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牛山

1958年9月下旬某日,全国大办钢铁风刮得正紧,壬辰占右派全部被押往江南铜陵牛山铁矿,右派们很兴奋,由农业转为工业,好像升了一级,工人老大哥嘛。在宣布调动的大会上,右派们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竟是一条死亡之路。

从壬辰站步行到华阳镇长江码头约二十公里,春天我就是从这条路上由单位派人用枪杆子押送来的,时不过半年,这支经过生活折磨、自相残害的右派队伍如同囚犯、败兵一般狼狈。

夏末秋初的天气还很闷热,千百个人挤在一个小货轮里,空气污浊不堪,为防止事故,船边全用绳网拦起来,船上人不能自由活动,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人挤人或坐或站渡过了难熬的一夜,船到铜陵,才知道几个体弱的老人夜里在船上死去,活人与死人同船到达铜陵。从铜陵下船,走到顺安,向东南方向翻过一座小山,不到十公里就是牛山铁矿。

据显芬五姐生前回忆:我在去牛山前,她曾去顺安附近一个叫五里汀的地方探望过我,我已很难记起了。经核实,离顺安不远的确有个五里汀,估计是去牛山之前临时过渡的地方。一支不到百人的小队伍,好像住在几家民房里,也是地铺。

一次我值班外出,偷偷在附近小店里买了一瓶果酒,不到五毛一瓶,不敢带回来,在路上边走边喝,走进门就天旋地转,烂醉如泥倒在地上,呕吐不止,什么也不知道。人们下班后发现我已不省人事,心跳微弱,第二天才恢复知觉,牛山不可能买到酒,估计此事就发生在五里汀。

半个世纪以后,我还佩服当局当年选择把安庆、池州两地区的右派集中到牛山铁矿的高明。

一个南北长约一公里,宽约百米左右的山沟,三面环山,东面不远有一个叫新桥的地方是个出口,形同口袋,袋底就是右派集中营,统称营房。营房两端用土墙把屋前广场三面围住,前面是一个总门,通向矿山工地,四周岗卫森严。

营房是一排很简陋的茅草屋,没有隔间,里面两排用树枝搭的大统铺,过道勉强容两人走过,每人睡觉的空间不到两尺,挤得满满的,夜间下床方便,再挤上铺就很困难。几百人一间的营房,几百人一个大统铺,空气和卫生条件可以想见。

这批右派们,经反右运动在单位批斗、羞辱,再送往壬辰占农场,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相互告密相残,生活又差,精神体力消耗殆尽。但那里是农业劳动,较分散自由,周围环境依然清风明月,碧水蓝天,谁也剥夺不了。

牛山是座人间地狱,完全军事化管理。上班、下班站队报数,列队行走,干活在露天,吃饭在露天,拉撒也在露天,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洗衣洗澡每天一两瓢水,身上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从天不亮上山干到摸黑下山,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夜里还要加班,工种只有三个,抬、装、破碎(砸矿石),每筐矿石或土均在一百公斤上下,就是自幼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吃不消。

人们在超强体力劳动下极度疲劳,渐渐失去思维能力,成为天天重复几个简单动作的机器,晚上收工,双腿早已没有知觉,像灌了铅水一样沉重,整个队伍如同一队木偶在缓缓移动,形同赶尸。

自从到壬辰占投入劳教后,右派们一改往日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形象,每人行头为之一变,外形上也要求脱胎换骨。到牛山后,以防止矿粉为由,要求人人必剃光头,“肤发受自父母”,中国人历来把自己身上一切都与父母祖先连在一起,动一发如辱侮先人,知识分子尤为如此。阶级斗争把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读书人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扯掉了。

我穿一件在社会上根本穿不出去的又旧、又脏、又破的蓝布棉袄,上面许多大洞小眼,露出一块块棉花,再沾些灰尘、草屑,腰间系一束稻草绳,大光头,满脸污垢,让人一看,不是万恶旧社会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就是新社会精神病患者,有些右派们对我这件破棉衣加草屑的行头还真有些羡慕,制作并不困难,只是他们放不下架子,我曾经受过一年多牢狱之灾,什么洋相不能出,也为发泄满腔疾愤。

每次队伍列队唱歌时,我就模彷苏联老大哥洋味嗓子,那是在农校唸书时唱《斯大林之歌》时学的,超常发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这好与“好”在发音上是分不出来的,只有我心里有数,当时最风行的就是这支歌,对我这付德行政府们也只能摇摇头。

