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

为了不荒废学业,我考虑了一下自己今后就业的选择,只有教育工作最为适宜,既赚了工资又增进了学识。那时舅父在新干县国民党党部任干事,经他的介绍,县教育科派我到荷浦二中小任教员,这是1943年的春天,二中小的校址在荷浦新余寺,教职员工只有五人,学生也不过百名左右。小学读书时和我同班的同学阮中风也在其中任教,人生地不熟,课程分配以后,我担任五六年级的算术和低年级的语文老师。初为人师,总怕教得不好误了别人子弟的前程,工作十分认真,坚持抽闲自学,每天日出即起,洗漱之后先到野外去温习功课,睡前必须改好学生的作业和做好日记。日记的内容有三:1、记当日的大事;2、记读书的心得;3、检查当天生活上的优缺点。这样,坚持到底,从不苟且半分。

学校的校舍原来是一问寺院改用的,建筑十分古老,但有着不少前人遗下的古迹,大厅的左侧竖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胆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接报君仇,斩除元恶还车驾,不用登坛万户侯” 二十八个大字,笔迹苍劲有力,据说是岳飞在这里练兵亲手撰写的,离校一箭之地,还有他的阅兵台和跑马道等遗迹。

这里距我家约十五华里,来往中间最大的障碍就是赣江,每当洪水瀑发之时,去白马过渡很不方便,船主往往高价收费,有时一天只开一两次,甚至一次也不开,故意为难来往过渡之人。有一次,礼拜天回家,我坐在河畔等候了大半天,直到黄昏时刻,连驾船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结果扫兴而归,人称乌江渡,似乎名符其实。

新余寺环境倒还可以,只是同事间缺少联系,缺乏情感, 大都疲于奔走生活,先利而后义。因此,相互之间。你我分明, 淡淡而也,我离开这里以后,几乎失去联系。

暑期中,县里调集小学教师受训,共计两百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集训地址在新干县中学之内。四十天的学习结束以后,我考试名列第二,那时县训所的教导员刘国雄,他兼任三 青团的筹备员,认为我成绩优良,便吸收我加入三青团为团员,这次学习临近结束之时,闹了一次反贪风潮,揪打了当时主持集训工作的教育长匡式朱,因为他对我们的膳食收支帐目,许多地方不符,可是这次风潮的结果,为首的几个学员,反受一年多的监禁,真是暗无天日。

九月开学前,我被调任板埠乡小学教师,校址设在城头村,老师 大部分是老同学。课余之时,或切磋学业,或相互谈笑,真是乐何如也。并借来岳父一支烂托七九步枪,有闲时常到校旁溪里打鱼,枪因久经潮湿,枪膛腐锈,凹凸不平,退弹壳,须用竿冲,但用于打鱼,倒也不差,每次至少可得鲜鱼一二斤, 有时上十斤。既改善了生活,又练习了射击能力。学期将要结束之时,因为 和校长意见分歧,激发我复学的思想,于是向他辞退,可是没有得到父亲的承诺,幻想终成泡影。

1944年春天,闲居家中,思想混乱,心情无聊,大约三 四月间新干三青团独设机构,须要扩大组织,增添职员。刘国雄任我为录事。我到职不久,便感到很不自在,这项工作,专门腾写公文,绘制表格,十分机械,同时这个机构,纯粹以宣传为主,靠口 舌吃饭,往往夸夸其谈,不讲实际,对上弄虚作假,对下欺压哄骗,这和我的本性大相违背,而且刘国雄又是个官架十足的政客,因此我干了七个月便坚决辞退,该年农历十一月离开这里,重操粉笔生涯。

这里办公和县党部同在一个屋里,党部有一个青年干事,名叫洪思沂,高中毕业,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我每次到室外温读功课时,却总是十有八九碰上了他,也是如此不倦地学习,因此暗计此人此地不是久留之处,私心爱慕,不久,果然高飞了,那时,我真有望尘莫及之感,曾一度听说他在上海,如今不知如何?

