象先是吓人的的巨响和瓦砾乱飞，接着是烟尘和黑暗。老屋东、北两面严重损坏，五婶在灶边被倒塌的门板压在身上，四婶腚部炸伤，大伯母挥手叫人快逃，一抬手袖口炸穿。一只马桶被炸到几十米外的荷花塘中去了。
虽无人严重致伤致残，但全家个个都带伤，成为“血人”。这种出乎常规的突然袭击令人费解，后经大家分析，环溪村四面环水，树木繁多，住宅气派，可能被日军怀疑为什么重要机关和要人居所，事先经周密侦察后，来一个侵略者惯用战术：闪电式袭击。感谢上天和祖上保佑，鬼子阴谋并未得逞。房子未击中要害，家人虽个个受伤却都保全性命，飞机走后，屋西面不远的庄稼地里坐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垂着头，斗笠盖在肚子上，三爷走近叫他：“伙计，飞机走了，还不起来。”叫了几声也不应，一掀斗笠，肠子一堆露在外面，人早死了。那一天日机如不是突然袭击，让家人有时间去户外防空洞里，那正是炸弹落点，全家后果不堪设想。也有村民说我家祖上显灵，用手在空中推开了炸弹，全家大难不死。
房子东面的弹坑和外墙上的弹片是我小时常玩和地方和东西。
轰炸后不久家乡经历了跑反、沦陷，父辈们各自东西（五爷、六爷在轰炸已前离家），大家庭完全体解，再也没有团聚之日了。
除这次鬼子轰炸外，十年后我又亲历国军轰炸，落点离我约500米，没有危险，爆炸时身体和整个大地猛的往下一沉，如乘电梯下降时刹那间失重的感觉，。小时最怕的是飞机低空俯冲越过头顶时发出的尖啸声，那种恐怖感觉与人相伴终身，挥之不去。后来听人传话：国军有意把炸弹丢在无人处，扔光了好回去交差，他们说：头头们争江山叫我们去杀自己人，我才不干这缺德事。
在渡江战役中，双方激烈炮战，我和显硕站在高处看热闹。童年听惯了战争中的爆炸声。
黄家寨
抗战初期故乡时局很乱，国民党、共产党、日本鬼子在当地都没有稳固的政权，乡间治安成了大问题，有钱人家惶惶不可终日，我家早已破产，家境连富裕的农家也不如，当然无盗贼之虑，堂伯梧亭就没那么轻松。一来他家境较好，二来他本人又是一方乡绅，保地方平安责无旁贷，所以他出面主张自办民团，武装保卫黄家湾。这位颇有知名度的老夫子除了小有财产、满腹诗文、一脑袋孔孟之道外，从来也没摸过枪。他相中了我四爷，四爷体格健壮，性情粗暴，又闯荡过江湖，这就成了梧亭首选人物。在我家客厅里研究这个问题时，四爷开始是不干的，经梧亭一再动员，奈这位兄长面子不过，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就招人备枪，组织地方武装，据说枪支是我父亲出面通过戴安澜帮助解决的，国难当头，百姓武装自己也符合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方针。这不到十人的武装在黄家湾入口处设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这就是所谓“黄家寨”的由来。时为1938年春末夏初，实际存在头尾不过半年。
时值国共合作，新四军组建，枪支奇缺，这支没有任何政治靠山的小小地方武装引起附近新四军游击队的注意，决定以武力夺取“黄家寨”枪支。1938年农历9月17日夜，梧亭大女婿丁家佐从襄安带来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他当晚在镇上澡堂里听两个游击队谈话，透露了当夜攻打黄家湾夺取枪支的消息。他顾不得洗完澡，连夜急奔岳父家报告军情，消息传来，包括我家在内的几家大户火速举家连人带枪连夜逃进山里，所谓山里是相对圩区而言，不过是古代长江北岸的黄土丘陵而已，离家往北不到五公里。游击队进村时路线不熟，摸错了地方，该拐弯时没有拐弯，到发现走错路再回头时，给撤离者赢得了时间，安全撤离。