工资标准下来了,政府说宽大给出路,每人每月十八元,扣去生活费还剩下三、四元零用钱,右派嘛,人民币当然不能用,到手的是半块豆腐干大小、颜色和手纸差不多的代金券,在大院门前小店里买些牙膏、牙刷、毛巾之类日用品。壬辰占的大块肉、大麻饼吃不到了,吃惯零嘴的人只有把牙膏随身带着,嘴馋时挤一点放嘴里嘬嘬,他们能老道、内行的说出什么牌子牙膏味道好,什么牌子牙膏味道不好。

每顿饭是右派们最关心的事,早晚按编制到伙房里抬饭,在营房门前大院内吃,中饭由伙房送到工地,每大组(三小组)约四、五十人一桶,每天由一人轮流分饭,机会均等,视饭的多少分别用大号缸、中号缸、小号缸分到每一个人。最后是用勺子,一勺半勺也要一人不漏,叫“饭尾子”。

盛稀饭的空饭桶也由人轮流享用,摊到谁他就弯下腰,半个身子钻进饭桶内,只有屁股露在桶外,仔细的用手把桶内付着物刮得干干净净,因饭桶大,收获颇丰,轮到谁刮饭桶可饱歺一顿,形同过节,人人都盼望这天。

饭就是右派的命,当局就利用这个“命”来抓革命、促生产,这招很绝,也非常有效,根据每个人劳动力大小和思想表现,把饭分为甲、乙、丙三等,完不成任务或表现不好,则由甲等饭降至乙等直至丙等,可以说是用右派的生命来兑现奖惩,致使无人不关注个人或小组的产量。

小组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待遇无任何特殊,干活要带头,完不成任务要挨斗挨揍。大组长也称小队长和更高一级头头中队长不参加劳动,他们的工种就是打人。 中队长是安庆地区某县公安局长,姓徐,身份也是右派,却是右派中的阎王,按汉奸 一词套用,应称右奸。他与他所看不惯人交流不用语言而用拳脚,除了他身边几个亲信的打手外,右派们很少没挨过他打,我也挨过。

一天放卫星,天不亮就开饭上工,正轮到我与另一个右派值班,我们拿根竹杠摸黑去伙房抬饭,人很多,依次站队等候,排到我们,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小心翼翼地把一大桶饭往回抬,刚走几步,一个人从背后赶来,对我拳打脚踢,我一时蒙了,杠子又不能离肩,万一饭桶倒了,那可是天大的祸。那个人边打边骂,一听是中队长:“你思想反动,破坏大跃进。”我略事解释,打得更狠:“你狡辯,你为什么要站队,为什么不力争上游。”边走边打边骂,一直打到营房门前广场放下饭桶为止。

这位前县公安局长打人谈不上先礼后兵,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叫人摸不到头脑。他非常遵循落后就要挨打的名言。只要他看不顺眼,或动作慢了,上去就是一顿。

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叫毕治安的池州人,身体好,老实肯干,原是右派里先进典型,经几天生病发烧,为响应政府号召争取宽大处理,早日与家人团聚,仍然天天坚持出工。一个病人当然不可能和好人一样干活,中队长看他不像平时卖力,不问情由,上去就给正在扒矿石的他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流血,叫他站好,大声对周围喊到:“我宣布,毕治安是坏蛋,中饭不给他吃。”

有一次找我茬子,那次妈妈去探监,人走后,中队长在工地叫我,说有人检举,你私自接见三次,凶神恶煞问我和妈妈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我说我只在营房门口接见一次就上工了,怎么可能从工地里跑到营房里接见三次呢?不信你问问组长。他把组长叫来一问,他证明我没有离开工地,前公安局长才无话可说。过后有人告诉我,凡家属探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中队长,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没送,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开始不揍我还了解一下情况?中队长开始对我还有点希望,结果落空了。

一天天过去,牛山每个右派人人如同一条老牛,病、饿、累,个个折磨得不成人形,人累到什么程度?抬框时,人家少装一铣土,少放一块矿石,半天都心生感激,就这样天天还要写思想汇报,检举揭发,不过那势头已不如壬辰占了。一是积极分子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再也不相信争取宽大处理等鬼话;二是每个右派连想几个词、动动笔写几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悄悄地等待死亡临近。