1945年春天,我任深江小学教师,这里的校长谢克强,是我在新干小学念书时的老师,其余的教师,有的是同学,有的是本乡的老前辈,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学校里办了一个晨钟周刊,以互相研究学业为宗旨,我很感兴趣,每逢出刊,我总要投上一二篇文稿,渐渐成了办刊的风云人物。是年五月,日寇一股试图打通长沙至广州的通道,把我国切成两块,经我军大力阻击后,窜入我省,大有经过吉安沿赣江而下途径我县的趋势,学校提前放假疏散,我家避难于深源。不久,敌人果然经过我县我乡,直奔丰城。所到之处,奸淫掳杀、放火烧屋,无所不为。避难回家,到处狼籍不堪,禽畜死尸遍地,腥臭难闻,屋内家具不是少抽屉就是缺门壁,一片悲惨的景象。正在悲愤未了,寇迹尤存的时候,忽然传来原子弹炸毁广岛长崎,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简直是意外的喜讯,令人兴奋不已,一时举国欢腾,奔走相贺,全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太平的日子总算到了,祖国大地,每一个角落,无不张灯挂彩,以示庆贺,这年九月,树群生女儿庚云。

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国共两党,矛盾日渐尖锐,但为了共同对敌,两方各自克制,基本保持一致对日,等到胜利接收敌人的武器和物资之时,便你争我夺,矛盾日趋表面化,终至兵戎相见,全国一片混乱。国民党为了缓和民主的呼声,宣布实行宪政。于是,各项选举接踵而至,如国大代表、县议员、乡代表等等选举,各党各派为了争夺权利,有时互相诋毁,有时相互勾结,弄得党内有党派中分派风气败坏,人心动荡,国民政府渐次失去了人心。深江乡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凰山和路溪两个村庄,一向有氏族之争,互不认输,随着选举之频来,路溪组织了一个协友会,扩张他的势力,拱拥着堂兄舞民(义才)做会长,谢克强是王山人,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快速地把深江小学作为基础,将晨钟周刊改为桃友,一些教师也就转化为桃友会会员了,每逢各项选举之时,两派争得轰轰烈烈,这时我真处于两难之地,桃友会会长是当年的老师,又是现在的上司,协友会会长是我的堂兄,夹于两派之间,我将如何是好?经过再三考虑,自愧过去两年三换工作单位,虽然原因很多,但关键还在自己,初出茅庐社会经验不足,不能不提醒自己注意。因此我只有抱着少露头角,适中而止的姿态去对待当时的现实,以跨越这两难的困境,而专心致力于学习和业务上的进取。因此,在深江小学任教几年,读书、写字、日记、练寸楷三件事,坚持到底,以防堕落,希望为日后事业奠好基础,当时很多人称赞我少年老成。但在那时社会日趋腐朽浮华的年代里,我也有时经不起环境的侵蚀,进过赌博之场,然而毕竟是短暂的,且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及时退出现场,不为腐朽的恶 习所困惑。

1948年冬天,国共两党混战不休,在民意的指责下,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这年农历十二月月底,树群生一男孩, 取名和儿。和儿生后,我确实私心喜悦,因为此后父母有了孙儿,树群已是有儿有女的母亲了。他们的精神都有了依托,我可以脱离家乡,为自己的事业而尽情奋斗。国共和谈,终于破裂,内战日益加剧,本来我可以摆脱干扰,认清是非,从混乱中找出路,可是我见识浅陋、看不清形势的趋向,顾虑重重,没有勇气,反而以社会动荡为借口,安于现状,固守家园,充分表示庸懦者的姿态,以致日后步入绝境。国民党从锦州和济南败退以后,人心惶恐,军心涣散。共产党长驱直入,渡黄河、过长江,解放川康云贵,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不击自溃,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把蒋介石追到台湾去了,国民党当时可谓兵多将广,武器先进,为何如此惨败,败在丧失人心。

1949年初夏,我县解放,全家由大溪塘边村避乱初归,不久我乡就驻守了解放军,我暗中仔细观察他们的军纪,确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国民党的军队,清浊分明,使我一向对共产党怀疑恐怯的思想逐渐消失,随后共产党从军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充任地方行政人员,区政府的工作队,百分之百是东北华北两地的人,他们不懂本地的方言,工作很多不便,来到我村和我交谈以后,认为我的语言容易听懂。此后,常来和我攀谈,从而了解我是深江小学的教师,便几次催我去学校里开学,因为经济困难,原有的老师大都不愿再干,只有我和邹执中接受了区里的邀请,经过对学生家庭访问,对家长阐明政 的政策以后,很多人还是放心不下,抱着观望的态度,到校的学生,只有原有的十分之七。

