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右派

年青人的伤痛是很容易愈合很容易忘记的,华阳河农场建场初期环境的艰辛,工作的紧张,到我身上都转化成为生活乐趣。

闲谈中偶尔与年青同事们谈起自己在合肥的遭遇,他们个个单纯天真,像张白纸,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一次郭大川义愤填膺,脸涨得通红地说:“那些整你的人肯定都是坏人。”

1957年夏天,报纸上发表中央、省市民主人士、学术界帮党整风的言论,百分之百引起我共鸣,百分之百我举手赞成。我当时想,如果我在那种场合,也一定不干寂寞,什么党天下,外行领导内行,哪条不是板上定钉的事,还有那位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公然反对把胡风打成反革命,比我在反胡风时言论更坚定,她敢在几千人大会上与对手辩论,公开自己观点,真是女中豪杰!

风云突变!

同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发表社论号召人们要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还要和风细雨。

也同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你开刀。

号召人家打消顾虑,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是你;人家响应你的号召,提了,一夜之间又把人家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是你。曹营的事是难办得很哪!

千万热心报国、响应党妈妈号召的有志之士,一夜之间打翻在地,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暗自庆幸,自己不在合肥、北京,否则绝对管不住自己的嘴,难逃一劫。错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长期来,对反右描述大致是:领袖号召帮党整风,和风细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让世界看看我党多谦虚,多得人心。想不到受到的是群起而攻之的批评,甚至出现要它下台滚蛋的呼声。

“这是为什么”,脸色一变,几十万人(鬼才知道多少人)打成右派,轻则降职、降级、降薪,重则开除、劳教、家破人亡。正如一位右派后来描述:病人请医生看病,不仅不听医嘱,反而把医生杀了,类似曹操当年对待华陀。

中央、省、市基本是这样,基层并非如此。

这年秋天,中央、省、市反右基本结束,县以下却丝风不动,上面因言获罪的事尽人皆知,省里高校划为右派的老师、学生已有人下放来华阳河农场劳动的了,傻子也不会站出来帮党整风,县以下反右如何开展,任务如何完成?

正如后来样板戏的一句戏文: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从发现右派言论下手划右派肯定是不灵了,有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有计划政治。上面下右派指标,下面就能超额完成任务,先把右派人数、名单定下来再说,管它开口不开口,主动出击。划定之后先向积极份子交底,继则大会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写谁呢,还不明摆着。

这着实难为广大革命群众了,基层职工绝大多数只粗通文字或文盲,写封家信给老婆孩子,谈谈家常还得请人帮忙,一下要他们写检举揭发平时与自己很少来往的干部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大字报,这便如何是好?

办法会有的,领导人动笔有秘书代劳,职工写大字报为什么不能请人代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实际上就是职工中几个小秀才所为,字迹相同,内容近似,只是作者名字不同而已。

写大字报是体力活,小秀才们可以加班加点,内容可是要动脑子的,要靠秀才们全包可不容易,那还得要广大左派凭一颗红心大胆怀疑,大胆创作,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无所不用其极,通俗的说就是胡诌,北方叫胡勒。有张大字报标题是:不许右派份子黄显炯污篾我们工人阶级。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工人老大哥揭发我,说我对他说过:工人是由麻雀变的。

有了大字报揭发材料,接下来就是斗了。主持人开场白很规范:根据广大群众检举揭发,现在由某某交待本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极少数不识相的曾向党提过意见,帮党整风:恶毒攻击。右派,斗!

歌颂党光荣、伟大、正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斗!

为不实之辞辩解:不老实,不认罪。右派,斗!

吞吞吐吐的:挤牙膏。右派,斗!

一言不发的:躺下装死。右派,斗!

反正划定你,就是你。开口是你,不开口也是你。

记得农场第一批被划为右派的有黄显炯、李栋臣、谢曼龄、张为杰、张慎流、张治政、殷成立等人,清一色的青年学生;第二批则是邹笑勃、王万茂等人。清一色中共党员,中层领导。

首轮反右取得巨大胜利后,指标不够,时间未到。第二批只有斗斗人的人,第一批斗兵,第二批斗官,先党外,后党内,以此类推。

头一天掌握会场斗人的人第二天就能成为被斗的人,斗人的与被斗的关在一起。

干部中找“右派”斗,工人中找“坏份子”斗,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邹笑勃是我所在单位基层党政负责人,知识分子,与我私交甚好,夫人吴大姐待人和善,夏天咸肉炖冬瓜顿顿少不了我,几个孩子也视我为叔,在他家我没有一点不自在。