游击队进村后扑了一个空，没搞到一人一枪，只是把相关几家大户抄得个底朝天，一无所得后，派人送信到山里，向黄家湾这支小小队伍发生最后通碟：限期交枪，否则将黄家湾烧为平地。这支由饱读诗书的乡绅们武装起来的民团防止小偷散匪可能还起点作用，在新四军游击队前面当然毫无还手之力，只有缴械了事，回家后也一直相安无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包括土改也没有作为旧帐清算，但在世代平安的黄家湾却算得是一件大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显煜在合肥金稚石家里遇到一位老者，金老先生向显煜介绍说：这位就是当年大闹黄家湾的胡士汉。胡虽为共产党，却吸大烟，当年豪气全无，很客气地对显煜说了些后生可畏的话。
这件事被家里称之为跑新四军反或新四军抄家。它与同年春末发生的日机轰炸并列为家中大事。
跑反
从家乡沦陷到抗日胜利，经历了跑反、沦陷和光复三个时期，沦陷初期，鬼子住在较大的城镇里，不时下乡骚扰，大多趁小汽船，当地叫汽油划子，多为过路，早去晚归，白天还好一点，看得见，听得清；黑夜更加人心惶惶，狗子狂叫，人声杂乱，鬼子来了！全家上了一条小船，划进离家不远的河汊里躲一阵子，途中只见两岸逃难人扶老携幼，有的还挑着简单的行李，哭声、喊声、枪声相杂，每次跑反回来后就传来某人被打死了，某人被抓走了，某人掉到水里淹死了。当时小姑母年青力壮，划船都由她一人承担。一次跑反，船载着一家人正行驶在麻四姑娘门前夹岸杨柳的窄窄河道里，一桨碰到一条大鱼身上，大鱼受惊，猛的跃出水面，正好落在船舱里，她一脚紧紧把鱼踩在脚下，一边继续划船逃命。鬼子走后，全家人回来连夜煮鱼烧饭，一阵欢笑，苦中有乐。有时也跑到偏远地区较长时间才回来，家里人很多，不能集中在一处，这时全家就跑散了。父亲、五爷、六爷、显邦、淑澄、淑清逃到离家三十公里的关河朱佑棠家，朱家与我家世交，关河很偏僻，位于无为庐江交界处，白湖岸边，五爷、六爷就从那里分别去西安、延安的。可能因为那次跑反的关系，淑清姐后来就嫁给朱佑棠二子朱光弼，胜利后姐夫在南京永利錏厂工作，淑清后来也在同一厂上班，一直到退休。我随妈妈、显芬逃到丁家佬三舅爹爹家，后又逃到王家圩王和友家和黄家湾三奶奶家，为什么家近在咫尺却不敢回家，我想可能是环溪村环境好，住宅大，太显眼，怕再次遭到轰炸或攻击。
在王家圩住在一间牛屋里，一条大水牛只好放在露天，水牛不愿这样安排，一次挣脱缰绳，跑回牛屋，死死地堵在门口，睁大双眼盯着我们，吓得我们大声求救，主人闻声才把水牛牵走。在三奶奶家，一天我和显芬正在门前路上玩，忽然看见从小学校边走来一支约十余人的队伍，身穿黄褂子，头上扎着黄头巾，每人背上斜背着一把大刀，神态严肃，这阵势我只在戏台上或香烟牌子上见过，有点像传说中的“长毛”的样子，吓得我没命往家跑，一头碰到堂前八仙桌子角上，顿时额头起了一个蛋大血包，妈妈闻讯出来，黄衣队伍正好从门前走过，她低声骂道：这鬼大刀会，把我小伢子吓死了。
夜里跑反的恐怖紧张气氛没经历过的人实在没法体会，妈妈给我穿衣服，我吓得发抖，妈妈手也抖，又不敢点灯，两个人抖到一起，穿一件衣服比平时要费很多工夫。为了希望一家人跑散后小孩有好心人搭救，妈妈在我衣服角里缝点钱，其实到时候也没用，我不仅不知道有钱，也不会用钱。
鬼子在凤凰颈长驻不走，安营扎寨，鬼窝叫“红部”，在以后的影视、小说里我好像没见到这“红部”二字，莫非我太小记不准？鬼子就住在附近，才结束鬼子来来去去，百姓跑进跑出的日子，“反”是不跑了，也无处可跑，天天都在刺刀下、枪口上过日子，时刻提心吊胆，一到晚上，父亲就念佛：阿弥佗佛，又过了一天！也有少数人不当顺民，跟国民政府跑到四川，那都是大有钱的，黄家湾找不到一户。逃出去离乡背井，日子也不好过。有个姓肖的远房表亲，在四川把老母亲丢了，胜利后回来觉得没脸见人。
