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牛山
1958年9月下旬某日，全国大办钢铁风刮得正紧，壬辰占右派全部被押往江南铜陵牛山铁矿，右派们很兴奋，由农业转为工业，好像升了一级，工人老大哥嘛。在宣布调动的大会上，右派们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竟是一条死亡之路。
从壬辰站步行到华阳镇长江码头约二十公里，春天我就是从这条路上由单位派人用枪杆子押送来的，时不过半年，这支经过生活折磨、自相残害的右派队伍如同囚犯、败兵一般狼狈。
夏末秋初的天气还很闷热，千百个人挤在一个小货轮里，空气污浊不堪，为防止事故，船边全用绳网拦起来，船上人不能自由活动，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人挤人或坐或站渡过了难熬的一夜，船到铜陵，才知道几个体弱的老人夜里在船上死去，活人与死人同船到达铜陵。从铜陵下船，走到顺安，向东南方向翻过一座小山，不到十公里就是牛山铁矿。
据显芬五姐生前回忆：我在去牛山前，她曾去顺安附近一个叫五里汀的地方探望过我，我已很难记起了。经核实，离顺安不远的确有个五里汀，估计是去牛山之前临时过渡的地方。一支不到百人的小队伍，好像住在几家民房里，也是地铺。
一次我值班外出，偷偷在附近小店里买了一瓶果酒，不到五毛一瓶，不敢带回来，在路上边走边喝，走进门就天旋地转，烂醉如泥倒在地上，呕吐不止，什么也不知道。人们下班后发现我已不省人事，心跳微弱，第二天才恢复知觉，牛山不可能买到酒，估计此事就发生在五里汀。
半个世纪以后，我还佩服当局当年选择把安庆、池州两地区的右派集中到牛山铁矿的高明。
一个南北长约一公里，宽约百米左右的山沟，三面环山，东面不远有一个叫新桥的地方是个出口，形同口袋，袋底就是右派集中营，统称营房。营房两端用土墙把屋前广场三面围住，前面是一个总门，通向矿山工地，四周岗卫森严。
营房是一排很简陋的茅草屋，没有隔间，里面两排用树枝搭的大统铺，过道勉强容两人走过，每人睡觉的空间不到两尺，挤得满满的，夜间下床方便，再挤上铺就很困难。几百人一间的营房，几百人一个大统铺，空气和卫生条件可以想见。
这批右派们，经反右运动在单位批斗、羞辱，再送往壬辰占农场，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相互告密相残，生活又差，精神体力消耗殆尽。但那里是农业劳动，较分散自由，周围环境依然清风明月，碧水蓝天，谁也剥夺不了。
牛山是座人间地狱，完全军事化管理。上班、下班站队报数，列队行走，干活在露天，吃饭在露天，拉撒也在露天，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洗衣洗澡每天一两瓢水，身上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从天不亮上山干到摸黑下山，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夜里还要加班，工种只有三个，抬、装、破碎（砸矿石），每筐矿石或土均在一百公斤上下，就是自幼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吃不消。
人们在超强体力劳动下极度疲劳，渐渐失去思维能力，成为天天重复几个简单动作的机器，晚上收工，双腿早已没有知觉，像灌了铅水一样沉重，整个队伍如同一队木偶在缓缓移动，形同赶尸。
自从到壬辰占投入劳教后，右派们一改往日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形象，每人行头为之一变，外形上也要求脱胎换骨。到牛山后，以防止矿粉为由，要求人人必剃光头，“肤发受自父母”，中国人历来把自己身上一切都与父母祖先连在一起，动一发如辱侮先人，知识分子尤为如此。阶级斗争把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读书人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扯掉了。
我穿一件在社会上根本穿不出去的又旧、又脏、又破的蓝布棉袄，上面许多大洞小眼，露出一块块棉花，再沾些灰尘、草屑，腰间系一束稻草绳，大光头，满脸污垢，让人一看，不是万恶旧社会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就是新社会精神病患者，有些右派们对我这件破棉衣加草屑的行头还真有些羡慕，制作并不困难，只是他们放不下架子，我曾经受过一年多牢狱之灾，什么洋相不能出，也为发泄满腔疾愤。