先是他主持会议斗我,很文明,有点友情批斗的味道,这会场实在也难主持,斗什么呢?省以上反右已经结束,几个省里送来的右派大学生就在我身边劳动,他们究竟是什么处分,什么身分,我不便去问,到今天也弄不清。我这“姓黄的家伙”就是死猪一头也不会帮党整风的了。那时,“帮”是右派,“不帮”也是右派,只要认定你,材料会有的,罪行也会有的,任务到人,谁敢不动。

谁都知道是假戏,又不得不真唱,在斗我的几天中,五分场党政负责人李命恩夜晚两次只身到我床前,他当然知道我一年前在合肥反胡风、肃反时挨整的“光荣”史,牢里放出来不到两个月就调来华阳河农场,头不是那么好剃的,在工作实践中也欣赏我吃苦能干,看不出对我这个“傢伙”有什么偏见。一次见我冒雨从地里回来,遍身湿透,邀我到他家吃饭,拿出一瓶“竹叶青”和我共饮,酒色碧绿,酒味香浓而略带中草药味,很对我味,从此我便有了“竹叶青”情节。

他极诚恳,推心置腹的和我交谈,丝毫没有官腔官调。第一次他说是以朋友身份找我的:大家齐心合力把戏演像一点,过去就算了。第二次看到我不那么配合,戏很难演像,就以领导身份再找一次,其实彼此心里都很明白。我伸头是一刀,缩手也是一刀,找我私了,到不是要我低头认罪就可以坦白从宽,他无法做到这点。只是为了心理上对得起朋友、他所欣赏的下属。除了在批斗的同时避人耳目,彼此做点心理上的交流、慰藉,又有什么法子呢!

长江后浪推前浪,总不能天天斗来斗去就是“姓黄的家伙”。再斗也乏味,只有下一个了。

收场那最后一刻,由书记李命恩宣布我为右派分子,宣布时,这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有些激动,口齿好像不太顺畅,把右派说成“右右派”。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上“右派分子”这个词儿,本人文化本来就不高,加之心里又不情愿,口齿不顺畅也在情理之中。我知道此刻是我在反右运动中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了,只等待处分,第二天又不知道换谁。

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反省室的稻草地铺上看《牛虻》,书中主人公冷视一切,超乎寻常的毅力使我得到“中外交流”。在我所读的书中,《牛虻》 中主人公与我有着最为相似的性格和人生。

每晚一斗的时间到了,会场上传来杀声震天,喊声如雷的声音,比前几次斗我更为火爆,换一个新人斗斗同天天斗一个人气氛肯定不一样,有新鲜感。谁呀?我捉摸不定,会终人散,门外推进一个人来,夹着一卷行李,低着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定眼一看,啊!邹笑勃。就是昨天主持会议批斗我的“傢伙”。

他放下行李,疲惫而羞愧地向我作揖:小黄,我求求你不能害我,不看我面子还看老吴(他夫人)和几个孩子份上。

人们知道我与他在一起工作,平时关系又好,又是斗我的会场持主人,肯定要我写他的材料,我也肯定利用这个机会报一箭之仇,我写什么,就会定他什么,写他什么罪就会有什么罪。他一再恳求:求求你了。

我丝毫没有兴灾乐祸的感觉,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在昨天批斗会上我还试探过他一次。

我站着不动,一言不发,颇有些和二十三年后审判张春桥的场面相似,这样的斗争策略既能保护体力,又可免去口舌之误,时间长了我有点头晕,有意夸大一点,身子一晃,往前一踉跄,要求主持人:“我头晕,站不住了。”这时明显看见主持人邹笑勃脸上一变,有些紧张,不知所措。紧接着,一阵革命口号使我又振作起来,瞬间的表情我看出邹笑勃与我友情未绝。

我说:我年纪虽小,被斗被关的资历不浅,写你的材料对你肯定有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损人又不利已的缺德事我肯定不干,卖友是人干的事嘛?

为了答谢我他把泄密作为见面礼。

他告诉我:“你在反胡风时被斗、被关、被捕,公开是无罪释放,调动工作,档案里却是内控的下放反动分子。”真他妈的林业厅!