江堤上住户绝大部分是草房，鬼子刚来时为强迫百姓屈服，有队鬼子兵身骑大马，手里各拿一截燃烧的火把，边走边放火，一户不留，江堤形成一条火龙，并随意向逃跑的人开枪射击。
沦陷时鬼子、伪军（黑头鬼）驻凤凰颈，县西乡与庐江交界处是国民政府地盘，广大农村则是四老爷（新四军）游击队，经常听到游击队杀鬼子的事：
一个鬼子在街上买菜，蹲下来捡菜，游击队用麻袋从他头上猛套下去，背起来就走。
一次鬼子在理发店里理发，老板世祥是老理发，为我家几代人理过发，当日不在家，游击队化装成理发匠，刮胡子时一刀把鬼子咽喉割断。我问过世祥师傅，当时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别提了，为这事我全家险些被鬼子杀光。”
那日鬼子乘船从凤凰颈到姚沟扫荡，一上岸，落入新四军伏击圈，江岸又陡又高，鬼子无处可逃，十六个鬼子全被打死了，只逃走一个翻译，孩子们很快唱开了：“枪声一响遍地震，十六个鬼子活不成，我的姐妹呀，我的同胞呀，十人六个鬼子活不成了呀”！这是当地新四军杀鬼子最多的一仗，杀一次鬼子，老百姓则会受到残酷的报复，或烧或杀，一般情况百姓并不支持这样做，游击队能跑，百姓往哪里跑。
鬼子从轮船上卸马也机械化，把马肚子用大兜兜住，用吊车慢慢提升，移到岸上。马在半空四蹄缩在一起，一声长嘶，像是非常惊怕的样子。
一个中年鬼子把一个小孩叫到他身边，摸着孩子的头，问他几岁了，嘴里喃喃嘀咕：我孩子也这么大了，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有人说是真鬼子，有人说是假鬼子，是朝鲜人或台湾人。
沦陷区还沿用原国民政府政权体制，县以下称乡、保、甲，保长黄达兴，比我小一辈，当时年已四、五十岁，极会和稀泥，在国、共、敌、伪多方周旋、运用自如，谁都不能得罪，得罪哪一方也休想活命。几次不知为什么事惹怒了鬼子，鬼子军刀架在他脖子上给他出难题，要置他于死地，但他镇定自若，面不改色，花言巧语，终于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他还救过显芬一命，一次鬼子进我家之前，全家人亊先躲到西南角原五爷的房子里，房门前有一段走廊，人们用芦柴箔之类杂物堆在走廊里，把房门堵得严严的，鬼子没有发现，显芬正患严重疥疮，无法行动，只能躲在床上。鬼子发现一个病人，怕受到传染，抽刀就要杀她，达兴挺身挡住鬼子说：这孩子生的不是传染病，很快就会好的，说了许多好话，才让显芬躲过了杀身之祸。从表面看，达兴应属汉奸之流的民族败类，但就当时特定历史条件而言，国、共、敌、伪及百姓们谁都离不开这样人物，客观上保护一方平安，做了不少好事。在鬼子占领期，全黄家湾人都记得这位保长，没有人恨他。
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是家常便饭，是百姓们灭顶之灾，人鬼共愤，连狗子也怕。鬼子进村，夜里还听到狗叫，白天它们见到鬼子，就往人们腿缝里钻，低声吼叫，一副可怜相。
沦陷区的人全是鬼子奴隶，杀剐随便，沦陷区的财富全是鬼子私产，想拿就拿。梨子成熟时，几个鬼子抱着梨树猛晃，一树梨子大部落地，他们捡大的拿走了事。门前几棵高大的梧桐，亭亭如盖，也被鬼子砍去建碉堡。近一尺粗的梧桐树，将倒时，一个鬼子竟迎上去，让树稳稳地落在肩上，当时在场的人巴不得把他砸死。