解放初期,政府政治无基础,经费无着落,要想短时间复课,谈何容易。最后,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利用过去开办同化小学的田产收入作为学校的经费。此时邹执中管理经费,他混水摸鱼,从中贪污不少,经区政府逮捕以后,在三湖渡赣江时跳河自杀,这对深江小学而言,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了。那时,县里派来谢梦诗来补充,我便和他苦苦地坚持,直到年终放假之时。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解放以后,我的思想和空余时间全力运用于新文化新知识的学习上去了,许多理论问题上的疑难,找不到适 当的答案,使人思想紊乱,以前满腔锐气订下来的自学规约,在此新旧必分的大改革潮流中,似乎已经无暇实现了。

这年十月间,农村阶级划分基本定案,我家和众堂兄全部划为地主,从此家中不得安宁,这时森林和父亲因为分摊公粮发生矛盾,有些人便乘机挑拨,怂恿森林去斗倒父亲以后,便可减低他本人的阶级,于是他便凭着一时感情的冲动,只顾自己的利益,忘掉一切后果,捏造是非,诬陷父亲,手提铜锣,一面敲一面喊道:父亲是大地主,分家时,大秤称银,小秤称金,斗量光洋,他自己是依靠父亲受苦受难的孤儿,这样走遍整个农会所辖之地和深江街,弄得满城风雨,后来在土改运动中,群众以此作为口拾,以致父亲成为众矢之的,全家遭受不白之冤,如此丧尽天良之人,实在少见。后来,他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可是木已成舟,事到如此无法挽回,现在他已经死去,子孙是无辜的,大家同是尽臣公的子孙后代,必须友好相待,千万不可仇恨和敌视,造成仇恨相报,那就违背了我的心意。

1950年元月,专区举办小学教师集训六个月,新干县调训了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学习地址,在棒树市棒树中学之内。 这次调训学员的目的,不是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而是改变教师的思想意识,推翻旧礼教,否定过去的一切,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旧的社会、旧礼教、旧政府身上。在学习土地改革的诉苦大会上,有一个学员泪流满面地叙说他母亲引诱奸夫的作为,是受了旧社会的影响所造成的,当时我听了,真有点不是滋味。这时我的思想极为 混乱,苦恼万分,许多事情是非难分,模棱两可之间,在坦白认罪的学习场上,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往往用高度的原则来批判自己,承认错误,唯恐别人在会上穷追思想,弄得难堪。回忆那时,真是经不起世面,表现得太幼稚了。也许在土改中,他们以 此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学习结束前,主持学习班的石部长作结束报告时说:“东北土地改革的时候,地主都关在仓里。” 同时摇头晃脑,以示悲惨,继而又说:“现在我们是和平土改,当然与那时不同,只会没收地主阶级的多余土地和财产。” 那时,家麟兄也在棒树中学任语文教师,经常抑郁不欢的表情,我估计他那时的处境,也在困难之中,据说他在土地改革中,以叛党罪,枪杀于棒树市。

六月棒树学习结束归来,再入县办暑假教师学习班再次学习,约二十多天后,新干学习结束,由县教育科再次分配工作,论教学经验和能力,当时一般人都猜测,深江小学的校长必属于我。可是结果由荷浦派来周仁德来充当。这时我自己也出乎意料之外,而不知,此时已伏下清洗我的危机了,事后我分析这种结果的由来,一是地主家庭出身,二是社会关系复杂,一些亲戚兄弟都是地主,思想因此日夜不安。

八月回家,眼见父被那些减租减息的人闹得头晕脑胀,睡在卧室的睡椅里唉声叹气,形容憔悴。弟弟怕受打击,久出不敢回家,一片凄凉的景象,使人心中十分难受。我只得小心翼翼地,以十分了解政策的模样给他解释说:“我家有两个自由职业者( 我和济邦都是教师)不应该划为地主,这事以后政府一定会纠正的,即使确定是地主阶级,土改时也不过没收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怕会饿死不成。” 父亲听了我的话,似乎我在说谎,毫无反应,与此同时,岳父家里更是一团糟,酒店被迫关闭,岳父拘逮入狱,曾经给我借来的那支烂托步枪,又没缴交归案,太阳兄几次催我设法找回上交,以免政府紧逼,那时,我为了这支枪的失踪,真如热锅中的蚂蚁,日夜不安,正在无法可想之时,我村十根仔,交还我一支没有木托的七九步枪,缓解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日寇过境的时候,我向岳父借来的烂托步枪,事先藏好在家里隐蔽的地方,父亲恐怕万一敌人发现了,会惹祸上身,便把它丢在溪水里,谁知几经山 洪之后, 枪身埋入泥土之中。避寇归来,三翻五次总找不到枪影,谁知此时十根仔去溪里摸鱼发现了,并且把它带回家中去了,但木托已全部腐蚀,好像一块枪形的废铁,当时他眼见政府推缴厉害,好心归还给我,虽然消 除了眼下的痛苦,可是为了这支枪,在土改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不知受过了多少折磨。