每次队伍列队唱歌时，我就模彷苏联老大哥洋味嗓子，那是在农校唸书时唱《斯大林之歌》时学的，超常发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这好与“好”在发音上是分不出来的，只有我心里有数，当时最风行的就是这支歌，对我这付德行政府们也只能摇摇头。
工资标准下来了，政府说宽大给出路，每人每月十八元，扣去生活费还剩下三、四元零用钱，右派嘛，人民币当然不能用，到手的是半块豆腐干大小、颜色和手纸差不多的代金券，在大院门前小店里买些牙膏、牙刷、毛巾之类日用品。壬辰占的大块肉、大麻饼吃不到了，吃惯零嘴的人只有把牙膏随身带着，嘴馋时挤一点放嘴里嘬嘬，他们能老道、内行的说出什么牌子牙膏味道好，什么牌子牙膏味道不好。
每顿饭是右派们最关心的事，早晚按编制到伙房里抬饭，在营房门前大院内吃，中饭由伙房送到工地，每大组（三小组）约四、五十人一桶，每天由一人轮流分饭，机会均等，视饭的多少分别用大号缸、中号缸、小号缸分到每一个人。最后是用勺子，一勺半勺也要一人不漏，叫“饭尾子”。
盛稀饭的空饭桶也由人轮流享用，摊到谁他就弯下腰，半个身子钻进饭桶内，只有屁股露在桶外，仔细的用手把桶内付着物刮得干干净净，因饭桶大，收获颇丰，轮到谁刮饭桶可饱歺一顿，形同过节，人人都盼望这天。
饭就是右派的命，当局就利用这个“命”来抓革命、促生产，这招很绝，也非常有效，根据每个人劳动力大小和思想表现，把饭分为甲、乙、丙三等，完不成任务或表现不好，则由甲等饭降至乙等直至丙等，可以说是用右派的生命来兑现奖惩，致使无人不关注个人或小组的产量。
小组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待遇无任何特殊，干活要带头，完不成任务要挨斗挨揍。大组长也称小队长和更高一级头头中队长不参加劳动，他们的工种就是打人。 中队长是安庆地区某县公安局长，姓徐，身份也是右派，却是右派中的阎王，按汉奸 一词套用，应称右奸。他与他所看不惯人交流不用语言而用拳脚，除了他身边几个亲信的打手外，右派们很少没挨过他打，我也挨过。
一天放卫星，天不亮就开饭上工，正轮到我与另一个右派值班，我们拿根竹杠摸黑去伙房抬饭，人很多，依次站队等候，排到我们，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小心翼翼地把一大桶饭往回抬，刚走几步，一个人从背后赶来，对我拳打脚踢，我一时蒙了，杠子又不能离肩，万一饭桶倒了，那可是天大的祸。那个人边打边骂，一听是中队长：“你思想反动，破坏大跃进。”我略事解释，打得更狠：“你狡辯，你为什么要站队，为什么不力争上游。”边走边打边骂，一直打到营房门前广场放下饭桶为止。
这位前县公安局长打人谈不上先礼后兵，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叫人摸不到头脑。他非常遵循落后就要挨打的名言。只要他看不顺眼，或动作慢了，上去就是一顿。
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叫毕治安的池州人，身体好，老实肯干，原是右派里先进典型，经几天生病发烧，为响应政府号召争取宽大处理，早日与家人团聚，仍然天天坚持出工。一个病人当然不可能和好人一样干活，中队长看他不像平时卖力，不问情由，上去就给正在扒矿石的他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流血，叫他站好，大声对周围喊到：“我宣布，毕治安是坏蛋，中饭不给他吃。”
有一次找我茬子，那次妈妈去探监，人走后，中队长在工地叫我，说有人检举，你私自接见三次，凶神恶煞问我和妈妈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我说我只在营房门口接见一次就上工了，怎么可能从工地里跑到营房里接见三次呢？不信你问问组长。他把组长叫来一问，他证明我没有离开工地，前公安局长才无话可说。过后有人告诉我，凡家属探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中队长，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没送，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开始不揍我还了解一下情况？中队长开始对我还有点希望，结果落空了。
一天天过去，牛山每个右派人人如同一条老牛，病、饿、累，个个折磨得不成人形，人累到什么程度？抬框时，人家少装一铣土，少放一块矿石，半天都心生感激，就这样天天还要写思想汇报，检举揭发，不过那势头已不如壬辰占了。一是积极分子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再也不相信争取宽大处理等鬼话；二是每个右派连想几个词、动动笔写几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悄悄地等待死亡临近。