我还得知:为斗我单位作了充分准备,知道我在反胡风时是省委书记定性的,见过世面,怕搞不过我,丢人,事先安排几个积极分子,各执一份材料,准备开展车轮大战,谁知我一上来就一言不发,心平如水:老子什么没见过!闭眼养神,让他们乱叫去,耍猴猴不动,冷场。

邹笑勃为人清正廉洁,工作认真负责,公私分明近乎迂腐,子女“恨”他,年青人都怕和他出差。1962年他得党员之先,首批甄别平反,我辈非党帽子依旧,待到十七年后胡耀邦手里才一风吹,文革后他任总场领导班子成员,我改正后他很快调我去总场机关与我共事多年,成为终身好友。2007年初病逝于芜湖。

反右开始时华阳河五分场只有我和邹笑勃二人最先划为右派,关在一间房内,他和盘托出我被划右派的前前后后,可谓对党不忠,如今他在天国不知是褒是奖,哪里大概没有党组织吧。

因为对我首战不利,五分场书记兼场长李命恩才两次夜晚到我床前推心置腹与我交谈,意在如何互相配合,我却一点也没有“配合”,听邹笑勃说出内因,我觉得很对不住他,对我来说装样子交待一下,低头认罪,给左派一个台阶下也是点头之劳,何必跟朋友过不去,死猪还怕开水烫!

李命恩和邹笑勃都是反右时斗我的单位负责人,他两人和我一样,也难逃厄运,一个紧在我之后被划为右派,一个则是在1959年整彭德怀之后被划为右倾分子。

反右开始都是对立的双方,形同敌我,最后都殊途同归,成为终身之友。

李命恩是把我打成右派的单位领导,右派也是他宣佈的,1962年回单位甄别又在他手下当了十七年牛鬼蛇神,在文革中我受尽凌辱、磨难,也没得到他丝毫实际上的救助,(其时他也沦为走资派),表面上看应该是冤家对头,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都是心心相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上下级,在那个环境下是无情无理可讲。

这位南下干部,河北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豪爽直率,在战争中历经厮杀,爱枪如命,转业后领导特批他手枪一支。

那日机关全体人员去总场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我与通讯员小王留守看家,晚上小王告诉我:场长走前把枪留下来了叫我保管好,夜里怎么保管呢?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两人轮流睡觉,轮流看枪。

我看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纪录稿,对照几年后公开发表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两码事。从此我对官方文件真实精神都作降价处理。

在反右中,大势所趋,硬把我这个他很欣赏的下属打成右派,他无时不感到不忍、不甘、不平,一有机会有就忍不住冒出来为我鸣不平,他看人只凭自已直观感觉和实际才能,不问政治。文革开始,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指派我负责单位学习中央文件,理由是我水平高、懂,这话是不错,什么《海瑞罢官》、《三家村》之类,我比周围人当然略知一二。只是他忘记了“政治”、“阶级”,在它前面,目不识丁的流氓、恶棍也比我强千倍万倍,君不见据说是二鬼子的陈永贵不也是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吗?这个任务我拒绝了。

他只想信眼前活生生的人而不相信那些凭空捏造的狗屁档案,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时,他也在讲,他讲:“黄显炯是右派,但不是坏人,”这何从说起。

文革中李命恩被批斗、游街,主要一条就是包庇我,这点毫不冤枉他,他也从不辯解。他对我的看法,还有他夫人张枣兰始终完全一致,死不悔改:是右派,不是坏人。这种对我的看法,也是周围共识,自从1962年回单位甄别至1979年改正,十多年间,周围对我看法都是如此:是右派,不是坏人。至于文革时的境遇,那是动物世界,不在此例。

1998年李命恩去世,我给他夫人张枣兰发去唁电,内容是:一条好汉。

反右时斗我的内容是什么呢?和每个右派一样: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1957年春修一条由长江汇口码头通往五场道路,长约十公里,场方由我负责线路、征地、质量标准,当地政府组织民工施工。完工后双方验收那天,农场主要负责人说没空,托我全权代表,验收合格。因为是土路,几次大雨后路面被冲得面目全非,被农场领导发现认为不合格要扣发工资,我站在施工方说话,反右时说我挑拨场群关系,吃里扒外,属于反动行为,那时尚无受贿、回扣一词。