大约农历十月初,我校停止上课,全校教师整天替区政府做这做那,当时我心中十分迷惑,认为一个教育场所,为什么丢掉孩子的教导工作不做,去干那些与教育无关的勾当,殊不知那时的情况,一切都要为了土改而服务,这说明自己的思想认识没有跟上形势,最终为时代的落伍者,这时妹妹和亮文快要结婚,我抽闲回家住了一晚,本来是喜气洋洋的时节,可是父母双双愁眉苦脸,因为政府征粮过多,每餐只能喝上稀饭,因此妹妹的礼金也折成稻谷,暂时寄放他家,以备明年青苗不接的时候用来充饥,处处表现得凄凉惨淡的景气,我只得向父亲再谈政府是英明的,我家的阶级错划了,以后一定会改正的,企图安定他的心情,万万没有想到,从那次以后,我永远见不到我的父亲了。

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午夜,寒风刺骨,霜冻似雪,全县地主家庭全部封闭,所有的家具财产一概冻结,家庭成员的生活,仅留少量食米,指定地方暂住,听候发落,还没封门的前两天,地富阶级的户主便部分绑赴区里关押,并反手而吊,间或泼浇冷水,我的宿舍,同区里仅隔一墙,悲嚎惨叫之声频频传来,听说父亲也在关押之中,能不让人心碎,整天处于惶惶恐恐之中。

封门后第二天,树群来校一次,她对我说:“目前只有她准许自由行动,衣物属于她的,暂时保持原状。” 又过两日,传闻不论男女除小孩以外全部关在农会,个个吊打火灼、追缴财产,并有父亲死在农会之说,心如刀割,又不敢任意回家探听。又过两天,区里的苑政委找到我说:“你老婆死了,你知道吗?群众几次要求提你到农会里去做交待,区里没有答应,你要好好站稳立场 ,努力工作,才会有保障。” 父亲的事他一句没提,当时我过于激动,竟掩面哭不成声,请求他准许我将和儿带来,他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终于应允了。第二天,细个仔抱着和儿来了,站在学校厨房门口等候的我,心急如焚,孩子还在几百米外,便抢步向前迎接,只见他小小的脸孔,到处漆黑、红薯胶粘满胸前,两眼呆呆地望着我,年仅两岁的孩子也落得如此下场,心中犹如刀割,我抱着他坐在七里域中的田坎上痛哭一场。

这时,我每天必须外出协助区里征收公粮,孩子只得任他单独在校,此时我悲惨的处境,用语言实在说不清楚,树群和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和弟弟下落不明,女儿、侄儿流亡在外, 最大的仅六岁,小的不过周岁,饱受风霜饥饿之苦,这一切,只要一静下来心里酸痛如割,泪珠滚滚而下,白天不思饮食,晚上愁苦失眠,身体日渐消瘦,每天还要强作欢容,支撑着沉重的躯体,去完成区里给予的工作。

大约三四天后,县里来了一个一只眼睛的毕部长,叫我去区里讲话,我走到区办公室,那个部长便不问情由,首先打我两个耳掌,声色惧厉地说:“你赶快回去交清一切财产,否则便没好下场。” 站在身旁的几个农村干部,将要动手捆绑我的时候,那独眼部长做了一个手势说:“让他就这样去吧。”

走到黎溪农会门前,举眼便看见一只杉木悬空横卧,上面套着十几只绳索,那些农会干部,叫我站在刑架之下说:“你是你父亲的长子,你家的财产藏在何处,你应该知道,老实地报来,不然就要动刑。” 天呀!这叫我如何说呢,我只能将家里近年来的经济情况告诉他们说:“我家本来是一个破落户,家中生活以土地出租为来源,早些时期,除了我兄弟两念书的费用以外,已无盈余,哪里还有金银财宝,抗战胜利以后,虽然稍微有点节余,已全部贷给别人,解放前夕,国民党纸币贬位,几个月内化为乌有。” 众干部哪里肯听,大声说:“你家兄弟说你父亲分家的时候,大秤称银子,小秤称金子,斗量银元, 这不是事实吗?太顽固了。” 于是脱去我的衣服,光着赤膊,反手悬吊在横卧的杉木上,向我要金要银,逼打承招,约到中午时分,眼见我承受不住了,从绳索上解下我来,原来的衣服被他们拿去了,另外给我换一套女式的破棉衣穿上,然后把我关进谷仓里,母亲看见了我,万分悲痛地说:“儿啊,父母连累了你。” 随后不久,两个干部将母亲抬出仓去,她这时已是气息奄奄了!临走的时候,叫我将她衣袋里仅有的一粒消炎片送给他的口中,我哭着说不出话来,只有心中默默地祝她老天保佑,早日恢复健康。