那时我最怕的就是放卫星，头天下半夜起床摸黑上山，第二天上半夜摸黑收工，少数积极分子根本就不下山，没日没夜的干，铁人也会拖垮。
我学会了破碎矿石，还记得操作口诀：打边、打拐，三锤不行翻过来。能把水牛大的矿石用大锤砸成碎块，每当吃力地举起大锤，就有一种全身骨胳压扁的感觉，大锤落下时猛烈震动虎口，心房有种异样的颤痛。碎石蹦到腿上，鲜血淋漓是常有的事，人们的手、脸在寒风烈日磨砺下与老树皮无异。
那一年我最惬意的事是一次收工的路上趁人不注意，我溜到不远处无人的小山沟里痛痛快快地泡了一个澡，静静的躺在流水里，心里想就这样慢慢溶解在水里，悄悄的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多好。
牛山是个活地狱，有两个恶鬼让我害怕、厌恶、鄙视，“右奸”县公安局长是一个，还有一个姓钱的政府（管教干事）处处与我与难，同样的事对我与对别人明显不同，一天雨太大，上不上工，厕所也去不了，大家就站在门口小便，我也在其中。钱政府是个热闹人，一天见不到右派们在哭、闹、斗、打就感到寂寞，来点阶级斗争打发日子，开口不离社会主义，也不知何处方音，“社”、“杀”不分，我内心称他为“杀会主义”。这下“杀会主义”把几个现行的小便犯逮了个正着，交待思想根源。别人承认是破坏爱国卫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一戴再写个检查也就算了。问到我，先是抵赖，不认帐，被人指证后，“杀会主义” 要我交待思想根源，初问，小便急了；再问，还是小便急了。钱政府火冒三丈，说我随地小便还坚持反动立场，把我一个人放在大雨里罚站，右派们则在屋檐下批斗发言。一个姓曹的青阳县小学教师无中生有揭发我说过：扛子上肩，眼泪落地。老师很会编词，“杀会主义”常把这几个字挂在嘴边对付我。姓曹的平时与我关系不错，关键时给我一手，这样的人太可怕了，无异于渣滓洞里的内线，从此我对周围戒心更高。
“杀会主义”恨我的原因我当然清楚：思想反动，不靠拢政府。至于点头哈腰，打小报告、告密，他更休想，从骨子里蔑视他，我想他也心知肚明。
劳动表现上政府们对我无话可说，始终保持不要表扬、不要批评的中庸之道，千万别小看这中庸之道，实为救命之道。
一些先进右派，自恃身强力壮，拼命劳动，体力严重超支，一日二日尚可，时间一长若再遇到这灾那病，肯定坚持不了，先进难保，眼看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与家人团聚的鬼话变成泡影，思想压力大，心力交瘁。另一些“落后右派”本来就体弱多病，心事重重，成为右派中相残的工具，经常挨斗、挨饿、挨揍，其下场与先进分子一样。这两种人离死期都不远了，而前类人死得更多。
另一类政府对我的表现却与“杀会主义”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不逃跑，不偷懒，不告密，省事放心。他们对无休止折磨右派感到厌倦，从他们平时对我不经意的眼神，我看得出结论：省心、放心、同情、理解。很可能就是基於这些原因，才不忍让我无辜死去，关键时刻拉我一把。
那年头打人成风，犯人打犯人，右派打右派，一般都有政府撑腰。社会上也是如此，上打下，强打弱，把对生命的摧残当成革命，当成乐趣，当成消遣。
和县籍右派外号叫小坎子家里来探监，他偷偷告诉我，老家村干部把几个饥饿难忍、小偷小摸的孩子，用铁丝把他们耳朵穿穿成一串，游街示众。大跃进年代，是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我还见过一次政府打政府，只见过一次，印象颇深。一位政府干事年届半百，还是我的老乡，能力不强，资力不浅，平时带几个老弱病残的右派干点后勤的轻活。那天他看管我们几个老弱病残右派搓草绳，右派以老病自居，干活很松散，动作慢吞吞的，老干事则坐在一边打盹。正巧矿区主任经过这里，看到这场面，太不像大跃进的样子，一下火冒三丈。本来想教训教训几个右派，一看那几个病殃殃的样子实在也下不了手，他发现在一旁打盹的干事，火更大了，一把封住干事的衣领，拎弄起来，一边斥责：“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老干事还没缓过神来，没头没脑的就挨了几下，他嘴里一边咕隆，一边用手招架，纯属防御，毫无反击之意。矿区主任施展一阵拳脚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老干事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不服气：“妈的，老子干革命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年届半百的小政府被比他小得多的大政府揍了一顿，而且是当着几个老弱病残资产阶级右派的面，那场面使我张嘴结舌，不好意思。