二:1957年底已出现跃进风,上级号召深耕密植,深四尺,把肥土埋下去,死土翻起来。亩用种一百公斤,超过当时每亩产量,而播种期已过了两个多月,这些明显违反农业技术的做法,引起我不满和抵制,反右时定为反对大跃进,这条厉害。註:基层反右在58年初,大跃进己开始。

三:没有反党材料,哪有右派不反党的?一个姓杨的队长发难:人家都称我队长,只有你这个傢伙叫我老杨,我这个队长是党派来的,你这是对党不满,反党。

上面这三条是重头:反对大跃进、反党,这就够了。

批斗会上那些不愿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同志们(其实是农民),则把电影和课本上的东西拿来硬套:

电影上看到地主用枪来杀害农民,你家有多少枪,杀了我们多少农民兄弟,交待!

一个姓周的统计员顺杆子爬,他不满于交待多少枪,还要问炮:枪炮,枪炮,有枪就有炮,你家肯定还有炮。这一下真灵,会场下叽叽喳喳:乖乖,他家还有炮啊!

地主家有三房四妾,你家一个男人有几个老婆,交待!

你姓黄,黄世仁也姓黄,你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家?交待!

问这些话的人大多与我毫不相识的人,相识的人恐怕很难说出口。

我的反右材料是一个姓王的宿松人经办的,此人当时好像是总场办公室主任,每次两个人面对面核对材料,他一本正经,大义凛然,一脸革命相。有几句话我永远历历在耳:你是当然右派,对你这样的人,不论问题大小,不论问题性质,不论问题有无,这次绝不放过你,因为你一贯表现是目空一切,从不把我们党放在眼里。

他如果把“我们党”改成“我”,那倒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冤枉我,对他那样的人,我的确是从不放在眼内。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坦白、抗拒,屁也不值。

王某在运动中对别人的海外关系兴趣最浓,八杆子打不到的人也能算到你头上,往死里整。几十年后我在一家小刊上,看到此人一篇怀念海外亲友的文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还是他,把我父亲也换了一个人,理由是:右派不可能没有反动父亲。

斗李栋臣时有段好戏,一个姓王的中层干部资历较高,本为积极斗人不料却引火烧身。他揭发李栋臣对他说要杀共产党,说得时间、地点准确无误,有鼻子有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自己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人家用他斗人的材料来斗他:李栋臣要杀共产党的话怎么会告诉你,你不是和他同伙他能告诉你如此绝密的话?叫这位老同志有口难辩,自吞苦果。本来用刀子捅人,却被别人用同一把刀子捅了自己,这就有点喜剧的味道了。

谢曼龄更为惨烈,她娇小聪慧,大家闺秀,江西兴国人,土地红苗不红,翰林之后,父亲是孙中山秘书,首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在浙大读书时,说了几句对苏联老大哥不敬的话,受到学校大字报批判。毕业分配倒也没遇到什么麻烦,谁知校方将她的反苏言论,上纲上线,塞进档案,与我前后不久调来华阳河农场,反右时她在总场,和我一样在劫难逃,当然右派。尽管没有说一句帮党整风的话,也被恶斗多日,受尽羞辱折磨,身怀四个月身孕被送往合肥樊花蚕场劳教,临产时劳教单位恩准回家生产,月子里就被迫丢下嗷嗷待捕的孩子回劳教单位劳动,不久孩子因无人照管,营养不良夭折,丈夫为划清界线不得不带走两岁小女儿与她离婚。这是一个连铁石心肠的男子汉也听不下去的故事,却落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这孩子如活到今天,也该和我们共和国省部级干部一样大小了吧。

家破人亡不忍听,佼佼还是旧千金。
雄师百万惊天地,刀枪怎对一妇人。

文革中她孤身一人被赶回原籍,砍柴为生,一次从高山上失足跌下,几近丧命,一个出身高贵的弱女子如何在那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下生存下来,真让人难以置信。

陷入绝境时,一位少年同学,北京电子工程师吴久谦先生知道她有难,经常在物质上周济他,精神上安慰她。远水救不了近火,吴先生为解救落难故人竞从北京要求调至南昌。她也从兴国以黑户来到南昌,无口粮和一切供应,吴先生以电子工程师之尊(当时工程师可不像现在满街遍巷)只得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身背口袋,到上流人不去的角落里用黑市价从外流人员手里买点粮食养活她。上帝有眼,最终二人终于生活在一起。