谷仓里关着义才夫妇、人俊(茂才)夫妇、凤才夫妇、阔天夫妇、森林夫妇、济邦夫妇和我共计十三人,另外别村还有几个,晚上济邦睡在我的身边,细细地对我说:“父亲因为长期地反复承受重刑和日日夜夜饥寒的催残,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强迫他坐在大木椅上,将木椅连人捆好,而后把他反手悬空而串,结果死于刑架之上,死后脱去他的衣服,裸体抛于下洲荒野之中。” 我听了他的话,悲愤不已,整整的一夜没有合上眼睛。

自此之后,我关在农会的仓里,大约一百天左右,前几十天,每天必受三次以上的酷刑,或脱光衣服,冷得皮肉青红发紫,或是跪在瓦片中,由他们随意敲打,或是赤膊反手悬吊,燃烧香火,一簇一簇向我身上烧灼,最后,还卑鄙无耻的灌入粪便,这些历史罕见的酷刑,我最少经过了百次以上,手腕被绳索捆烂、胸前火灼成疮,留在我身上的痕迹至今几十年,还清清楚楚可以看见。

春节将要快到的时候,他们在我的身上没有捞到多大的好处,便使出一套欺骗的手段对我说:“你能借来一千斤稻谷可以放你回去。” 那时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在他们的 监守下,我走到乳母家里,他看见我的那股狼狈的情况,替我全村奔走救援,结果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揍到几百斤。计:湾里四女仔两桶(每桶约谷二十斤)、乳母谷两桶、聚才一桶、亮才一桶、储才一桶、巨干一桶、春干半桶、文才一桶,这些稻谷,至今还没有付还,他们虽然表示:这点小事,不必计较,但毕竟是一笔人情债,另外还有十根仔一桶、杏干一桶、长根一桶、五根仔一桶,这些我在1958年以前还了, 除此之外,亮文大约也支援了一百多斤,现在我特别提出来,希望子孙们知道人家的好处。这些稻谷农会收了以后,他们不但不履行承诺,继续将我关押,而且变本加厉地对我施用一切苦刑:五一年春节以后,他们采用饿肚子的刑法来催残我的身体,每日给饭两餐,或者一餐,有时一餐也不给,还得日夜两手反在背后,用铁铐锁着,那时,我不但饥饿难受,两手和两肩交接的关节处,肿胀得如同盖上了一只包子,酸痛犹如刀割。这时,我真想找个自尽的机会,结束这苦难无期的命运,可是又想到父亲的后事没有安排,儿女幼小谁来照顾,却又咬紧牙根重振精神,抛弃了自杀的念头。

这次我由学校里提来农会的经过,有人是这样说的:“少数有权威的农会干部,千方百计想把我拉下马来,以消除他们后顾之忧 ,几次要求区里来捉我,但区政府没有批准,便用当时群众文化低好欺骗的机会,秘密写好一份报告,在群众面前假说,想要分得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的人,便到报告上签名或盖指印,群众为了个人的利益,又不认识字,便按上自己的手印,谁知那个报告,就是提斗我的报告,区里接到报告,看到很多人盖了印,证明了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根据当时放发动群众的政策,就这样地决定了我的命运。”

1951年2月初,关在农会里的人,大部分放回了,只有我和舞民、茂才、 阔天四人转关到区里关饵,这里监小人多,日间只可屈膝而坐,晚上席地而眠,虱子犹如蚂蚁,随手可以捉到,被押的人,全区各个农会都有,有的回家没过几天重新又来,从这来往频繁的人流中,探听到母亲已经惨死,树群自杀没有成功,逃在外面,已被捉回,目前在参加生产。我在那时,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母亲又遭毒手,喜的是树群还活着,两个孩子总算有依靠。