那时我最怕的就是放卫星,头天下半夜起床摸黑上山,第二天上半夜摸黑收工,少数积极分子根本就不下山,没日没夜的干,铁人也会拖垮。

我学会了破碎矿石,还记得操作口诀:打边、打拐,三锤不行翻过来。能把水牛大的矿石用大锤砸成碎块,每当吃力地举起大锤,就有一种全身骨胳压扁的感觉,大锤落下时猛烈震动虎口,心房有种异样的颤痛。碎石蹦到腿上,鲜血淋漓是常有的事,人们的手、脸在寒风烈日磨砺下与老树皮无异。

那一年我最惬意的事是一次收工的路上趁人不注意,我溜到不远处无人的小山沟里痛痛快快地泡了一个澡,静静的躺在流水里,心里想就这样慢慢溶解在水里,悄悄的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多好。

牛山是个活地狱,有两个恶鬼让我害怕、厌恶、鄙视,“右奸”县公安局长是一个,还有一个姓钱的政府(管教干事)处处与我与难,同样的事对我与对别人明显不同,一天雨太大,上不上工,厕所也去不了,大家就站在门口小便,我也在其中。钱政府是个热闹人,一天见不到右派们在哭、闹、斗、打就感到寂寞,来点阶级斗争打发日子,开口不离社会主义,也不知何处方音,“社”、“杀”不分,我内心称他为“杀会主义”。这下“杀会主义”把几个现行的小便犯逮了个正着,交待思想根源。别人承认是破坏爱国卫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一戴再写个检查也就算了。问到我,先是抵赖,不认帐,被人指证后,“杀会主义” 要我交待思想根源,初问,小便急了;再问,还是小便急了。钱政府火冒三丈,说我随地小便还坚持反动立场,把我一个人放在大雨里罚站,右派们则在屋檐下批斗发言。一个姓曹的青阳县小学教师无中生有揭发我说过:扛子上肩,眼泪落地。老师很会编词,“杀会主义”常把这几个字挂在嘴边对付我。姓曹的平时与我关系不错,关键时给我一手,这样的人太可怕了,无异于渣滓洞里的内线,从此我对周围戒心更高。

“杀会主义”恨我的原因我当然清楚:思想反动,不靠拢政府。至于点头哈腰,打小报告、告密,他更休想,从骨子里蔑视他,我想他也心知肚明。

劳动表现上政府们对我无话可说,始终保持不要表扬、不要批评的中庸之道,千万别小看这中庸之道,实为救命之道。

一些先进右派,自恃身强力壮,拼命劳动,体力严重超支,一日二日尚可,时间一长若再遇到这灾那病,肯定坚持不了,先进难保,眼看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与家人团聚的鬼话变成泡影,思想压力大,心力交瘁。另一些“落后右派”本来就体弱多病,心事重重,成为右派中相残的工具,经常挨斗、挨饿、挨揍,其下场与先进分子一样。这两种人离死期都不远了,而前类人死得更多。

另一类政府对我的表现却与“杀会主义”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不逃跑,不偷懒,不告密,省事放心。他们对无休止折磨右派感到厌倦,从他们平时对我不经意的眼神,我看得出结论:省心、放心、同情、理解。很可能就是基於这些原因,才不忍让我无辜死去,关键时刻拉我一把。

那年头打人成风,犯人打犯人,右派打右派,一般都有政府撑腰。社会上也是如此,上打下,强打弱,把对生命的摧残当成革命,当成乐趣,当成消遣。

和县籍右派外号叫小坎子家里来探监,他偷偷告诉我,老家村干部把几个饥饿难忍、小偷小摸的孩子,用铁丝把他们耳朵穿穿成一串,游街示众。大跃进年代,是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我还见过一次政府打政府,只见过一次,印象颇深。一位政府干事年届半百,还是我的老乡,能力不强,资力不浅,平时带几个老弱病残的右派干点后勤的轻活。那天他看管我们几个老弱病残右派搓草绳,右派以老病自居,干活很松散,动作慢吞吞的,老干事则坐在一边打盹。正巧矿区主任经过这里,看到这场面,太不像大跃进的样子,一下火冒三丈。本来想教训教训几个右派,一看那几个病殃殃的样子实在也下不了手,他发现在一旁打盹的干事,火更大了,一把封住干事的衣领,拎弄起来,一边斥责:“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老干事还没缓过神来,没头没脑的就挨了几下,他嘴里一边咕隆,一边用手招架,纯属防御,毫无反击之意。矿区主任施展一阵拳脚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老干事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不服气:“妈的,老子干革命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年届半百的小政府被比他小得多的大政府揍了一顿,而且是当着几个老弱病残资产阶级右派的面,那场面使我张嘴结舌,不好意思。