那时我和她一样己离开大墙回单位甄别,小女儿也回到她身边,母女相依为命,艰苦渡日,我们在大湖边有一次对话,她对再嫁犹豫不决,一方面深感吴先生在难中对她恩同再造,感情上万难舍割;一方面又为小女儿担心,这拖油瓶的名声孩子如何承受得了。我几乎发火似的鼓励她:人到了这种地步,右派帽子都戴几年了,什么罪没受过!还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越不让我们快活,我们就越要快活给他们看看。

不久后在九江街头,我碰到他们夫妇幸福的在逛街,我非常高兴,“快活给他们看看”的目的达到了。我悄悄走近她身后,用手轻轻拽拽她的辫子,她惊猛回头,一见是我:“怪道,谁敢对我这样。”三人都笑了。

这社会也真怪:一些强者把弱者往死路上推,一些弱者却把更弱者从死路上拉回来。

我这一生记不清写过多少单位总结报告、个人检查交待,在未见上帝之前,我能有幸写点被整、挨斗文字,以饷后人。也希望能看到左派同志们能无畏面对过去,写点整人、斗人总结。

反胡风时在省里斗,反右时在县里斗(农场属县级),文革时在基层斗。正如日后合肥铁窗同室难友227,刘传曾先生挪揄我:歌舞丛中战争里,老身都是过来人 。

长期反复挨斗过程中,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深感愧疚,主动配合,诚恳认罪。二:反感,无奈,死磨。三:超脱,不听,不信,无动于衷,思我所思,想我所想。

在电影、小说里看到斗地主,反革命,他们是敌人、坏蛋,活该,同志间绝不会如此,那样岂不乱了套,敌我不分了。岂知后来毛泽东、刘少奇二主席也干了起来。真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

反胡风时初次挨斗(开始叫帮助),认为自己说错了话,责任在自己身上,同志们恨铁不成钢,要接受批评,提高自己认识。觉得周围的人对我怒发冲冠,声嘶力竭,是因为自己不争气,惹怒了大家。还真有点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感觉。

进而一方毫无辩解说理的机会,另一方则肆无忌掸,穷追不舍。承认一必有其二,承认二必有其三,全部包下来也还是不能放你,这就叫人无所适从了。心捧给人家吃,也说是酸的,抵触心理也就自然产生了。

还是怀疑否定自己,是不是自己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少见多怪。大机关有水平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就是这个样子吧。

一次终于露底了,谷处长从一开始的学习、批评、帮助、提高,改口为:对你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对敌斗争的形式。我心猛的往下一沉:坏了!我早就是敌人了。彻底的失望也带来彻底的解脱。

从此我就从一个虚心接受帮助的“同志” 逐步过渡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的“傢伙”了。偶尔来几句应付拖延时间,革命同志叫“挤牙膏”;一言不发,革命同志叫“躺下装死”。实践证明,在那种场合下,多开口不如少开口,少开口不如不开口。民谚:为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反胡风与肃反还有点君子之风,批斗会上大家都坐着,基本是动口不动手;反右时也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略有改革,不准坐了,还要站好。反胡风和肃反时敌我双方还坐在一起,不分台上台下;反右时敌站我坐,界限分明;到文革时则是喷气式、下跪、戴高帽、挂牌子、拳棍交加,真正体现了“百花齐放”。

帮助我提高挨整、挨斗的思想认识,提供我在挨整时的强大思想武器,还得益于1956年在省公安厅监狱里读的一篇欧洲某国寓言。

一只公兔不幸遇到一个饿虎,自知难免一死,但又存在幻想,便做了一番打动对方道德良心上的努力。先对老虎说自己如何正直善良,乐於助人,太太如何贤慧美貌,闻名乡里,夫妻相亲相爱,一窩兔宝宝个个活泼可爱,家庭幸福,一家人正等着它回去共享天伦之乐,还有……老虎听得不耐烦,只回了一句:我不能不吃早饭啊。于是这位兔先生毛、肉、皮、血一丝也没剩,还当不了人家一顿早饭。其实他的洞穴就在一旁,采取另一种不抱任何幻想的方式或许可逃脱一命。

当日,一旦被定为敌人的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几十年来我知道自己不过是处于强者一顿早饭的位置,才使我不晕头转向,不心存幻想,不怨天尤人,不鸣冤叫屈,心明眼亮的活下去。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