不久岳父从干监狱解来,在牢房中再得一见,悲惨相遇,泪眼模糊,狱中黑暗如漆,几乎看不清面容,他自料此次决难生还,苦苦地嘱咐我要照顾长根,临危托孤,他的苦衷不言可知。没过几天,岳父果然从狱中押回遭到枪杀。

在深江监狱中关押几个月,举眼全是要好的熟人,如今已成敌我,令人无地自容,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万条乱绪涌上心头。大约五月间,我由深江转解到新干北门的一所楼房里,初到的时候,仔细看看四周环境,这里似乎不是关人的牢房,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心中迷惑不解,有几个人,早来一步,呆呆地坐在那里,中午时分,陆续来了八九十人,经领导人开过会以后,才知道今天这里成立县劳改队。

劳改队,是一个劳动改造罪犯的地方,交给你劳动的任务,非得完成不可。否则,挨打挨骂,我那时年纪虽然不过二十岁,可是 一向体弱多病,同时又很少经历体力劳动,现在一旦投入这高强度的劳役中,痛苦不言可知,但是在这前无去路,后有虎狼的情况下,只有拼死支撑下去,手心起了茧,肩上破了皮,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开荒烧炭,肩挑手提,渐渐习以为常,劳动力高于他人。这里白天劳动,晚上或雨雪天气,便学习讨论,过去我在政府工作了两年,这些勾当比别人要经历得多,因此常常得到表扬,在那里劳改,家庭环境比较好的人,家属常来送这送那,虽然不准随便见面讲话,但需用的东西,可以适时供给。我呢?家里闹得这么惨,树群哪有能力来照顾我,以致衣不蔽体,常常赤膊劳动。1952年9月间,在水么开荒,附近有一座庙宇,里面许多高大的菩萨,全都穿上红色的棉袍,这时一个领队的洪队长命令我爬上殿去,将这些菩萨身上穿的棉袍全部脱下,经他一件件地看了一翻以后,笑着说:“给你吧!” 可惜那些棉袍,件件前长后短,我全部把外边不拆开,镶配成一个床垫,为了抵寒,为了度过这个难关,我没有顾这顾那,从此,它便成了我晚上的伴侣 ,领导眼见我真的没穿着,没过多久,又给我几件旧衣服和一床旧棉絮,同在劳改的人都说:“这是监狱中死后的人脱下来的衣物。” 或者确实如此,但是人到此时,为了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树群对我说:“他也曾经两次来到劳改队,第一次,他没有能力带来任何给我需要的物品,坐在我们每次劳动往返的路旁,贪图一见,谁知等到午后,不见人影,只得闷闷而归,不料气候一时突变,大风大雨,盖地而来,慌忙躲在一个破亭里,亭小风大,吹得雨点在亭中南进北出,全身湿透,直到傍晚,雨止天睛 ,那时再想回家,非到半夜不可,但是黑夜行动,按当时的规定,又是非法行动,幸好同在亭里的一个躲雨的妇女,她是附近的神头人,很同情我的遭遇,同意随她去家里借住一晚,两人走到神头村前,刚好碰上远房侄女欠妹子,她坚决要我到她家里去住,态度诚恳,招待殷切,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第二次,是我在水么劳动的时候,目的也是想来见一次面,这次揍来了一些破旧的衣物,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心可谓良苦,结果又没见到。我在新干劳改队期间,整整一年零八个月(1951 年5月至1953后1月),最初住在新干北门劳动,以后到过岳庙、水么、石陕头、庙前等地方,以烧木炭、开荒为主,劳动的地点经常调动,没有固定的地方。1952年11月间,是所谓镇反高潮的时候,当时由新干县牢房里提解十二个深江籍的地主,去深江批斗,临行的这一天,队长叫我和庄里的李其龙同去,事前队长对我两个解释说:“到时你们别慌,你们是陪行的。”斗争场在深江小学(现在中学),我们走到会场时,礼堂中已挤满了人,那十二个人另外跪在一排,我和其龙站在一边,有一个腊病,个子不高,他在大会上提着我的名字说:“他在解放前,下乡办事,专吃母鸡,不吃公鸡。” 这个家伙,根本不了解情况,他估计我是个行政人员,一定会经常下乡的。哪里知道我任何时候,都没有下乡吃过群众的饭,真是信口雌黄,瞎说一场,叫人啼笑皆非。这次新干解来的十二个人,全部枪决了,堂兄舞民也是其中之一,我和其龙同那个队长,于当天午前散会后,仍回劳改队,在路上只听得枪声砰砰”作响,心中不禁悲感交集,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收场?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