反右结束,集中到壬辰占的右派初来时还稍稍像个人样子,经过半年多的劳累、血吸虫病、湿漉漉的地铺、粗劣的伙食、告密相残,完全失去了人性的尊严,成为半人半鬼。到牛山后经“杀会主义”们的强化改造,“右奸”县公安局长们的兽性摧残,到1959年初这些右派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神态呆滞,一点人气也没有了。

夜里,几百个人的大通铺上鼾声、梦呓、惊叫、低泣、尿骚、屁臭、汗味,如同地狱叫人窒息。疲劳过度,内急懒得下床,又怕下床后再难挤得进来,在床上掏个小洞,尿在床下,有的甚至侧身你尿我身上,你尿我身上,半夜两个人就干了起来。

粗面馍是越来越小,饭是越来越少,粥越来越稀,食欲越来越大。临近中午,几乎所有右派眼神都盯着通向伙房的路,只要出现抬饭的身影,工地上一片欢呼,气氛远比开会喊万岁的口号要热烈得多。

一些胆大皮厚,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们,偷偷地到附近塘沟里摸小鱼、虾、贝壳、螺丝、水草,摸到手就塞进嘴里,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我也干过,随乡入俗嘛,也学会了随摸随吃的硬工夫,至今我还保留当年的野性,能把活蹦活跳的虾子送进嘴里,什么味?我可以负责的说:除一点鯹外,什么味没品出来就下肚了,猪八戒吃人生果,食而不知其味。饿极了,人类文明丧失了,味觉也丧失了,除了饿,什么也不知道。

全身湿漉漉的“坏右派”们被“杀会主义”从水圹里叫上来站在水边开批斗会,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捞水草吃,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反动思想作怪。每人按这个调子写份检查。

死亡一天天向我逼近,我却浑然不觉。

在壬辰占我就与贴身而卧的桐城人严宏初相识,他1953年凤阳农校毕业。我刚劳教头一天,他主动要和我睡在一起,交谈后,知道他许多同学都是我徽州的同事,彼此有亲切感。晚饭时,我分到一碗麦麸糊,吃了几口,实在咽不下去,正不知如何处理,他急猴猴的把碗伸过来:给我,给我。我怜悯同情地把麦麸糊倒到他的碗里,心里惨惨的。几天后,我就完全和他一样了。

这个精瘦的小伙子,天天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像我似的邋遢,依旧一股书生气,腹泻几日,政府讲人道地把他送去“住院”。几天后他妻子一个手拎了一篮东西,一手牵着几岁的儿子来看他。“杀会主义”说你丈夫住院去了,不接见。女人呆呆的站着,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一会母子凄然离去,我目送她出了大院,再也没见他丈夫“出院”回来。

我体力一天天消耗,骨瘦如柴,面色腊黄,原六十多公斤的体重下降不到五十公斤,走路时能听到肱关节骨头相磨咯咯响声,举起大锤破碎矿石,虎口震痛到在其次,周身骨骼有种压扁的感觉,内脏也随着拉动引发剧痛。

1959年夏末,我连尺把高的大统铺也爬不上去,只能捲缩着睡在过道地上,一任过往人从我身上跨来跨去,上厕所也走不动了,有时就在门口解决,没有人来干涉,更没有人说我破坏爱国卫生运动。江南天气闷热潮湿,我又好出汗,长期不洗澡,衣服时干时湿结成硬壳,虱子成堆,视力听觉糢糊了,对周围一切都失去了任何反应,什么也不去想,什么痛苦也没有,油耗干了,生命之灯就自然熄灭。

身边心爱之物只有一个小木盆,一日三顿全靠它盛饭盛菜,磁缸子口小,怕接饭撒到地上,那怕掉下几个饭粒,马上就有人从地上拾走,谁也舍不得。

学者们长期探索人类濒临死亡前一刻的感受,资料颇多,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首先它是通过调查死而复生的人回忆,真正死人一去不返,谁也提供不了死前的感受。现在资料大致分成光明派与黑暗派,有的过来人说死前光华耀眼,花雨缤纷,天国在招手,美极了;有的说死前在一个无尽头的黑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阴森可怖。对于寿终正寝的人来说我想大体是对的,非正常死亡,五花八门,突然间就失去了生命,来不及感受就一命呜呼了。