反右结束，集中到壬辰占的右派初来时还稍稍像个人样子，经过半年多的劳累、血吸虫病、湿漉漉的地铺、粗劣的伙食、告密相残，完全失去了人性的尊严，成为半人半鬼。到牛山后经“杀会主义”们的强化改造，“右奸”县公安局长们的兽性摧残，到1959年初这些右派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神态呆滞，一点人气也没有了。
夜里，几百个人的大通铺上鼾声、梦呓、惊叫、低泣、尿骚、屁臭、汗味，如同地狱叫人窒息。疲劳过度，内急懒得下床，又怕下床后再难挤得进来，在床上掏个小洞，尿在床下，有的甚至侧身你尿我身上，你尿我身上，半夜两个人就干了起来。
粗面馍是越来越小，饭是越来越少，粥越来越稀，食欲越来越大。临近中午，几乎所有右派眼神都盯着通向伙房的路，只要出现抬饭的身影，工地上一片欢呼，气氛远比开会喊万岁的口号要热烈得多。
一些胆大皮厚，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们，偷偷地到附近塘沟里摸小鱼、虾、贝壳、螺丝、水草，摸到手就塞进嘴里，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我也干过，随乡入俗嘛，也学会了随摸随吃的硬工夫，至今我还保留当年的野性，能把活蹦活跳的虾子送进嘴里，什么味？我可以负责的说：除一点鯹外，什么味没品出来就下肚了，猪八戒吃人生果，食而不知其味。饿极了，人类文明丧失了，味觉也丧失了，除了饿，什么也不知道。
全身湿漉漉的“坏右派”们被“杀会主义”从水圹里叫上来站在水边开批斗会，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捞水草吃，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反动思想作怪。每人按这个调子写份检查。
死亡一天天向我逼近，我却浑然不觉。
在壬辰占我就与贴身而卧的桐城人严宏初相识，他1953年凤阳农校毕业。我刚劳教头一天，他主动要和我睡在一起，交谈后，知道他许多同学都是我徽州的同事，彼此有亲切感。晚饭时，我分到一碗麦麸糊，吃了几口，实在咽不下去，正不知如何处理，他急猴猴的把碗伸过来：给我，给我。我怜悯同情地把麦麸糊倒到他的碗里，心里惨惨的。几天后，我就完全和他一样了。
这个精瘦的小伙子，天天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像我似的邋遢，依旧一股书生气，腹泻几日，政府讲人道地把他送去“住院”。几天后他妻子一个手拎了一篮东西，一手牵着几岁的儿子来看他。“杀会主义”说你丈夫住院去了，不接见。女人呆呆的站着，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一会母子凄然离去，我目送她出了大院，再也没见他丈夫“出院”回来。
我体力一天天消耗，骨瘦如柴，面色腊黄，原六十多公斤的体重下降不到五十公斤，走路时能听到肱关节骨头相磨咯咯响声，举起大锤破碎矿石，虎口震痛到在其次，周身骨骼有种压扁的感觉，内脏也随着拉动引发剧痛。
1959年夏末，我连尺把高的大统铺也爬不上去，只能捲缩着睡在过道地上，一任过往人从我身上跨来跨去，上厕所也走不动了，有时就在门口解决，没有人来干涉，更没有人说我破坏爱国卫生运动。江南天气闷热潮湿，我又好出汗，长期不洗澡，衣服时干时湿结成硬壳，虱子成堆，视力听觉糢糊了，对周围一切都失去了任何反应，什么也不去想，什么痛苦也没有，油耗干了，生命之灯就自然熄灭。
身边心爱之物只有一个小木盆，一日三顿全靠它盛饭盛菜，磁缸子口小，怕接饭撒到地上，那怕掉下几个饭粒，马上就有人从地上拾走，谁也舍不得。
学者们长期探索人类濒临死亡前一刻的感受，资料颇多，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首先它是通过调查死而复生的人回忆，真正死人一去不返，谁也提供不了死前的感受。现在资料大致分成光明派与黑暗派，有的过来人说死前光华耀眼，花雨缤纷，天国在招手，美极了；有的说死前在一个无尽头的黑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阴森可怖。对于寿终正寝的人来说我想大体是对的，非正常死亡，五花八门，突然间就失去了生命，来不及感受就一命呜呼了。