一年夏天，显邦在河边玩，一只小船装了四、五个鬼子，悄悄地从柳树林里驶过来，谁也没发现，近岸时，一个鬼子突然跳上岸，大喝一声，用刺刀直指显邦咽喉，显邦吓懵了，不动、不叫、不哭，呆呆定住了，人们纷纷躲进屋里，在门缝中偷看，心里想这孩子肯定活不成了。谁知鬼子叽哩咕噜讲了些什么后，突然哈哈大笑，收回了刺刀，原来他们和孩子开杀人玩笑，鬼子走后，显邦才哇地哭出声来。
乔大妈的妹妹，我称之为轿子弯李家小老姨，跑反时快被鬼子追上了，无处可逃，当时正值三伏，稻苗有半人深，比不上北方青纱帐，要藏身只能睡在水田里，小老姨硬是在水田里睡了一天两夜，近处的田埂上就有鬼子在放马，任水泡、蚊虫叮咬，蚂蝗吸血、水蛇缠身，一动也不敢动，鬼子走后，她回家大病一场。
在鬼子宣布投降撤军的日子，乡间没有中国接收部队，鬼子仍不停残害百姓。那几天全家躲在环溪村西边一个叫大包的土丘上，四周是密麻麻的灌木和野草，黄昏时听见对河鬼子在追赶“花姑娘”，一会，路过鬼子走了，村子里传来哭声：“儿热，儿热”！原来一位年青妇女不愿受辱投河自杀了。
胜利后年我在无为城内六姑母家，听到她家一位农村亲戚说起他家的苦难，令人发指：一只满载行人的渡船被鬼子当耙子击沉，淹死了他家两个儿媳，一个小女儿，他肩上扛一个，左手抱一个，右手拖一个把三具亲人尸体运回家，一进门又知道儿子被鬼子刺了七刀，躺在床上还有口气，血从床上流到地下，人们鞋子都浸湿了，移步啧啧有声，儿子血淌干了，临死前说了三个字：我想活。听到老人诉苦时我才十一岁，但终身都分担着老人的痛苦与不幸。
在沦陷区我还见到一个神奇的人物，离黄家湾不远有个叫吴大发的人，外号称吴大萝卜，天不怕，地不怕。第一次在王家圩跑反时见到他，当时太小，印象模糊，只记得他与别人比饭量，一人对三人，结果三人都败在他手下。他家境贫寒，文盲，孤身一人，杀人如儿戏，一条莽汉，国、共双方都干过，反复无常，谁也管不着。打架、杀人、偷枪卖，谁也不买账的“独行侠”，唯一让人尊敬的是杀鬼子决不含糊。一次一个伪军头头结婚，鬼子也去祝贺，正当鬼子闹新房正热闹的时候，他竟对新房里扔了个手榴弹，炸成一锅粥。鬼子夜出，冷不防他冲出来迎面给你一刀一枪，打过就跑，他水性极好，往河里一钻，神不知鬼不觉，哪里去找。有一次一个叫汪国才的人，共产党收税的，有一伙人偷鬼子煤外运，税务干部要按章收税，惹怒了大萝卜，说：偷鬼子东西理应鼓励表扬，不应拔他们的毛，夏天汪国才在家门口乘凉，大萝卜邀他到江边溜溜，彼此都是熟人，两人有说有笑走了，姓汪的一去不返，几天后才在玉米地发现了尸体，身中数刀，尸体发臭。一次大萝卜不幸被鬼子逮住，和另几个难友五花大绑押往江边砍头，砍一个，尸体往江中一推了事。快轮到他的时候，他猛的挣开了绳索，一头轧进江里，江边停靠船只很多，他隐藏在一个大船舵边，鬼子自知难找，就对江水放毒，他终于脱险，肩上被毒药烂掉一块肉，回来后任人看任人摸。他是孩子们心中英雄好汉，人们又敬又怕。胜利后，无鬼子杀，国、共双方对他敬而远之，他找到了新的职业：卖壮丁。在地方上买一次几石米，在国军中混不到几天就开小差，顺带把枪也偷回来卖，年年如此，成了卖壮丁专业户。1949年春我跟子良大爷上祖坟，回来路过王家圩河埂上一个小茶棚，屋里走出来一条汉子，一米八以上身材，魁梧、匀称，皮肤微黑，卷发，举止娴雅，谈吐不俗，和良大爷寒暄，一边用茶食招待孩子，良大爷使个眼色，不许我吃他东西。此人正是威镇一方鼎鼎大名的吴大萝卜，刚从国军前线上开小差回来。这杀人魔王竟是儒雅书生气质，怪！我一生见过如此行为与外型极度反差的人只此一回，此人以后不知所终，但善终的可能性极小。
童年经历的沦陷区是全民族屈辱、杀戮和流血，一个甲子过去了，那场战争、那场苦难在今天一些小说、影视里竟成了戏说、搞笑，当年鬼子用刺刀对着才十一岁的显邦搞笑，如今有些人竟拿他们先辈的苦难戏说，这世道怎么啦，苍天啊！苍天！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