我“死”过两次,十岁时在小学附近长塘里玩水,还不会游泳,被一个小伙伴推到深水里,眼前一片淡黄的水色,脚手不得要领的乱划,心里清楚,我很快就会淹死了,没有痛苦的感觉,只思念家中亲人,心中悲戚: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当时如现场录像,会有悲伤的表情或者流泪……很快就被救起了。

牛山濒临死亡则什么感觉也没有,丝抽完了,油耗尽了,生死已没有界限了,如果有人把我掐死,我不知道恨他;有人把我救活,我也不知道感谢他。

一天下午,秋阳将落,我吃力的把一车土推到土堆边倒完,慢慢地拉着空车往工作面走去,再拉第二趟。途经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政府李干事轻轻叫住我,我扶着车把,和他站在路边,他和蔼的问我:“你害怕吗?”我迷糊了:我怕什么?他平静的说:“死了那么多人,你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所措,无声呆站着,稍停,他低声安慰我:“你放心,有我在,就不会让你死。”他当然看到太多的右派死亡,死字从他嘴里吐出来,如平常小事,我仍不知道李干事说的是何意:有他在我就不会死?几天后,我才知道,他心里正筹划一个决定我生存还是死亡的救命行动。

晚上我慢慢捉摸:本来挤得满满的大统铺上空出了许多位子;开饭时装得满满的饭桶如今也只有半截;平日劳动中几位如运动健将的青年右派生龙活虎的身影不见了;对思想反动、劳动消极的“坏右派”的批斗也多时不搞了。身边严宏初住院我是知道的,别的人哪里去了?小队长、中队长们也不像以前凶神恶煞,使拳弄脚了。

右派们气息丝丝、毫无人形,也打不上手了,而且这些右奸们自己身体也垮了。

我心中自语:死了人,死了人,我也是死人了。千古艰难唯一死,在牛山上的死是不会有痛苦的,他们早已失去尊严、失去健康、失去思维,他们行动迟缓、神态呆滞、感觉麻木,连行尸走肉也算不上了。

“有我在,就不会让你死”。当时我对他没有谢意,什么死、活,生命对我已都毫无感觉,比鸿毛还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句话的份量在我心中与日俱增,它又给了我五十多年生命!你我非亲非故,从壬辰占到牛山一年多的时间你,你我身份不同,天天相见,面对苦役、凌辱、相残、饥饿、疾病等生死磨练,彼此都有了共同信念:在全民族的大灾大难面前都要象一条汉子!

山东好汉李元保,如今你在哪里!

1959年国庆前两日,一纸调令,我离开了牛山铁矿,调到西北方向约十公里的鸡冠山铁矿搞技术革新,脱离了魔窟,走出了鬼门关。

把一个右派单独调动是极其罕见的,这比日后购买奖券中头奖概率还低,何况我无一技之长,面黄肌瘦,羸弱不堪,思想反动。

我拿了一个小行李卷,走一步肱骨咯吱一声,慢慢走出了右派营房大院,左拐,再左拐,沿墙从营房背面一侧向西走去,前面是一个小山坡,小树杂草丛生。

在牛山右派集中营里关了整整一年,早晚进出大院,上工下工,别的什么地方也没去过。一墙之隔的屋后也不知道什么样子,几百人住一排大号子墙上也不开窗户,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逃跑。

离开营房不足几十米,有一小段较平的上坡路,发现左侧乱草丛中插了一片片的竹牌,高不过二尺,宽不过二寸,上面有字,停步定眼一看,每个竹牌上面写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沈兴旺、彭子周、严宏初、汪涛……煞时天旋地转,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周身剧烈的颤抖,站立难稳,泪如泉湧:住院的右派原来全埋在这里,离我们大统铺只有一墙之隔,屋里死,隔墙埋,尸臭可闻,谎称住院,这太残酷了!

站了多久,我不知道。

竹牌下埋葬的右派,他们无人不比我强,思想进步,靠拢政府,积极改造,劳动卖力,天天沉浸在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人民怀抱的憧憬中,在对自由迫切渴望中超强度劳动,很快的消耗了年轻的生命。

对政府充满信任和希望的人埋在这里,而从不抱任何幻想的我却依然活着,老天爷,这太不公平了。

所有右派都应该活下来,活得比我更好。

我从悲怆中醒来,回望牛山,告诉自已:我,不会死了。

二十年后右派改正,我第一感觉不是为自己庆幸,而是觉得死去的右派们太亏了,太惨了。他们死因很多,蒙冤、受辱、思亲、劳累、饥饿、疾病……我看最惨的莫过於被骗。

当年多少江南鬼,笑我无非世上人。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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