我“死”过两次，十岁时在小学附近长塘里玩水，还不会游泳，被一个小伙伴推到深水里，眼前一片淡黄的水色，脚手不得要领的乱划，心里清楚，我很快就会淹死了，没有痛苦的感觉，只思念家中亲人，心中悲戚：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当时如现场录像，会有悲伤的表情或者流泪……很快就被救起了。
牛山濒临死亡则什么感觉也没有，丝抽完了，油耗尽了，生死已没有界限了，如果有人把我掐死，我不知道恨他；有人把我救活，我也不知道感谢他。
一天下午，秋阳将落，我吃力的把一车土推到土堆边倒完，慢慢地拉着空车往工作面走去，再拉第二趟。途经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政府李干事轻轻叫住我，我扶着车把，和他站在路边，他和蔼的问我：“你害怕吗？”我迷糊了：我怕什么？他平静的说：“死了那么多人，你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所措，无声呆站着，稍停，他低声安慰我：“你放心，有我在，就不会让你死。”他当然看到太多的右派死亡，死字从他嘴里吐出来，如平常小事，我仍不知道李干事说的是何意：有他在我就不会死？几天后，我才知道，他心里正筹划一个决定我生存还是死亡的救命行动。
晚上我慢慢捉摸：本来挤得满满的大统铺上空出了许多位子；开饭时装得满满的饭桶如今也只有半截；平日劳动中几位如运动健将的青年右派生龙活虎的身影不见了；对思想反动、劳动消极的“坏右派”的批斗也多时不搞了。身边严宏初住院我是知道的，别的人哪里去了？小队长、中队长们也不像以前凶神恶煞，使拳弄脚了。
右派们气息丝丝、毫无人形，也打不上手了，而且这些右奸们自己身体也垮了。
我心中自语：死了人，死了人，我也是死人了。千古艰难唯一死，在牛山上的死是不会有痛苦的，他们早已失去尊严、失去健康、失去思维，他们行动迟缓、神态呆滞、感觉麻木，连行尸走肉也算不上了。
“有我在，就不会让你死”。当时我对他没有谢意，什么死、活，生命对我已都毫无感觉，比鸿毛还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句话的份量在我心中与日俱增，它又给了我五十多年生命！你我非亲非故，从壬辰占到牛山一年多的时间你，你我身份不同，天天相见，面对苦役、凌辱、相残、饥饿、疾病等生死磨练，彼此都有了共同信念：在全民族的大灾大难面前都要象一条汉子！
山东好汉李元保，如今你在哪里！
1959年国庆前两日，一纸调令，我离开了牛山铁矿，调到西北方向约十公里的鸡冠山铁矿搞技术革新，脱离了魔窟，走出了鬼门关。
把一个右派单独调动是极其罕见的，这比日后购买奖券中头奖概率还低，何况我无一技之长，面黄肌瘦，羸弱不堪，思想反动。
我拿了一个小行李卷，走一步肱骨咯吱一声，慢慢走出了右派营房大院，左拐，再左拐，沿墙从营房背面一侧向西走去，前面是一个小山坡，小树杂草丛生。
在牛山右派集中营里关了整整一年，早晚进出大院，上工下工，别的什么地方也没去过。一墙之隔的屋后也不知道什么样子，几百人住一排大号子墙上也不开窗户，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逃跑。
离开营房不足几十米，有一小段较平的上坡路，发现左侧乱草丛中插了一片片的竹牌，高不过二尺，宽不过二寸，上面有字，停步定眼一看，每个竹牌上面写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沈兴旺、彭子周、严宏初、汪涛……煞时天旋地转，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周身剧烈的颤抖，站立难稳，泪如泉湧：住院的右派原来全埋在这里，离我们大统铺只有一墙之隔，屋里死，隔墙埋，尸臭可闻，谎称住院，这太残酷了！
站了多久，我不知道。
竹牌下埋葬的右派，他们无人不比我强，思想进步，靠拢政府，积极改造，劳动卖力，天天沉浸在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人民怀抱的憧憬中，在对自由迫切渴望中超强度劳动，很快的消耗了年轻的生命。
对政府充满信任和希望的人埋在这里，而从不抱任何幻想的我却依然活着，老天爷，这太不公平了。
所有右派都应该活下来，活得比我更好。
我从悲怆中醒来，回望牛山，告诉自已：我，不会死了。
二十年后右派改正，我第一感觉不是为自己庆幸，而是觉得死去的右派们太亏了，太惨了。他们死因很多，蒙冤、受辱、思亲、劳累、饥饿、疾病……我看最惨的莫过於被骗。
当年多少江南鬼，笑我无非世上人。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